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棻赞体文的女性书写

左棻作为西晋时期的女性作家,她的赞体文以历史上贤明女性为书写对象,称美她们的嘉言善行,褒奖她们的懿德。语言质朴清雅、文风典正平和是左棻赞体文主要的艺术特色。究其成因,既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熏染,也有作者人生经历的影响,更离不开其性格、心灵的主导。左棻的赞体文具有独特的女性魅力,对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史具深远的意义。

从“士风”到“市风”:魏晋与明清士人“狂放”风貌比较

在中国文化史和美学史上,魏晋与明清的士人都有种“狂放”的风格。这两个时期士人的“狂”都是群体性的,并不属于单一的个体行为。但两个时期士人的“狂放”又各具风貌。魏晋士人的“狂”体现的是“士风”,展示的是一种士人的风采,具有审美的特征。明清士人的“狂”则呈现两重性:一方面,继续延续着古代士人的风貌;另一方面,又带有鲜明的世俗色彩,呈现与商品社会相适应的市俗风貌。魏晋和明清士人的“狂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变革,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心路历程。

鲁迅“魏晋风度”论的经典地位及其文化价值——兼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论说维度

鲁迅在其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文章标题的形式,把魏晋士人生活的总体风貌概括为“魏晋风度”,这是现代学人关于魏晋人文精神研究的起点。文章重点从鲁迅的著名演讲出发,重点考察了他从文学史、精神史层面对魏晋风度所进行的奠基性开创性研究,从而揭示这种研究的思想文化价值和重大学术影响。

《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艺术对比

本文采用对比和列举实证的研究方式,以清代碑学审美理论为依据,对《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起源、社会历史背景、刻石工艺、书体风貌以及结体点画等艺术特点展开了综合比较分析,并尝试论述了魏晋碑刻中书法艺术的表现手法,通过对清代碑学审美理论和书法艺术实践的审美意趣分析,以挖掘魏晋碑刻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蒲松龄与魏晋风流

蒲松龄首先体味了魏晋风流性情层面的“真”,将“真”发展为更加执着的“痴”,塑造了一系列痴男痴女形象 ;其次是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审美的浓厚意味 ,塑造了一系列狂生形象 ,肯定了越出名教的爱情与行为 ;最后 ,是超我层面的旷达自然 ,为其理想的境界加入了和谐浪漫、平凡而又超凡的爱情因素。蒲松龄得益于魏晋风流的不仅仅是精神内容方面的“痴”“狂”“旷”,还有艺术形式方面的“语典”“意象”“模式”等。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及文化意蕴

《世说新语》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的行为方式、个性特征、价值取向、人格追求、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和象征。魏晋风度具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审美发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叛逆精神和超越世俗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理想等文化意蕴 ,对中国美学。

在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之间--重提王元化的意义

王元化先生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背后既有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也有个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记。这种学术趣味,更进一步追究,乃是兼及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以及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只不过,所谓“魏晋风度”,学问及言辞之外,还包含极为难得的独立人格。王瑶与王元化,都是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的人物——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来说,王元化更是成为某种精神符号。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学问不容易,学问好且有气象,则尤为难得。两位王先生之心仪魏晋,学问之外,也包含某种精神寄托。

略论中国书法与文学趣味之关系

以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以中国书法史为经略,展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趣味对同期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影响,并以魏晋风度、盛唐气象为个案,着重剖析二者之间的相互浸濡与融汇。

清秀神俊 韵逸洒脱——玄学对魏晋工艺美术风格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作为主要思潮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史学、工艺美术设计等领域。在存世数量不多的出土工艺品、实用物品和砖印壁画中,魏晋特有的莲花纹和忍冬纹这两种我国装饰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成熟的植物纹装饰及细腰、身材修长的人物造型,体现出玄士风范的美学特征和清秀神俊、韵逸洒脱的工艺美术风格。

从魏晋风度到云间题兰——论白蕉翰墨历程及书法作品风格

文章论述了白蕉翰墨历程及其书法作品的风格。首先,由初唐入手,研习欧阳询和虞世南的笔法及风格,将二者风格有机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次,由唐入晋,关注神韵和情感的表达,使字里行间有魏晋的淡雅。最后,由于其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法的普及和教育,白蕉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时振兴贴学的不可替代的人物,为书法发展做出了贡献。

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魏晋论体文艺术风貌论

论体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在魏晋时期达到繁盛,流传至今的作品就达二百多篇。其时,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与书信的第四大文体。这些文章思虑深湛,文采精拔,不仅是思想史上珍贵的文献,也是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品。魏晋论体文在艺术上呈现出新的风貌,成就斐然。主要表现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强烈的思辨特色,多样的论文形式,鲜明的语言美质。可谓为"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独步千古,颇具特色。

论魏晋南北朝批评姿态与文体的风貌意味

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善于根据不同体式规范要求行文,根据批评对象以及文本接受者确定语体的运用,以充分彰显自己的创作才华与批评思想。这一阶段批评文体呈现出的整体风貌和意味,取决于批评家在文论中呈现出的批评姿态。文论家们在感性品鉴和理性批评之间漫游,出入于整体和局部之间,灵活调度多种辞格,将叙述和议论有机结合。他们以平等的身份探讨切磋,维护自身观点,义正辞严地辩护,在破立结合中营造出犀利且有张力的文风。针对创作与批评界的不足,他们针砭问题,勇于革新现状,积极培植新人,这些都使此阶段批评文体在诗意与谨严、感性与思理、温和与雄辩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可资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界参照、借鉴。

服饰与魏晋风度

关于魏晋风范 ,学者们虽然从多方面进行过论述 ,很少鲜有从服饰角度加以论及的。本文试从魏晋士人着装这一角度 ,分三个不同的层面 ,论述了魏晋的风范 ,以期体现魏晋时期社会风貌的一角。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风貌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充满高度艺术性的描绘和妙趣横生的语言,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文章对《世说新语》的世风世貌从魏晋士人任性放诞的行为方式、推崇品鉴的名士风度到纵酒任达的两晋新风、风行朝野的玄谈盛况做了简要分析与归类,再现《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江西漆器研究

江西出土魏晋时期的漆器是研究两汉至南北朝绘画技法、风格演变的重要材料。随着官营漆器行业的萎缩,江西私坊漆器制作繁荣,商品化气息浓厚。受文人意识渗透,江西漆器追求尚巧、致用的审美标准,漆绘作品呈现出张扬的个人意气,整体装饰风格由图案化向绘画性过渡。人物造型受职业画家和士人绘画影响,精思巧密,展现出生动、洒脱的气质;描绘中构图严谨,善于借用绘画粉本,利用象征性的图像符号来交代人物身份,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从而保持了故事内容的整体性与可读性,漆绘的装饰性、绘画性、可叙事性、情节性共存,画面空间的营造以及视觉元素的丰富较之前代都有长足进步,描绘对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展现出清新雅致的审美动向。

正纬之伪——刘勰《文心雕龙》“文之枢纽”探析之四

刘勰"正纬"的原因在于神学化的"纬"已经严重地偏离于"经",刘勰要"宗经",就必然要"正纬"。刘勰主要采用比较的方法来"正纬"。首先从"经"的角度来"按经验纬",即从"经"与"纬"的生成比较、横向比较以及"纬"的纵向流变等三个方面逐层深入地论证了"正纬"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正"纬"体之伪。其次从"文"的角度来比较"经"、"纬"与"文"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得出"纬"体无益于"经"却有助于"文"的辩证结论。刘勰"正纬"所达成的目的不仅在于为了维护"经"的神圣地位而去纠正"纬"背离于"经"的外在现象,而且在于揭示出在"经"、"纬"与"骚"三者之间互动着辩证思维的内在态势。

儒运迁转与汉晋骚体赋体式演进

汉代骚体赋中儒学意蕴浓厚,推动了骚体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因违背楚辞本身重自由抒情和摹写的特质,而陷入文体僵化的局面;魏晋骚体赋由汉代的重讽谏劝教原则向重抒情、个性和生活化等方面转变,儒家经典中文学性最强的《诗经》、《周易》与楚辞深度融合,促进了骚体赋的时代新变。

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与服饰风格

简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社会文化及其对服饰产生的影响,说明服饰风格的形成与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魏晋南北朝对问体论体文之分类及特点

对问体论体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放异彩,其特点是以对问的方式结构全篇,通常是一问一答,也有多问多答,"辙寄之宾主,假自疑以对之",假设对方有疑惑不解的问题或对方攻击的观点,然后予以答疑或驳击。按其宾主人物之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或问式,一类是客主问对式。前者使思想表述更加明白晓畅,使深刻复杂的理论深入浅出,使文章容量扩大,呈现出思想逐层深入、几经矛盾波折的过程。后者则具有戏剧性,有虚构的客主双方,有一定的矛盾冲突与特定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