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秦“法治”的理论困境透析——以睡虎地秦简《语书》、《为吏之道》为中心

本论以对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吏品行、才干和政治态度三方面要求的分析入手,结合秦政"以吏为师"的制度,指出其对"吏"的要求,反映出秦国通过一准于法和"以吏为师"实现其"法治"的政治思路。进而,从理论上剖析了秦国"法治"的面貌及其思想进路,说明了通过"律制"对礼、俗、法等不同层次规范的整合,秦尝试订立一套划一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社会秩序样板,并通过作为其政治终端的"吏"的塑造,完成其政治构想在民间的落实。最后,通过对《语书》做个案研究式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上述"法治"思路与法令繁密、吏治酷烈以及地方抵制强烈等不利局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天王合一与执一无为——竹简《文子》与竹简《老子》合论

竹简《文子》与竹简《老子》的思想主题多处呼应,该文选取“天地”、“帝王”、“执一”、“无为”等核心范畴进行分析,论述了天地与万物、天地与帝王的关系以及“执一”的具体含义,认为道家的“无为”实际上是“为无为”,越是有地位的人越需要“无为”。竹简《文子》强调帝王要“执一无为”,以求得“功遂天地”,而不仅仅是“富有天下”,这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在政治领域中的重点在于“天王合一”。

论江声对历史命题“微旨”的阐发

乾嘉时期,随着考据学兴起,学者们逐渐对微旨研究加以排斥。而作为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吴派学者,江声将从《春秋》学中诞生的历史命题“微旨”移用于《尚书》研究,并将微旨阐发作为经典诠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显示出独特性。江声不仅重视《尚书》经文及旧注的微旨阐发,甚至在著作行文中也时时显示出对微旨的关照,在微旨的内涵、判断标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对前人研究有所突破,丰富了“微旨”的学术生命张力。他创造性地运用自注自疏的体式对微旨进行阐说,将文献考据与微旨阐发有机结合,表明“微旨”完全可以纳入乾嘉考据学研究范畴,一方面丰富了乾嘉汉学“由训诂以通义理”或“由词通道”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也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融合寻找到一个理想切入点。研究江声对历史命题“微旨”的阐释,不仅有助于深化乾嘉学术史研究,也能为乾嘉时期吴、皖古文学派与常州今文学派关系的研究乃至清中叶至晚清经学的学术嬗变研究提供新视角。

《隋志》与魏晋南北朝赋学

据《隋书·经籍志·集部》的著录及有关资料 ,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由于文体辨析的发达 ,“赋”的内涵和外延渐趋明晰 ,故而逐渐与骚、七、颂等文体区别开来 ,成为一独立文体 ,且为目录书单独著录。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具有了相当规模。理论探讨方面 ,与汉代相较 ,六朝不唯赋论材料明显增多 。

北魏佛教发展微探——以《魏书·释老志》为中心

佛教自汉白马驮经一事而始入中国。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于中国佛教发展有承前启后之功。《释老志》系《魏书》十志之最后一志,全志以四分之三笔墨着重记载了北魏佛教的发展历史,是研究北魏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重要传统史料。通过对《释老志》的文献解读,可以窥探北魏佛教发展的若干表现及其发展中的矛与盾式困境,从而达到对北魏佛教更深入的认识。

《诗经·君子偕老》题旨考辨

对君子偕老题旨的理解多是建立在毛《传》的基础上,后世诸儒附会毛《传》之"美刺"传统认为是诗系讽刺宣姜而作,根据对卫夫人所指何人及宣姜行藏之考辨,以为毛《传》言"卫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的盖论有失其实,结合对"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这一上古吊辞原义及其流变的考察,以"不淑"为"不幸"意更接近诗人所要达到的情感表现。

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论《广弘明集》对《魏书·老志》的转写

受到写本时代书写规则和宗教竞争的作用,《广弘明集》作为选集,收录《老志》却沒有保持《魏书·老志》的原貌。《广弘明集》对《老志》的改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再创作”:一是从语法修辞层面简化文本,二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改造文本。道宣之所以大肆改动《老志》,以及改动之后不作任何说明,与当时的佛道冲突以及写本时代密切相关。道宣转写之后的《老志》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文本的客观性,但却保存了观察文本改造和探究佛道冲突的史料,探讨写本时代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奇的视角。

南北朝正史的时代关注异同比较——以有无《食货志》为例

南北朝时期三部正史中仅《魏书》专列《食货志》。比较《宋书》《魏书》作者撰史旨趣,可以发现南北双方史家都认识到了史著记载中"食货"部分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沈约《宋书》无《食货志》,应是当时流传史著中已有涉及,并非沈约等南朝史家史识不足。除了《食货志》的专门记载以外,经济史资料更多呈现为南北朝正史纪传篇章中的零散分布。这是因为纪传体正史撰写体例主要以人物叙事为主,同时又体现了史家保存事关国计民生内容的自觉意识。

《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仪礼图》“宋十行本”辨正

宋杨复《仪礼图》今存最早的刊本是元刊本,而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有“宋十行本”,其下落不明。考证可知张金吾所谓“宋十行本”实为明嘉靖十五年国子监生卢尧文等刻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国图藏卢尧文本是一个伪本,作伪方式是删除卢本原有的明代序言,删除与元十行本共有的杨复自序、陈普序,剜除《仪礼图目录》末所刻明代卢尧文等校刊者籍贯、姓名。作伪的目的是删除明刊痕迹,进而冒充宋本。国图藏卢尧文本经清蒋廷锡、王图炳、张金吾、张蓉镜、蒋凤藻、蒋汝藻、涵芬楼递藏。清张金吾将此伪本误定为“宋十行本”,张蓉镜、王国维延续了张金吾这一错误。用来作伪宋本的明嘉靖卢尧文本是个精刻本,顾广圻将此本定为“善本”,其版本价值仍不可低估。

同亚型抗血清参考品在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血凝素含量检测中的适用性研究

目的：在无甲型H7 N9禽流感病毒特异性抗血清的情况下，研究现有的H7亚型抗血清用于单向免疫扩散试验（ SRID）的适用性，以建立应急情况下检测抗原含量的方法。方法获得英国国家生物制品检定所（NIBSC）已有的4种H7亚型抗血清参考品，对其制备用毒株与H7N9毒株的血凝素序列进行对比，之后通过双向免疫扩散试验比较其效价，根据同源性比对结果及双扩效价确定适用的抗血清，并以SRID方法验证检测H7N9抗原的可行性。结果 NIBSC 07/278号参考品制备使用的毒株（H7N3亚型）与H7N9血凝素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最高，为97．14％；与H7N9抗原的双扩效价达到1∶8。以此抗血清进行SRID试验，H7N9抗原浓度10～40μg/ml时，能够形成清晰的沉淀环，回归曲线线性R2＞0．99。结论在无H7N9特异性抗血清的情况下，NIBSC 07/278编号抗血清能够用于H7 N9疫苗的血凝素含量的应急检测。

西安西魏《辛术墓志》考释——兼论北朝陇西辛氏之一支的流移与发展

西魏《辛术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因志主久任驻雍州、泾州主要军政官员的开府幕僚和二州属郡郡守,居于北魏末及之后东西分裂时期的斗争前沿,因而墓志在交代志主的仕历功业的同时,对一些重要史实和人物多有涉及,据之可参证和丰富对当时的政治事件(如关陇起义)和历史人物(如元苌、萧宝夤、长孙稚、王盟)的认识。同时出土的北周《辛术妻裴氏墓志》,对辛氏家族事迹有补益作用。辛术兄弟辛璞、辛韶及辛韶之子辛侃的墓志亦可资参读。细究几方墓志,辛臣明(辛术祖父)一支的源流以及其随世沉浮、几度播迁的路径清晰可见。作为关陇旧族,此支辛氏主动参与到了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维系了家族声望地位于不坠,且确立了上升势头,可视为北朝世族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缩影。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补释(五则)

本文在研习《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基础上,对其中五处简文的训释、句读等提出了新的看法:《为吏治官及黔首》简2贰"里中"指所聚居的里中;简20叁"毄"读作系,训作约束;简23叁""读作蒐,訓作聚集;《占梦书》简27贰"梦死者复起更为官(棺)郭(椁),死者食,欲求衣常(裳)"是一例梦占,而非两例;简34壹之梦占可与《左传》中一则记载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