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孝”与“实孝”:魏晋小说的孝行实践

继汉朝“以孝治天下”,两晋时期也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孝文化,不断宣扬践行孝道。在清谈品议风俗的助推下,具有目的性、戏剧性和流程化的“竞孝”风气产生。而“实孝”作为遵循内心自然情感而为的孝行与“竞孝”相对而出,其中阮籍、王戎等人以“实孝”行为反抗“竞孝”的虚伪,抨击彼时的品评风气与礼教束缚。“竞孝”和“实孝”展露了魏晋时期将孝畸形化、工具化,将人性情感扭曲化的状态,以及产生的伪孝、愚孝等不良风气,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风貌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充满高度艺术性的描绘和妙趣横生的语言,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文章对《世说新语》的世风世貌从魏晋士人任性放诞的行为方式、推崇品鉴的名士风度到纵酒任达的两晋新风、风行朝野的玄谈盛况做了简要分析与归类,再现《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魏晋时期 ,审美风尚变幻迅速 ,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 ,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 ,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 ,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 ,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

《世说新语》在编撰时于儒家宣扬的众多德行中 ,对孝行是相当重视的。魏晋之际的孝悌之风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即“至”“纯”之孝 ;”“色养之孝” ;“生孝”、“死孝”与“灭性之孝” ;“心丧”与“试守孝子” ;维护家讳之孝。

《论语》“绘事后素”章释义考辨

"无所与杂"谓之素,"不亏其神"谓之纯,"素以为绚兮"是对庄姜纯素美的概括。"绘事后素",典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句,指绘画中最后施以素功(用白彩等去其渍污),修整画迹。"礼以节人",礼的作用可比于"素功"。"礼后乎"指恭慎勇直等需要礼随其后节之,以避免过或不及。"起予"指"发明我意"。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重要文本,它塑造了魏晋众多士人形象。对魏晋士人予以界定,总结其所展现的士人形象,对理解魏晋士人形象有所助益。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书法的审美取向

魏晋书法的率真、简淡、妍美等风格,与《世说新语》所展示当时名士求真、尚简与爱妍的趣尚互为表里。考察《世说新语》,将有助于我们解读魏晋书法。

论魏晋名士眼中的“丑”——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世说新语》被誉为"名士底教科书","士"是魏晋时代一个特有的阶层。魏晋名士眼中的"丑"有官员眼中的俗务与做作之丑、士庶门第之丑、南北地域歧视之丑以及其他。究其审丑观形成的原因:一是魏晋政治动荡黑暗、名教崩坏,魏晋名士崇尚清谈、信奉老庄。故而自命清高,鄙弃俗务,在政治上不想也不敢有所作为;二是居于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士族为保持其"贵族血统",看重门第,不与庶族交往和通婚;三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名士的孤高自傲、卓荦不群,在晋室南渡之后使南北名士的互相鄙夷加剧。魏晋名士眼中的这些"丑"在今人看来都是"不丑"的。

从《世说新语》看刘义庆的文学思想

本文从《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 ,文体特征、素材的选择、人才观及鉴赏标准等多方面论述了刘义庆重道轻儒、重审美轻功利、重才情轻德行、重玄远澹淡、明秀清丽轻繁复芜杂的文学主张。

两晋三部小说成书年代考

对王浮的《神异记》、郭颁的《魏晋世语》、孙盛的《杂语》这三部两晋时期的小说的成书年代进行考证 ,结论 :《神异记》至迟在西晋永兴二年 (公元 30 5年 )已成 ,《魏晋世语》成于东晋初年 (约公元 317年 ) ,《杂语》成于东晋永和元年至宁康元年间 (公元 345— 373年 )。

《世说新语》蕴涵的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孕育的生命意识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主要表现为对生命强烈的留恋,对自我价值的明确肯定以及对女性意识的宽容和个人才能的欣赏等,这种对生命意识的体认,印证了宗白华先生"浓于生命彩色"的观点。

《世说新语》研究与魏晋文学史的“原生态”视角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我们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对于考查魏晋文学的重情色彩、玄言诗在东晋的繁荣、山水诗歌的萌动等文学现象都有重要启示。把上述文学现象置入《世说新语》所提供的"原生态"环境中,或能加深对魏晋文学演进的整体理解。

魏庆之及《诗人玉屑》丛考

《诗人玉屑》历来受诗论家所重视,而关于编者魏庆之生平仍有若干问题待考。根据现有文献,考定魏氏籍贯为福建建阳;推测其生卒年约为公元1196至1273年,考定其有二子魏天应、魏草窗;考其与叶梦鼎、冯取洽、黄升、严羽、游九功等人之交游概况;最后,推测《诗人玉屑》之成书时间为理宗淳祐年间,至迟不超过1244年。

一往情深,质性自然——从《世说新语·伤逝》看魏晋士人的情感价值与表达

《世说新语》中的《伤逝》篇全写魏晋名士对死者的哀悼和恸哭。从《伤逝》篇及其它的感伤故事可以看出:魏晋士人不仅以有情、重情、钟情为人格理想,而且竭力追求情感表达的自然与真诚。魏晋士人情感价值的选择与建构是在无情现实的基础上,经由无数情感的冲突,在玄学的观照下形成的,是对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女性视点、学术经验与海外华侨华人纪录电影——《金门银光梦》《古巴花旦》导演魏时煜访谈

导演魏时煜近年来两部备受瞩目的纪录电影作品《金门银光梦》《古巴花旦》皆表现出对海外华侨华人女性历史的持续关注,其中所闪现的女性视点和女性主义学理沉淀得益于她多年来踏实的学术积累和澄澈的女性自觉,亦与导演自身的海外经验及其跨文化视野产生共鸣。本文是作者与魏时煜导演的一次面对面访谈实录,围绕其创作实践和学术经验展开探讨,试揭示其在历史文献型纪录电影的创作中从理论到方法的探索历程,映现这位不拘一格、勇于创新的当代女性导演的创作观念和思想脉络。

再论魏晋南朝的门阀制度——以《世说新语·方正》为切入点

两汉以来的"方正"题品,在评价个人方面,比较重视主体的个人旨趣好尚、道德品行等极具个性化的因素,尤其是道德品行。到魏晋南朝时期,"方正"一目题品的侧重点却转到了家世门第出身上,个人道德品行反而被忽略掉了。这是《世说新语.方正》部分为我们展示出来的新内容。同时,通过对当时士大夫社交中"不交非类"取向的分析,笔者认为,《世说新语.方正》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方正"这种内涵上的新变化清楚地说明,门阀制度对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中王徽之的形象看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中王徽之的形象,可以看出魏晋风度是崇尚自然、风流自赏、不慕功利、纵情任性、潇洒飘逸等。这种风度产生的根源有战乱、对政界的厌恶、儒家思想崩坏、老庄思想盛行与个人意识的觉醒等四个方面。

从《世说新语》看“五经”在汉末魏晋时期的传播

考察《世说新语》可见,汉末魏晋时期,儒家"五经"在士人中得到广泛传播。他们或积极研讨"五经"经义;或以经义为准绳,砥砺品节,互相激励;或以经文、经文典故,品鉴他人;也有一些士人道德品行虽与儒家经义大相径庭,然亦借助经典,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依据;更多的情况则是化用"五经"典故,增强言谈的艺术趣味。从化用"五经"的方式来看,与先前惯例大不相同,魏晋名士大多不再提及某经的名称或某经中的篇名,而是直接把经典的原话或典故活用为谈话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化用经典的方式正是魏晋名士言谈崇尚机警有锋、简洁含蓄的表现。

《世说新语》之于魏晋文学史研究的“原生态”视角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我们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对于研究魏晋文学的重情色彩、玄言诗在东晋的繁荣、山水诗歌的萌动等文学现象都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