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易代与高堂隆“切谏”诗学

高堂隆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要政治人物,经历了武帝、文帝与明帝三个时期,他秉持儒家人格风操,对当时的政治活动发表了许多看法。尤其是他勇于对魏明帝劳民伤财、穷奢极欲的行为进行谏阻,利用经学加以说服,光大了儒家诗学的切谏精神,发展了汉代的诗学,并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学精神。

甘肃敦煌新出魏晋十六国镇墓文研究

2014-2015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对研究古代敦煌姓氏家族及基层行政组织演变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镇墓文记录翟氏、窦氏、钟氏、孙氏、王氏等5姓7人,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姓氏资料,也弥补相关家族人物活动的时代缺环。镇墓文记录曹魏、前凉、后凉时期敦煌乡里名称,不仅填补曹魏、后凉在敦煌设乡里的资料空白,也证明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设置、名称沿革的延续性,还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百姓埋葬地和组织名称的新变化,推进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制的研究。

魏晋十六国经略河湟探赜

河湟地区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的战略要地,历来被各朝所重视。曹魏西晋在两汉经营基础上采取稳定河湟、安抚诸羌的政策,一方面承袭东汉的郡县体制,在河湟地区设置西平郡;另一方面以护羌校尉节制安抚河湟诸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汉、鲜卑、氐、羌和卢水胡部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等诸政权相继深入河湟展开经营进行角逐,并随着河湟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以及十六国各政权间的战和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经营策略和方式,各政权在河湟地区定都城、置郡县、设护军,发展经济和农业,传承传播中原政治文化制度,开发建设河湟,更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吴蜀立国策略与荆州之争考论

从地理形势上看,吴国和蜀国在立国之战略规划方面存在重叠的部分,这是二者矛盾集中的焦点。从短时期看,孙、刘集团皆对荆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故而集中争夺此地。从长远的策略来看,吴国企图占据包括益州在内的长江上游的战略规划难以实现,而蜀国从荆州北伐的策略亦在荆州争夺失败后无从执行。这一切的转折点即以蜀国失去其所占荆州部分为标志。总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吴、蜀二国基于立国之策的冲突,导致二者对曹魏攻势减弱。而占据北方广阔地域的曹魏,在长期与吴、蜀的征战之中,削弱了对手的实力。曹魏灭蜀后,西晋代魏而占据益州地利,利用处于长江上游的军事地理优势征伐孙吴,最终统一天下。

华夷观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曲折演变

魏晋时期呈现出极为森严的华夷观,江统的《徙戎论》可作为代表性言论。西晋为夷狄所灭后,其华夷观如何转变?按照传统华夷观,华夷双方要遵守“内诸夏而外夷狄”,然而进入十六国时,夷狄却在中原建朝立业而成为历史主角。他们虽困苦于传统华夷观,但为了既巩固统治基础,又赢得华夏支持,不得已尝试“变夷从夏”。其主要体现在寻找和华夏同源共祖;倡导并传播儒学思想;强调以“受命者”、“有德者”得天下;宣传以“仁爱者”治天下。华夷关系至此出现全新的变化。

十六国与北魏初期诏令的承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十六国和北朝以诏令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这种文学观念、制度化的写作实乃奠基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此一时期的诏令不仅承继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民族的文学传统,还在以拓跋鲜卑为代表的异质文化的影响下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诏令代拟者作为国家行政不可或缺的一环,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和身份意识,并以此构建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诏令作为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文学荒漠”下的潜流,是传统文学断层再造的新生产物,为改变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客观上消弭了华夷界限,推动了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有利于促进多民族文学的一体化发展。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校勘平议——兼谈曹魏汝阴郡的辖县名目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中的“为”字属于衍文性质,“汝阴郡”乃宋县的上属郡。曹魏时期新置的汝阴郡由汝南郡析置,辖域范围以汝南郡东南部颍水流域为中心,同时兼取汝水下游部分区域。这样的区划不仅在地域上易于分割,同时也体现了魏晋之间政区的连续性。汝阴郡拥有汝南郡东南部除城父、山桑县外的全部辖境,至少领有十四个县级政区。

“郑卫之音”问题研究综述

“郑卫之音”命题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历代不少学者的评论阐发。本文从“郑卫之音”命题的含义,历代学者对其的看法,这一命题引起争议的原因,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诸多方面做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评述。

面对社会与面对生命——论向秀、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

同是一部《庄子》 ,向秀与嵇康有着不同的解读。向秀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他试图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尖锐矛盾 ,在“人间世”里为乱世士人寻找一条安顿心灵和生命的道路。嵇康则是贴近个体生命的诠释 ,他试图通过开掘精神世界的空间 ,于现实社会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园 ,进入其中作“逍遥游”。前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后者是个体觉醒的必然。

《青青陵上柏》的作者与作年辨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向来是汉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是一个复制系统,找不到"古诗"早于建安时期的确凿证据。木斋提出《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诗作是曹植之作,掀起文学界的波澜,推进了汉魏古诗研究的进程。李善注《昭明文选·杂诗上》提出其作者为东汉无名氏,这也是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主流观点。从《青青陵上柏》描写的内容来看,其作者也应当是东汉末年无名氏,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否定《青青陵上柏》为东汉之作恐非易事。其作者应是一位出身社会中层的士人而不是曹植,其诗作生动记录了东汉末年社会危局及士人心态。

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

虽然人身依附关系古已有之,但是到汉魏之际它却有了质的变化。王莽改"奴婢曰私属",是奴主关系向半自由的隶属关系的开始;曹魏末年给公卿以下及贵势之家以租牛客户,则是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转化的完成。前者是奴隶身份的提高,后者是编户民身份的下降。

《三国志·魏书》程度副词的特点

《三国志·魏书》中程度副词既有从上古汉语中继承下来的，又有汉魏时期新产生的；各组意义相近的程度副词形成了在意义上有联系又有区别，使用上有共性又有分工的系统，反映出中古程度副词向整齐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诸葛亮北伐目的新论——以多重战略目的及其实现程度为中心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已经提出刘备跨有荆益后北伐的目的是"成霸业"、"兴汉室"。后来法正建议刘备北伐汉中时提到了包括"尊奖王室"、"蚕食雍、凉"在内的三重目的,这对诸葛亮应会有影响。诸葛亮秉政期间北伐的目的应有三大层次:兴复汉室、推进统一为第一层次;扩大占领区、联络氐羌、搜罗人才、疲敝魏国等为第二层次;以弱示强、以攻为守、凝聚内部等为第三层次。就北伐的成效看,第一层次的目的远未实现,第二层次的目的或多或少有所实现,第三层次的目的大致实现。诸葛亮的北伐就目的来说,与孙权的北伐有明显区别;就后果而言,与姜维的北伐也有重要差异。

谈偃师焦村魏石经《尚书·无逸》残石

1978年,洛阳汉魏太学遗址东南约18公里的偃师焦村之野发现一块刻有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之曹魏正始石经残石,6行19字,经文“家……勤劳……不则……昔在……宁……外”,为《尚书·无逸》篇开首,复原后知为正始石经第廿石中心偏左部位残石。

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

前秦攻灭代国后,通过"散其部落"之措置,解散了拓跋部族联合体。北魏道武帝的解散部落政策,实取法于前秦,亦即将所征服或来附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部族单位,纳入到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中,部落组织和原本世领部落的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仍得以保存。这种得到国家认可、授权的部落酋长,北魏名之为"领民酋长"。这种性质的领民酋长实亦见之于十六国,并为北魏所取法。从比较研究视角考察十六国时期的解散部落和领民酋长,有助于深入理解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和领民酋长制度的渊源及实质。

先秦时期赵国农业发展政策与魏国、秦国之比较

先秦时期赵、魏、秦等国统治者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了不同的农业发展政策。赵国实行农商并重的经济发展政策,而魏、秦等国则采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两种不同的农业政策的施行,使魏、赵、秦分别成为战国早、中、晚期强大的国家。虽然这三个国家都认识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因各国重视农业的力度、着眼点以及目的性的不同,导致这些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结局。不同的农业发展政策对国家的民情民俗和社会风尚的改变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魏、赵、秦国家势力的不断消长反映了农业政策的潜在历史作用。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是明代万历年间或万历以后的福建建阳刊本,它属于《三国志演义》二十卷本中的简本。它删减的内容主要是:细节描写,人物对话,人物出身介绍,正文中所插入的诗论等。魏氏刊本参照了杨美生刊本进行刊刻,二者有着共同的底本或祖本。魏氏刊本和美玉堂刊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玉堂刊本和杨美生刊本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阮籍至东平考

阮籍之所以要到东平,司马昭之所以一听阮籍要去东平就大悦,去后之所以仅十余日就还,就在于阮籍通过到东平和《东平赋》向司马昭明确了立场和态度,并表示要对其有所作为。

周朝宋国与王室关系刍议

宋国是西周初年最重要的诸侯封国之一,从公元前1040年微子启受封建国,至公元前286年为齐、楚、魏所灭,享国754年,几乎伴随着周王朝兴衰始终。微子启乃殷商之后、"亡国之余",却被封为公爵,周公以客礼待之,既说明了周公对殷商旧贵族微子启的看重,又体现了周公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统治谋略。周王室与宋国之间既是主客又是君臣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宋国在周代诸侯国中具有的特殊地位,直接影响着宋国的发展和对外交往,其邦交活动亦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