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病与治病: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疾病”的想象与文化隐喻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对致病的记述,有政治失序、鬼神妖物魅精怪、善恶因果报应和未知怪异等,治病的方法则有卜筮符咒、悔过念佛、上章忏悔解罪、草药医方和民间俗信等,不仅是编作者的搜奇好异,更有其深层次的文化隐喻。疾病本来是医学问题,志怪小说中的疾病叙述却成了映射出社会文化生活的记录。疾病的叙述,由人体反常状态,隐喻整个政治社会文化的败坏。

“竞孝”与“实孝”:魏晋小说的孝行实践

继汉朝“以孝治天下”,两晋时期也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孝文化,不断宣扬践行孝道。在清谈品议风俗的助推下,具有目的性、戏剧性和流程化的“竞孝”风气产生。而“实孝”作为遵循内心自然情感而为的孝行与“竞孝”相对而出,其中阮籍、王戎等人以“实孝”行为反抗“竞孝”的虚伪,抨击彼时的品评风气与礼教束缚。“竞孝”和“实孝”展露了魏晋时期将孝畸形化、工具化,将人性情感扭曲化的状态,以及产生的伪孝、愚孝等不良风气,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茅盾长篇小说《锻炼》的创作与修改

《锻炼》是茅盾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理解和把握茅盾创作后期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的重要文献。《锻炼》创作于1948年,经历了“创作-修改-出版”三个阶段。1979年,茅盾整理旧稿时,新增了两章描写上海官办难民收容所情景的内容。茅盾个人复杂的生活经历造就了《锻炼》较为复杂的创作过程。同时,茅盾对《锻炼》的修改,既体现出对时代精神的呼应,又有出于创作实际的考量,象征着其现实主义创作的不断成熟。

论“徐芾东渡”故事与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

张炜主张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向民间口头文学汲取营养,徐芾东渡故事这一民间口头文学资源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独特运用。从小说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徐芾东渡故事是张炜小说的叙事动力,是张炜小说主人公的精神支柱和研究对象,是小说情节往前推进的依据。徐芾东渡故事在张炜小说中的存在既笼罩全篇,又具体融入故事情节之中,它的存在形态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由叙述者叙述,二是在古歌中呈现,三是在其他人物的“作品”中呈现。因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徐芾东渡故事的运用使得张炜小说主题的表达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质。中国口头文学元素赋予张炜小说创作鲜明个性特征,充分体现出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

基于卫气营血辨证和脏腑辨证相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验案1则

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医科通过参与治疗广州地区确诊病例,逐步形成了基于卫气营血辨证和脏腑辨证相结合治疗广州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院内中医诊疗方案。文章介绍了该院收治的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该患者的中医病机和证候演变呈现典型的层次性,基本按照经典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和脏腑辨证的传变规律发展,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患者第4天体温恢复正常,第7天广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略谈中国的盗墓小说

近几年中国兴起了盗墓小说热,而在中国小说初创的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就有大量与掘墓有关的小说。二者竟然有很多相同点,都与民间道教有关,都与白日梦的心理机制有关,都有有民间色彩的叙述者。在纯小说读者流失的今天,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论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叙事

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最先源自以《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学叙事中的梦预,继而在谶纬神学、神仙思潮、佛教信仰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多样、相融相摄的特色。预叙叙事对志怪小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世代累积和文学演绎,形成"预验休咎"的故事类型,它既凸显出"神道设教"的传统内涵,又展示出佛道"自神其教"的叙事策略;而从根本意义上看,它表达出了人们探知命运和前途的生命渴望。

论张炜小说对胶东地域文化的多角度呈现

胶东半岛的山水草木、厚重的文化积淀,深深地影响了张炜的人生和创作。对胶东文化的理解与表现,成就了张炜小说的独特性。张炜小说善于从民间视角去观察体验生活,去捕捉生活的真谛。在小说中,张炜对胶东的农耕文化、渔捕文化、商业文化和民间俗信文化都有不同层面的呈现;而对胶东民间文学文本的运用,对民间文学的创作手法及对民间语言的采用等方面,又显现出张炜小说对胶东民间文学的借鉴与汲取。

以文存史观念与清初“传”体文——以魏禧为考察中心

明清之际,传体文备受文人重视,其创作也呈现出勃兴之势,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一方面,由于处于天崩地坼的时代大变革之时,文人试图以此达到以文存史、表扬忠烈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期以文章经世,使后世之人于其中取法得失。在艺术手法上,杂糅小说笔法,虚实相间,叙事生动,形象鲜明,体现了清初文章的发展脉络与审美追求。清初魏禧的传志文就是其中的典范。

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化内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以现实空间作为物质载体,反映了古人将世界分为仙、人、鬼三重界的宇宙观,其中的体验空间实现了地理学的想象与历史想象的高度融合。空间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灾害、农牧业、生物物种等生态环境。宫廷空间叙事反映了皇权统治的暴虐,山水空间叙事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官场空间叙事反映了官场官风的腐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具有特定的伦理意蕴,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均有所反映。

“奇异”味与小说的审美观

本文从整体角度 ,分析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中的“味”论。通过研究说明 :早期为了论证小说的独特功用和审美特点 ,评论者常用“奇味”、“异味”来做整体说明 ;后期 (主要是明清时期 )评论者常常在具体分析小说的人物、情节、语言乃至结构等艺术特点中 ,运用“味”的范畴来分析其美感特点。“味”虽然不是小说理论批评的中心范畴 ,但无疑是其重要审美范畴之一 ,而且这些“味”的范畴 ,明显是与小说的审美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审美观的不断发展变化及其特点。

生命与道德的抗衡──张炜长篇小说批评

本文讨论张炜长篇小说中存在的生命意识和道德意志的矛盾，进而指出较有价值的小说文本并不消弧其内部可能出现的这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优秀的当代小说并不承诺文本世界中思与诗和谐的意境。

楚辞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楚辞丰富的内容给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深远的影响,从神话传说、仙人、鬼魂到采摘花草果实等方面,后者对前者都有着广泛的继承与发展。

论张炜小说创作中的阈限性因素

张炜作为新时期文坛上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文本分析,仍可看到其自身存在的一些阈限和不足,尤其是其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所超度承担的社会责任、自身阅历和潜在资质的不足,带来了诸如创作理念的强盛、启蒙思想的偏颇、现实关照的盲点、道德拯救的虚妄以及生活阅历的自我限定等创作中难以避祛的问题,这些都使张炜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文学性的缺失和思想力的不足。

论“史识”对汉魏六朝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选择、编撰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主观因素的介入。深受史传文学影响的汉魏六朝小说,在小说观念上表现出强烈的"拟史"意识。以这种"史识"编选、著录小说,逐渐演变成小说家对作品叙述的干预:史传"实录"的叙事原则,使汉魏六朝小说以"求真"为旨归;史家要求对历史事实有独立见解,使小说编撰者以爱憎分明的思想意识,弘扬佛道儒教;"资于政道"的历史使命感,让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补史阙"的汉魏六朝小说,发挥了"广见闻"的社会功能。"史识"对主体意识的肯定,使汉魏六朝小说逐渐从"集体创作"向作家独立创作演进。发展至唐代,小说家自主创作意识的觉醒和加强,才使小说真正成为有意识的创作。

卫慧小说的后现代叙事狂欢

卫慧小说对于欲望的赤裸裸地呈现使其成为人们批判挞伐的对象。但客观地说,卫慧小说以诗意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她通过拼贴、戏仿与反讽等后现代手法表现出后工业时代的生命图景,表现出世纪之交的都市现代人在失却理想,失去信仰,面对一无可取的过去与一无所知的未来的茫然失措,及于无奈绝望中的生命狂欢。但她身陷其中,不能超脱,也不能对其进行理性批判。所以,无聊与颓丧成为卫慧作品的基调与氛围,也影响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

现实缺憾的虚幻补偿和风流自赏的士子情怀——从主人公不同身份看魏晋南北朝人神恋小说

魏晋南北朝人神恋小说是此时婚恋小说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类别。如果将此时人神恋作品按照主人公是否为士子进行分类比较,可以发现以非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表达的是当时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相反的,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则着重表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特殊心态。具体来说,正是由于作者和小说主人公身份的同一,使该类作品对士子风流自赏的心态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多元融合与自由超越:张炜创作的思想资源

张炜的小说创作思想源于其对多种文化理路的博览众采,其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俄罗斯文化、民间文化,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构成了其创作的主要思想背景,形成了他创作中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批判意向。

《白话小说语言词典》部分词语释义商榷

白维国先生主编的《白话小说语言词典》在收录新词新义的数量、词语解释的准确性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同类工具书,但仍有可商之处。如该书中"不扶甘结"、"皴轮"、"蜜脸"、"挑挑"、"轩趷剌"等数条词语或释义过窄、或释义有误、或立目不当,应予以订正。

论张承志、张炜及阿来小说的诗意叙事

诗和小说在叙述上是相通的。“二张”和阿来以诗人的气质进行小说创作,让诗和小说达到了灵与肉的真正统一。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熟稔加强了这种融合,其小说的诗意叙事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神,换言之,诗人的梦想在小说中得以实现。3位作家通过不同的意象进行艺术构思,让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诗意氛围里得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