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魏晋玄学的文化精神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哲学思潮,它崇尚理性思辩,追求人性“自然”,开创了一代哲学新风,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作为时代风潮,它在扬弃儒学的同时更闪耀着人性发现的绚烂光芒。

庄子“神人”观念与魏晋精神生态

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是庄子哲学中精神自由的代表,具有自由自在、自至而成、自然而然、自性逍遥的特征。“神人”观念在被道教用来深化方士的神仙思想、构建游仙思想时,演变成为一种信仰。由于道教理论基础的先天性不足和宗教实践方式的可验证性,游仙思想最终走向了破产。但“神人”观念却由此从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对魏晋时期的精神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

对魏晋玄学“自由”精神的一种政治学诠释

学界对魏晋玄学精神的概括 ,素有“自然”、“自觉”、“自由”三说 ,其中尤以“自由说”影响较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所谓魏晋玄学的“自由”精神 ,乃是一种旨在减少外在强制压力的“消极自由” ,或曰“防卫性自由” ,是魏晋士人试图摆脱皇权专制束缚的一种政治追求。然而 ,在现实专制政治挤压下 ,魏晋士人的“自由”追求不得不从政治层面转向心理层面。

魏晋士人的文化精神及现代意义

魏晋时期,士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精神:任诞放达与任情率真、自我尊重与自我觉醒、崇尚清谈与崇敬自然、风度超逸与风趣高雅,这种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如今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生命意识以及构建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仰俯”的宇宙自然观与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

"仰俯"话语结构承载着的宇宙自然观的文化蕴涵及其对魏晋士人审美精神的影响。"仰俯"的审美视角是经学衰落、意识形态、士人思想观念、文学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彰显了魏晋士人对宇宙自然和现实的体味与感悟,体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和宇宙空间感。

魏晋士大夫“以色为主”审美观及其对女性题材文学的影响

魏晋士大夫的女性审美观与先秦两汉时不同:后者重德,而前者重色。这种"以色为主"的审美观,非如后人常说的那种低级庸俗的色情观,而是一种富含高尚精神内涵的审美追求,它包含着魏晋士大夫对女性容色美的欣赏、热爱,甚或尊重,它产生的根源在于彼时的思想解放与人性的觉醒。这种审美观对当时的女性生活、女性心理及女性题材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论“魏晋风度”与尼采“酒神精神”的共鸣

尼采的"酒神精神"实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哲学,它致力于在悲剧的现实世界中发掘出备受压抑的允诺自由和幸福的潜力。中国魏晋时期的士子文人虽与尼采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理环境中,却对于生命和存在有着相似的见解,他们都清醒地看到了生命此在的永恒悲剧性,却又积极寻求生命价值的实现,并都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之美的培养,希望在审美化的生存方式中尽情地展现生命的力量。

气韵生动与魏晋南北朝乐舞

“气韵生动”是南朝谢赫提出的关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审美理想。魏晋南北朝乐舞艺术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审美理想。从许多具体的乐舞作品来看,魏晋南北朝乐舞艺术既有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鲜明优美的节奏韵律感,又充满着艺术家内在气质与外在造型表现浑然一体的气象,并倾向于柔美灵动。任情适性的美学风格。

论渭华照金精神的时代价值

渭华照金精神,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党的思想体系与精神宝库的重要内容,是革命前辈理想信念、路径抉择、思想维度和风格特色的集中展现,主要内涵为爱国为民、教育引领、务实求真、快乐奋斗。核心理念是坚定地创业创新。其时代价值值得探究与弘扬。

史迁风神与六一风神

作为宋韵之一的六一风神,其独特之处在于,茅坤预设了汉代的史迁风神,而六一风神来源于史迁风神。风神来源于明代小说关注人物形象批评的传神论,而六一风神同时具有宋代文化特质的儒者风神、宋调、台阁体、人情说的特点。风神论之魏晋风神特有的悲剧精神与生命意识也融入了六一风神之中,从而铸造了六一风神丰富复杂的绝世品格,也形成了汉宋风神的不同内涵。

贾宝玉与令狐冲形象的比较性思考

在《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贾雨村以一种参透人类历史的口吻划分出三种类型的人物:第一种是仁人君子,如尧、舜、禹、汤等;第二种是大凶大恶,如蚩尤、共工,桀、纣等,"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第三种则介乎仁人君子与大凶大恶之间,"置于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如许由、陶潜、阮籍、嵇康等。这第三种类型,即中国古代的名士阶层,其基本特征是:退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而以私人生活为基本特点,他们无意于追求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而致力于经营一种非功利的审美人生。无疑,贾宝玉和令狐冲当属第三种类型,在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着中国古代名士,特别是魏晋名士的个性品格与精神风范,思想情感与认知方式,乃至悲患与风流。

魏晋玄学美学精神浅论

魏晋玄学在各发展阶段虽有不同特点,但始终围绕“名教”与“自然”问题进行儒、道整合,试图形 成一种适合现实社会需要的指导理论。但客观结果却与理论目标相悖离,魏晋玄学对于现实社会的理论指导 并不成功,而它在儒、道整合中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精神,即现实基础上对美的极致的追求。对这种美学 精神的深刻理解实际上就是对魏晋玄学的深刻理解。

文化秉性与精神气质的传承——论魏晋风骨与章太炎的精神联系

章太炎的思想深深打上了"魏晋灵魂"的烙印,在魏晋士人身上,章太炎找到了精神的链接点,魏晋狂人的士风、魏晋犀利明快攻守有余的文风以及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让章太炎在传承中构建了新的精神信仰,从而推动了章太炎一生所执着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王士祯“神韵”说的主体性追求

王士祯深受魏晋主体思想的影响,张扬个性,喜好山水,其“神韵”说无论在创作和审美风格上,其根本都在于对主体性的展示和追求,力求在韵味无穷的审美世界中抒发性情、完善人格。

《世说新语》中的人文精神探析

魏晋风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世说新语》是一部魏晋风度的故事集。1 000多则丰满鲜活的故事,刻画出众多魏晋人物的形象,无论是士族大夫,还是垂髻幼子,都个性十足,彰显出强烈的人文价值。在其中可看到魏晋人的觉醒,虽然这样的觉醒由于阴暗的现实而不得不以隐晦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来表达。从《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出隐士精神、生命意识以及自然性情是魏晋风度的灵魂,是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的产物。

从《世说新语》看“五经”在汉末魏晋时期的传播

考察《世说新语》可见,汉末魏晋时期,儒家"五经"在士人中得到广泛传播。他们或积极研讨"五经"经义;或以经义为准绳,砥砺品节,互相激励;或以经文、经文典故,品鉴他人;也有一些士人道德品行虽与儒家经义大相径庭,然亦借助经典,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依据;更多的情况则是化用"五经"典故,增强言谈的艺术趣味。从化用"五经"的方式来看,与先前惯例大不相同,魏晋名士大多不再提及某经的名称或某经中的篇名,而是直接把经典的原话或典故活用为谈话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化用经典的方式正是魏晋名士言谈崇尚机警有锋、简洁含蓄的表现。

《声无哀乐论》与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

"清谈"之风盛行于思想解放的魏晋时代,对当时士人文化空间的定位,"尤乐遊燕"、"善言虚胜"等交往方式的生发和思辨风尚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得魏晋美学呈现出鲜明的思辨色彩和思辨特证,进而熔铸为一种心境自由、哲思新锐、情感深挚和风神高迈的思辨精神。作为"人竞唇舌"背景下的音乐学名著,《声无哀乐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为清谈家必读文献而声誉广被,就在于嵇康一定程度上融通了道家、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使作品在具备突出的思辨特征的同时,集中而充分地凸显了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

论白居易的《中隐》与“魏晋人物”生存观念之关联

白居易与"魏晋名士"的隐逸因由相似。科举时代文人通过"中隐",不弃仕宦,确保了魏晋时代门阀体制下类似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基础。较之"魏晋名士"纵心玄远以求永年,白居易倾心食禄关注现实。中国传统中庸哲学运用于隐逸行为上,体现为物质基础与身心自由兼而有之,是为科举体制下的次优选择。

隐逸精神及其方式在魏晋的传承与嬗变

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于一时。隐逸精神及其隐逸方式都发生了较大发展与转变:隐逸精神由东汉末年的避祸之隐转向了正始时的现实抗争之隐、西晋时的世俗生活点缀之隐及东晋时的心灵精神脱俗之隐。隐逸方式也由纯粹的山林之隐转向了融通仕隐的"朝隐",之后走向了山水自然之隐。魏晋隐逸精神及其方式,都对后世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