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疑难词句争讼疏证三则

《史记》中存在三处争讼颇多的疑难词句问题。即《鲁仲连邹阳列传》“富比乎陶、卫”中“陶、卫”指代的是魏冉和商鞅,非前人认为的他人;《平准书》“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一句的释读和“官布”的释义,“官布”指“官钱”,而非主谓结构“官员分布”;《魏其武安侯列传》“君何不自喜”的解读,“喜”应解释为“满足、满意”,因此该句的释义应为“您有什么不满意”。

三国两晋服饰形制演变的特点及影响

三国两晋这一历史阶段,上接东汉,下接南北朝,三国时期“服饰基本沿袭了”汉代的衣冠制度,汉代服饰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和继承;两晋时期“衣冠南渡”,把中原的汉魏常服带向南方并与南方的服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南方服饰文化体制。因此,南方体系下的祭服、朝服与北方体系下的常服文化相融合,为我国中古时期的服饰文化历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连接汉魏衣冠与我国中古服饰的重要纽带,对后世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个中国古代服饰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魏野《东观集》版本及相关问题考述

魏野《东观集》在传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统。历代目录书的记载及目前存世版本,以七卷本和十卷本两个系统为主;二卷本、三卷本的说法,与《东观集》的成书和魏野先前刊行的《草堂集》有关;一卷本是收录于《宋百家诗存》的一个选本。

隋卢诠墓志考释

2019年隋代卢诠墓志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陶家村考古发掘出土,志主为西魏时期依周礼建六官的卢辩次子。卢诠历官北周和隋两代,以武功见长。可从卢辅世系、卢诠经历、家族文治武功来解读该墓志,同时探索西魏北周时期山东望族的分裂和西迁。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观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

诗人高启死于非命有多方面原因。世谓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密事而招来杀身之祸,纯属穿凿之谈。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产生了惶恐无助的心态,随之其辞官不就的行为,被朱元璋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诗文中某些触犯忌讳的语句让明太祖动了杀机。朱元璋制造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还希望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屡兴文祸,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士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启之死可谓明初江南文祸的滥觞。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社会性官僚政治:中国官本位传统之源

官本位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伦理政治的说教、科举制、长期的官僚政治三方面塑造了中国的官本位传统。当前,官本位不仅体现在官场内部,同时还渗透至整个社会范围。这种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随历史演变而得以固化的,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成为长期制约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欲除此弊,非经不懈的改革不可,从当前看,应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两方面入手。

脸面运作与权力中心意识——官本位社会的心理机制研究

脸面观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一个隐喻。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可以简化为一种围绕着权力中心的运行模式,它建立在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强大的官僚体制的基础上。同时,权力中心是多元化的,这勾起每个中国人的权力欲望,造成了一种争权夺利的大众心态,"争权夺利"与"权力无边"遂成为官本位的两个核心问题。普通个体同"官"正位博弈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只能采取调动社会网络资源、借助大众传媒、集体上访等非正常策略。

再论高启之死

自明初迄于当代,关于高启之死原因的观点主要有:以诗得罪说、辞官得罪说、苏州人身份说和政治斗争牺牲说。这些观点都不能解释高启之死的真正原因。其实,高启之死是明初众多文人罹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死仅仅是因为在明初刑用重典和朱元璋反复无常及雄猜好杀的背景之下因"魏观案"连坐而死。高启之死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一方面是因为时人因政治忌讳隐晦其辞,后人更热衷于附会;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务求深刻的思维方式。

卫绾“罢黜百家”说质疑

多数学者认为董仲舒不是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人,肯定卫绾为第一个。笔者认为卫绾所提出的罢黜不是诸子百家,而仅仅是纵横家与法家,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罢黜百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是李斯与秦始皇,不过他们所罢黜的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在内的百家。

观念与体制背反的历史生存悖论——“官本位”的政治文化解读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官本位"是与"民本位"相对应的一种说法,反映了官权大于一切的政治文化病症。"官本位"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广泛的社会生活土壤,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王权支配社会和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的衍生物。在今天,它仍然有可能依附于现代官僚制而获得新生,并产生其影响。只有在制度上严格规范官僚制的权力及其运行,将其置于"民主政体的公民"的民主控制之下,才能消解其弊端,让官的归于官,民的归于民。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观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血管回声跟踪技术对冠心七味片干预兔动脉早期粥样硬化疗效的评价

目的利用血管回声跟踪(ET)技术评价蒙药冠心七味片在兔动脉粥样硬化(AS)早期干预后血管弹性的变化。方法60只雄性新西兰白兔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于第8周末再随机均分为高脂对照组、蒙药低剂量组、蒙药高剂量组、辛伐他汀组,各组分别于12、16周末利用ET技术测量兔腹主动脉弹性指标:弹性系数(Eρ)、硬度指数(β)、顺应性(AC)、脉搏波速度(PWVβ)。结果与高脂对照组比较,高脂喂养第12周末及16周末蒙药高剂量组、蒙药低剂量组、辛伐他汀组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值均减低(P<0.05),Eρ、β、PWVβ均减低(P<0.05);与高脂对照组比较,蒙药低剂量组、蒙药高剂量组、辛伐他汀组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强度增高,灰度值下降,测量及分析分别在高、低倍镜下进行,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12、16周末各组VEGF表达的灰度值均与β呈负相关。结论ET技术可作为早期抗AS药效评价方法,冠心七味片通过抑制VEGF的表达来延缓AS的进展。

高启死因新探

高启死因是高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来,有学者认为高启死于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权势之争。其实党派之争只是魏观案的诱发因素,不是导致魏观等人罹难的决定因素。高启寓京期间,对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抨击和反抗,才是他无辜遭牵连,最终被杀害的根本原因。

从科举制到市场经济转型——官本位的源流及滥觞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形成于汉朝,秦汉两朝形成中央集权制度。科举制是官本位最强大的价值塑造者,一方面巩固了君主的中央集权,而另一方面保证了朝廷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走出官僚主导的制度窠臼;官本位依然困扰着中国人,给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极大的障碍,改革势在必行。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味经刊书处:陕西近代出版业的先声

味经刊书处作为附设于味经书院的一个专业出版机构,代表了传统刊书向近现代图书出版的过渡,从刊书内容到管理制度两方面突破了传统模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通过对其管理制度和刊书成果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味经刊书处对于陕西近现代出版业所做的独特贡献。

又见关维晓

本文以关维晓的艺术历程为话题,就特殊历史时期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所受教育和形成的观念做了深切的论述,体现了对于人生社会与艺术的洞察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