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兼容并包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的启示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结束诸侯长期征战的出路在于统一局面的出现,并给中国带来向前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在战国向秦汉统一局面的转折中,承担了重大使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战国七雄”中的秦、楚两国。与“七雄”中其他五国相比较,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地处边僻,并大量吸纳戎狄、蛮夷成份,这使他们的“华夏”身份较模糊和边缘化,但唯其如此,赋予他们开创“新传统”的可能性与力量。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充分印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对“西戎”“蛮夷”等新的相对于“华夏”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与兼容并包。这一进程不但拓展了“华夏”内涵与地域,也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势的关键性因素。

从起居方式的变化看秦汉时期家具形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生活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居转为以床榻为中心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低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以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为引,对生活起居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从席、床榻类、几案类家具着手对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转变影响下的低型家具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该时期室内家具的组合特征,以期为秦汉时期低型家具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出土《算数书》初探

通过分析《算数书》的体例和结构，对照《算数书》 与《九章算术》，并结合其他文献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算数书》是至少 有两个来源的撮编之书，它与《九章算术》没有直接的文本影响关系，它们在先秦可以追溯 到共同的来源，《九章算术》的主要方法产生于先秦，《算数书》是利用某种后来演变为《 九 章算术》主要来源的先秦数学著作或其衍生本的数学方法并结合下层官吏管理的实际而编成 的作品。《算数书》有助于确立先秦至秦汉实用算法式数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国家定位与制度强化

至战国时期思想家已经形成对农业功能的全面发掘,充分论证了其在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文化孕育及技术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各国变法在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明确了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尝试将农业多功能制度化。秦汉时期举国重农体制和农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凝入国家制度体系。

先秦两汉时期疫病治则治法浅析

先秦两汉时期,医家认为疫病主要具有发热、脏损、谵狂等证候特点,提出泻热、解表、存阴等原则,采用汗下、外治、火法等,总的思路为扶正祛邪。张仲景运用清热之法多兼利湿、养阴、凉血等,而后世则尤为强调清热解毒。秦汉时期实阴方法不多,后世对此有所发展,提出了养阴解表、养阴清热等法,吴有性、叶天士等坚持治疗疫病必重养阴的原则。下法主要用以攻逐病邪,有寒下、温下之分,可通腑、逐瘀、逐水等,兼有泻热之功。火法治疫有一定争议,但若使用得当可温阳、散寒、解郁,治疗多种热证。总之,这一时期奠定了疫病治则治法的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载纵载横”与无远弗近——秦汉时期燕蓟地区交通地理研究

秦汉时期的燕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是北方重要都会。"载纵载横"的陆路交通乃支撑燕蓟都会地位的诸条件之一。秦汉时,至少有10条道路交会于燕蓟:东和东北向的卢龙、无终、傍海道,北向的居庸关、古北口大道,西向的北边、飞狐道,南向的太行山东麓大道、馆陶广阳道、渤海西岸大道、并海道,形成一个完整的四达交通网。便利的交通,促进了燕蓟和中原及北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对燕蓟历史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

陶器制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技术已十分成熟，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对于汉代的陶器和陶窑，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发表过卓有见地的文章及专著，但鲜有对战国、秦汉之际陶窑进行专门的讨论。

封、疆、界: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域界的表示

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并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

中国古代萨满昏迷中的药物问题

萨满教是中国先秦两汉社会一直存在的宗教现象,其主要特征是依靠昏迷技术与鬼神世界交通、招魂和治疗病人。在萨满昏迷当中,麻醉性的药物既是萨满的工具、巫医合一的标志,又是仪式象征和宗教崇拜物。中国上古社会可能存在药用植物的崇拜,乌头、附子可能是萨满昏迷中的致幻剂。春秋战国之后由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主流意识,萨满昏迷幻境所产生的神性遭到了官方“天命”的意识形态抑制,这造成了巫医的分离,并有可能影响到了萨满医疗技术的转向,但也扩大了昏迷药物的使用范围,促进了医疗技术的发展。两汉时期,医疗技术的独立发展可能是萨满昏迷药物渐至湮没的原因。

论秦汉相权之变迁

秦汉相权之变迁,从形式上看,是一个由丞相独相制到内朝尚书和外朝三公分权再到丞相独相制的循环,但实质上,却有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外朝到内朝,向皇权靠拢的过程。这种变化,除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专制制度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皇权和相权冲突的原因以外,还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统治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传统荣辱观述析

有价值的传统荣辱观思想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文化资源。对先秦和汉唐明清以来的有价值的荣辱观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经过批判地继承和新的诠释可以用来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空白”的疑惑与解读——宋代以前福建漆艺的发展状况

对宋代以前的福建漆艺研究,因实物难觅踪迹、直接的相关资料残缺,素来乏人问津。梳理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地漆艺发展概况,并对闽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遗迹的来源、战国秦汉时期闽地漆艺概况的成因、唐代"纻胎漆像"兴盛的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福建漆艺在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和海外遗存漆器的综合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畤文化考论

畤文化是秦王朝建立前后直到西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政治思想、礼仪制度和宗教取向 ,代表着中国古代郊祀制度的一个阶段和多样化倾向。不对文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评价 ,就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先秦、秦汉文化。

傩文化、巫术神秘语境下“童子”扮相的属性与功能认定

两汉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带有神秘色彩的儿童形象:战国末期起出现"童谣"以言吉凶,到汉代则演化为亦真亦幻的"荧惑说";两汉宫廷傩仪中使用"侲子"驱鬼逐疫,以及大雩祭祀中启用"童子"舞蹈求雨等。这些神秘儿童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孤立且偶然的现象,它们与阴阳哲学观念中将童子视为纯"阳",即象征着强劲生命力的理念有着密切关联。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产生于先秦社会转型时期。尽管由于学派不同 ,但各派对廉政的认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廉政必须解决好爱民、举贤和法治等问题 ,这是先秦诸子的一致共识。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达到了相当水平 。

秦汉之后邻里关系与礼仪教化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业生产与居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从生产劳动相对分散、居住相对集中,趋向生产劳动分散、居住也相对分散。民众无论居住集中还是分散,邻里之间关系非常重要,它与国家管理直接相关。儒家倡导由基层乡里机构承担民众教化,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邻里关系。秦轻视儒家礼教,邻里关系相对紧张。两汉儒家崛起,较为重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和谐的邻里关系,重视对民众的礼仪教化。西汉末年出现坞堡垒壁,这种居住形式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在战争频繁的时期,邻里关系出现扭曲和异化,礼仪教化废弛。唐宋是里居变化的关键时期,乡里制最终被废弃,集中圈住形式寿终正寝,私学的兴盛与宗族的崛起,士大夫们承担起民众的礼仪教化,由此邻里关系产生巨大变化。古代中国的邻里关系变化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的制约,礼仪教化重视与否和士大夫们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