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陕西咸阳茂苑小区一期汉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咸阳茂苑小区一期范围内发掘汉代墓葬百余座。其中M1、M9和M49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年代从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随葬有陶器、漆器、铜牌饰、石祖及幼布三百、差布五百等王莽货币,推测墓主为居住于茂陵邑南部郊区的普通民众。这为探索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关中地区墓葬形制、丧葬习俗提供了新材料。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论秦汉辽西并海交通

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秦汉辽西交通设施的完善获得了更好的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并海交通道路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辽西交通的显著影响,表现于"大水,傍海道不通"。分析这一情形,也会联系到对海侵的历史记忆。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战国至西汉第二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通过考察文献认为:战国时期的第二人称代词没有数的分别;秦至汉初时的"若"、"女(汝)"没有数的区别,"而"、"乃"则只能指称单数;西汉中晚期第二人称代词"乃"只有2例(表单数),不足以说明其称数功能,其他人称代词都不存在数的分别,但表示单数的用例占绝大部分。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再探

西汉前期孝文帝二年的策问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策问文,到孝文帝十五年第二次策试,汉武帝即位以后,继承了孝文帝的做法,在建元元年举行了策试,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对策中脱颖而出。西汉后期的昭、宣、元、成、哀、平几个帝王时期,策试选官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化措施。除了策试中的策问和对策外,汉代还有射策的考试方式,它也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代的策问大多是统治者对于天诫的恐惧和政策调整,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在汉代是一种主流思想。无论是对策还是射策,确实选拔出了相当多的人才,而以儒家经典作为答策的标准,则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深入民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规定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黄老无为”视野下汉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西汉初期,各政治集团的领土主权意识比之秦代均有了显著提升,这也成为边疆思想成熟化、体系化的理论基础。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就治边之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建构起庞大多元的边疆经略体系。汉初的边疆思想,以对疆土资源战略意义的清晰认知为前提,以"过秦"复古为主要特征,运用多元化的方法举措,在"黄老无为"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安宁和平,为西汉中期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提供了缓冲界域和强大动因。

汉文化与西部时代——立足于《史记》的考察

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周秦汉唐是以千里蜀道为轴心的西部时代;宋元明清是以万里大运河为轴心的东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于西部,《史记》全面阐述了文明的西部起源论。中华文化兴盛于天府,司马迁将秦汉王朝崛起强盛视为秦蜀天府之国经济文化繁荣的结果。大汉盛世奠基于西部,辉煌灿烂的汉武帝时代是以西部为大舞台走向世界的,汉代奏响了中华文明由西部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黄钟大吕。龙马精神形成于西部,开拓进取、恢宏大气的大汉雄风是以马文化为标志的,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马踏飞燕"铜奔马就是汉代龙马精神的形象写照。

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略论

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汉朝和西域的经贸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规模。两汉时期,生活在汉长安城的域外民族人数以万计。通过使节、西域商人、进献贡品等方式,大量西域物产传入中原大地。不仅如此,西域的艺术和风土人情等也日渐东进,融入中原文化。对此,《史记》《汉书》等史籍均有记载。同时,中原汉文化也传播到古代西域各国,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沿线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西汉前期避皇帝之名并不严格

中国古代从西周始实行一种回避君主、尊长之名的制度。秦朝建立皇帝制度后,此制度形成定制。此后,逐渐完善到严格、严厉化。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史家便以是或否避讳某代君主名作为判定地下发掘带字实物所属时代的极重要因素,如对秦国、秦朝、西汉初、前期物品的断定。其实,诸多考古资料证明秦国到西汉前期避君主名并不严格,因此,不应该以是与否回避某君主之名,作为判定某地下发掘实物是与不是哪时代物品的标志。

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

先秦、西汉商业发展探微

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简单的商业经济,商代使用货币、商人进行长途贩运,春秋时期已有专门的交易场所———市,战国时期征收工商税,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理论上形成了“重本抑末”、“农末俱利”的不同观点,商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商品矛盾初步显露。

汉唐西域葡萄栽培与葡萄酒文化

葡萄及葡萄酒从汉代起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中国。西域是汉唐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缓冲区和中转站。葡萄栽培及葡萄酒文化是西域在该时期的显著特色之一。综合利用传世文献、出土资料和文物遗迹等材料,对汉唐西域地区的葡萄栽培和葡萄酒文化作一个相对全面系统的考察。由汉至唐,西域葡萄种植业持续而稳定地向前发展,葡萄酒酿造及其文化也繁荣昌盛,并且都对中原内地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唐西域葡萄栽培规模与其葡萄酒文化发展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古代名方看消渴病的历史演变

对古代文献中治疗消渴病的名方进行归纳整理,研究消渴病的治疗在先秦、两汉、唐宋、金元、明清时期的历史演变,论述古代各时期著名医家治疗消渴病的主要思想及其对现代中医治疗消渴病的影响,为中医对消渴病研究提供思路。

后南越国时期两汉岭南与中原王朝关系论略

南越国对岭南近一个世纪的开发,使其在灭亡后的一段时期内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甚至影响到中原王朝对岭南的经略方针。因此,以南越国为界,两汉时期的岭南可划分为南越国时期和后南越国时期。后南越国时期内,岭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武帝时期的征服和经营;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的开发与管理以及士燮家族时期的特殊形势。

略论西汉星云纹镜

星云纹镜是西汉常见的镜种之一,从其出土情况来看,星云纹镜出现年代当在汉武帝初年前后,流行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逐渐衰退。星云纹镜的类浮雕纹饰不仅开一代先河,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的物化载体。这种对天文星象的抽象描绘,正反映了汉代先民对吉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