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本文认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性质应该在前后期的比较中考察才能得以确定。总体而言,先秦文献所论有关文章写作的意见,绝不可等同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际只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关注文事的人对写作在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文章写作作用的认识,就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批评只能用文章写作的论述来概括。自战国策士至秦汉,尤其是西汉,“文人的写作”开始产生,而西汉的文学批评,就与先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若从汉魏六朝大范围论,都可以概括为“文学自觉时期写作的批评”,随着魏晋以后文学一科的独立和成熟,文艺性文体日渐成为文人主要表达情感的文体,文学批评也因此而走向成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鉴赏感悟法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魏晋南北朝众多文论家娴熟而密集地采用鉴赏感悟法进行文学批评,体现出批评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主要表现在三大维度: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准的审美判断力和高超的批评传达力,对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皆有重要影响。以曹丕、陆机、刘勰为代表的文论家在语言的形式与风格感受方面,在对作品结构与情思把握方面,都堪称典范;而其鉴别作品之味、判定不同风格、对艺术家成就和个性特征的评析等,都极为突出。同时,善于营造“批评意境”,话语方式的表达上具有折中性和灵活性,这些都与魏晋之后整个社会的审美转向、文论家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实践分不开,且凸显了此阶段中国文论浓郁的诗性特征,对当前文学批评方法的选用、文体品格的营造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触类旁通:魏晋六朝文论与棋论会通考辨

汉末魏晋六朝,文论与棋论遥相呼应,共融共通。从批评方法看,二者皆以“品第”方式推出时代楷模,以供学习和模拟;从批评范畴看,文论和棋论都有尚“势”的特征,以势之定与变探讨为文与行棋之具体技巧;至于境界层面,二者的理论建构都可归结为易道,传达出天人合一之感,极具生命意识。此种共融共通实是因为二者的理论建构都滥觞于中华民族的儒道法及兵家思想,此种趋势在魏晋六朝之后亦有承传。

论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的文学因素及其意义

文学因素在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资格中占据重要作用。它是史官选用的标准,也是成为良史的要求之一。史官的文学作品及史书中对作品的选录影响了时人的文学观。史官任用重视文才是文学自觉的反映,促进了社会重文学的风气,对当时及后世的文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文学地位和传播基础 ,而作为一种文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 ,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 ,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文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文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 ,魏晋六朝文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 ,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文人的骚赋分立 ,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文人的屈宋并举 ,体现了这个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

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及文学意义

魏晋以来,汉地僧侣多西行佛国求经巡礼,僧人行记应运而生。支僧载《外国事》等著作十种即先后别行于世。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主要体现在写景之简练传神、状物之精致细腻、叙人之真切传情、记事之神秘有验等4个方面,藉此昭示了作为文学文本的内涵、价值以及张力。其文学意义则集中表现为:彰显叙事文学成就并拓展了传统传记空间,丰富山水游记创作并开阔了眼界和视野,作为民族文学文本而呈现出了某种价值功能,对后来僧人行记和相关叙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唐药物剂量的考证与研究

为考证东汉至五代的药物称量 ,参阅有关文献及出土度量衡实物 ,证实东汉时期 1斤为 2 2 0～ 2 50g ,1两为 1 3 .75～ 1 5.62 5g,1升为 2 0 0ml。魏晋南北朝的称量虽有增大 ,但药物剂量仍沿用东汉制 ;陶弘景称量有比例失衡及偏小之嫌。隋唐五代实行大小两制 ,“合汤药”基本上用小制 ,亦为东汉量值。东汉末至五代的 70 0多年中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药物剂量 。

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的互渗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呈现出内在的联系与互渗的特点。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形成了以道来宗率文学与艺术在内的精神活动的思想体系。魏晋以来,这种传统得到延续,同时又促成了文学与艺术相对独立的地位,审美精神获得解放与自由。汉末以来的士人大多文学与艺术兼通,表现为一种通才达人的特点,不同于两汉的儒生。对于文学艺术的批评立足于兼通的视野和方法。这些传统值得今人借鉴。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魏晋文学理论发展述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复仇文学作品中的司法审判及其叙写

魏晋以复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多对司法审理和判决过程进行了叙写,分析这些叙写的基本状况,探索其产生的法律背景,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窥探当时社会对待复仇的态度及相关法律的执行状况。当禁止复仇的法律规定被明确提出并逐步完善时,相关复仇文学作品的叙写方式也带有明显特点,这些文学作品是当时立法与司法对复仇问题逐步完善规约历程的见证,对当时法律规定具有间接的宣传普及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批评姿态与文体的风貌意味

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善于根据不同体式规范要求行文,根据批评对象以及文本接受者确定语体的运用,以充分彰显自己的创作才华与批评思想。这一阶段批评文体呈现出的整体风貌和意味,取决于批评家在文论中呈现出的批评姿态。文论家们在感性品鉴和理性批评之间漫游,出入于整体和局部之间,灵活调度多种辞格,将叙述和议论有机结合。他们以平等的身份探讨切磋,维护自身观点,义正辞严地辩护,在破立结合中营造出犀利且有张力的文风。针对创作与批评界的不足,他们针砭问题,勇于革新现状,积极培植新人,这些都使此阶段批评文体在诗意与谨严、感性与思理、温和与雄辩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可资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界参照、借鉴。

汉末魏晋疾疫发生与文学思想转型

东汉中叶以降,频繁发生的疾疫、战争、水旱灾害使整个社会笼罩着愁苦悲凉的气息,对于文人的心态、观念、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汉末魏晋是一个彷徨忧郁的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必须直面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死亡问题,文章不朽以及衍生的“文以气为主”,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文学由此进入突破儒家反情合志思想控制的自由发展期。战国时期没有完成的哲学的突破有了新的转机,强调自然、本我,要求打破名教束缚的玄学成为魏晋哲学的主题。个体的“人”被彻底解放出来与自然等观,尊情、任情、尽情使得魏晋人放诞、轻狂而又洒脱飘逸。一个充满深情的时代必然产生钟情的文学,“诗缘情”是文学自然的召唤,绮靡的六朝文学风格应时而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是不可预知的疾疫所造成的死亡,加速了汉末魏晋社会、思想以及文学的主动变革,推动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文学思想的转型。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危素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平议

危素是元末明初一位重要的文学家。承继前代文道合一的文学观念,加上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文章有功于世"成为危素文学思想的核心。与其文学思想相吻合,危素的文学创作既有深厚博大的内在蕴藉,又不失醇和雅正的外在表现,堪称元代后期文道合一音声的重要代表。适应政治需要,凭借师友提携和自身政治身份、文学理论倡导及文学实践等,危素不仅在元季文坛占有较高的地位,在明清时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自然”观

"自然"既指大自然、自然物象,又具有天然合理、自然而然之意。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自然"观包括以下文学作为一种人为创造活动的产物,出于"自然",合乎"自然";诗文所抒发的感情应当是真实自然的;文章在构思立意、布局谋篇、遣词造句和整体风格上都应自然而然;对文学创作而言,后天的功夫固然不可或缺,但自然禀赋是最重要的。

论魏晋六朝赋之用典及其审美特征

好用典故是魏晋六朝骈文的一个突出特征 ,作为这一时期骈文的分支之一——魏晋六朝辞赋 ,其用典的特征不但自有其渊源 ,而且在当时文人手中极大地丰富、完善起来 ,从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奠立了一种古雅的审美类型 。

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的拟社会化机制及基本模型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品评随时序发生功能移转,经由道德素养移至政治清议再转向审美旨趣;文艺批评随之体现出拟社会化特征,其客体论和主体论也初建起来。此期的文艺批评借鉴社会品评之"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形成具体的"比兴象喻"批评法,并分流出重视感性审美体验的《诗品》"直寻"模式与追求客观公正效果的《文心雕龙》"妙鉴"模式。《诗品》遂构建起一个诗人社会,对后代诗话、词话、曲话的形成产生内在的影响;《文心雕龙》把社会品评的道德标准转换成了艺术标准,使文艺批评走向自觉和成熟。

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点刍论

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是对晚明王志坚《四六法海》的再次选评,其序文、选文、评点皆体现着蒋士铨对骈文的认识。由《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语可以看出,蒋士铨骈文批评推崇六朝尤其是徐、庾骈文,重视骈文的遒逸之气。蒋士铨评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反映了清人对骈文艺术和骈文发展史的看法,是清代骈文理论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