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文化品格探析——以《采薇》为例

《诗经》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历久弥新的影响。《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深受文人、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喜爱,鲜明地体现了《诗经》所具有的四大文化品格:诗的主体不同而主旨迥异,彰显诗的开放性品格;诗的情义在铺陈转换中升华,凝练成诗的人性品格;诗中的“薇”等物象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具有象征意蕴,寄寓着诗的拟人化品格;诗在流传中被人们盛赞、运用和模仿,已内化为中华文化和汉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成了语文品格。由此,可揭橥《诗经》备受青睐、具有跨越时空魅力的内外原因。

十九世纪中期东亚书籍环流与阅读接受——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例

魏源《海国图志》是继林则徐《四洲志》后,在东亚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理类著作。魏源分别于1842年撰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增扩为60卷,1852年又增补为100卷。该书首次于1845年由权大肯经陆路带回朝鲜,1851年由中国商船亥二号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翻刻本因简明易读又回流至朝鲜,同时日本再版的热潮又影响了中国对此书价值的重新认知。文章通过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海国图志》在19世纪中期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有限传播、日本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武士的阅读接受、朝鲜实学派两班官员及中人的辗转传阅,并论述阅读活动对所在国进步思潮造成的影响。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对比研究

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进行细致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细节和详略程度上仍有不少差距。因此,不能仅因成书时间即断定前者完全抄录自后者。成书于刘宋时期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主要参考《东观汉记》中对乌桓、鲜卑的记载,其无疑是研究汉代乌桓与鲜卑历史最重要的专传,尤其是对东汉中后期及之前乌桓、鲜卑的记载更具价值。对王沈《魏书》中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应一分为二看待。王沈《魏书》对东汉中后期以前乌桓、鲜卑的记载史料价值较低,而与曹魏相关的乌桓、鲜卑史料则价值较高,后者也基本被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采纳。

魏晋至隋唐时期河北藏书事业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政策的扶持刺激,经济文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抄书队伍的壮大都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河北地区虽然当时并未处于文化和政治中心,但是全国性的文化进步使得河北也沐浴在文化大发展的和煦春光中,藏书事业也由此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河北藏书史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进了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民间藏书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藏书家也不断涌现。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河北地域的官府藏书和宗教藏书的概况、规模、政策,以及有影响的藏书家的典型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地位和贡献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局较为动荡的时期,文献收藏遭到严重破坏,但私家藏书在此期间却发生了突破性发展,为中华文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文章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数量陡增的原因及其文化活动特点,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地位和贡献:保存和丰富了古代典籍,传承了中华文明;学术研究上的自由与务虚,促进了藏书文化的多元发展;开放私藏,流通典籍,培养了大批士人,嘉惠了整个民族。

医学史研究的守正创新和与时俱进——评《张慰丰医学史文集》

医学史是研究医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张慰丰医学史文集》系统丰富地呈现了医史学家张慰丰教授的医史学思精华、学术探索历程和个人治学风采。通过分析张慰丰教授的研究成果,结合新时期医学教育和医学发展要求,提出医史研究需夯实基础,理清学科发展史和学术谱系,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促进多平台合作交流,不断探索新理论、新方法,从疾病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角度,审思前沿热点问题,关注医学博物馆研究、医学史相关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与实践,与时俱进地推动医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

《西湖志》的官修机制与文本特征

《西湖志》出版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被称为“西湖第一书”,是研究古代西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西湖志》以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为底本,由官方组织编纂。在清代蓬勃发展的出版业大背景之下,《西湖志》提供了一个关于西湖的具有地方性、权威性的文本,使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得到了传播,亦促进了程度更深、范围更广的文化共识。该书的编修主要由清朝统治者、官员及其所辖的地方文化人士所主导,它不仅是对西湖缺乏官方专志的补充,也迎合了皇帝的喜好和政治需要。全书按照通志体例编排,特意弱化了西湖的游览功用而强调西湖之水利于民的价值,使西湖成为帝国治理下水利建设完善、风景秀丽的太平盛世的象征。

论帛书《九主》对“为君之道”的理论建构

帛书《九主》主要讲“为君之道”,认为君主须效法天道,处“无职”之位,以“无形”胜“有形”,才能实现对臣下的控制;君主的主要职能是“明分”和“执符以听”,分别强调制度建设和监督控制;君主如能掌握其活动特点,抓住主要职责,就是有道之君(“法君”)。《九主》对“为君之道”的理论建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的基本政理,有一定理论创新性,对深入认识国家治理过程中有关键作用的领导规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试论“谶”与“纬”的区别——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谶"本是假托神意兆示人间吉凶的预言;而"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是指汉代方士化的儒生与儒学化的方士以神学迷信观念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由于"谶"与"纬"曾一度在两汉时期合流,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谶纬"思潮,因而古人往往将纬书称为"谶纬",或单称"谶"。于是后世人们也多将"谶"与"纬"相提并论,甚至有人认为"谶"与"纬"名异实同。本文对"谶"与"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谶"与"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同中有异,并非同一概念。

纬书的《诗经》阐释与诗学理论

纬书作为汉代经书的辅助性撰述,在《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建构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纬书对《诗》的理解,贯穿着天人合德的星象政治思维,对《诗》意的曲解十分明显,但由于注意到"天道幽微"的《诗》意展现对于人伦社会的警示作用,为《诗》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容,提升了《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神话叙事是纬书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亦包含着某种历史文献价值。纬书所提出的重要诗学观点,如"诗者,天地之心","诗含五际六情","诗者,持也","圣人作乐,不可以自娱"等,对于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亦产生了一定影响。

孝文帝中叶北魏州级行政建制考——相关历史记载的比较与辨析

《南齐书·魏虏传》记载了永明四年(太和十年,486年)北魏三长制颁布之初的河南二十五州(脱一州名)和河北十三州,《魏书·食货志》记载了太和八年(484年)俸禄制颁布之后分别以"绢乡"和"麻土"纳税的三十七州,胡三省在永明四年末《资治通鉴》注文中记述北魏分置州郡后的河南二十五州和河北十三州并录"萧子显曰"以备异。三家所载北魏州数基本相同,但具体州名却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对三十七州置废时间的具体考订,可以确定《魏书·食货志》所载州名应该是太和十六年(492年)所颁新律令中的规定,基本反映了迁都前夕北魏州级行政建制的现状,但与太和八年俸禄制颁布之初的实际相差较大,《南齐书·魏虏传》所载州名与太和十年后北魏州级行政建制的现状有着较大差别,甚至还有数州于北魏一代不曾设置,显然并不能真实反映北魏三长制设立之初分置州郡后的州级行政建制。胡三省虽欲纠正《南齐书·魏虏传》存在的问题,但其说亦有明显错误。

董煟《救荒活民书》的价值与历史地位评议

《救荒活民书》是南宋名臣董撰写的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有关荒政的著作,该书记述了从先秦到南宋的救荒概况。董提出了一系列救荒策略,列举了宋朝士大夫的救荒实例,该书对后世影响巨大,是中国古代荒政的滥觞之作。

谶纬的禁绝与辑佚

从历朝历代均要禁绝谶纬来看,实际上禁之不绝;禁绝谶纬虽然主要令出帝王,但帝王往往信仰之。之所以要禁绝谶纬,则在于谶纬的中心内容主要是君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此问题恰恰属于最"敏感"的话题,不可讨论。此外,将学术史上对谶纬的辑佚加以展示,可以为谶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指引。

两个第一：王国维译、编的《教育学》——编辑后记

王国维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日本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这是引进中国的第一本全文翻译的《教育学》。他于1905年编著了一本《教育学》,这是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学》。这两个"第一",王国维也足以名垂中国教育学史册了。我们把他翻译立花铣三郎的一本与他自己编著的一本,合辑在一起。以后者为正文,以前者为附文。

魏显国的通史著述与史学思想——日本藏本《历代史书大全》书后

明代史家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一书 ,国内存本残缺严重。而日本内阁文库则存一全本 ,卷首有《凡例》、《目录》和《史书总论》、《史书述略》各一卷 ,以及两篇序文 ,为极其宝贵的史料。从中表现出魏显国勤奋、坚韧的治史精神 ,撰写通史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正统论和重纲常、讲劝惩的史学思想 。

《孟子》动词“为”的配价研究

采用配价的方法 ,对《孟子》高频动词“为”的五个常见的义项 ,从配价格式、主要价语的构成以及义项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等方面 。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