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视域下“清风”到“林风”的分化——以魏晋为源起

“清风”在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文化内涵的演变折射出魏晋玄风的兴起和回落的发展趋势,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在诗学史上被延续保留,并逐渐分化出“林风”这一意象以满足特定的书写需求。“林风”自唐代始现于诗歌之中,其文化内涵的形成却可溯源至魏晋时期。“林风”由“清风”分化而来,受到魏晋时期人物品藻“林下风气”的影响,体现了诗人对松竹品性的精神寄托,切合“游而不居”的庄园山水欣赏模式。实际上,和“清风”相比,“林风”消解了魏晋玄学影响下本体论哲学关于“无”的抽象性质,更加强调“林”的景物特征,凸显“风”的自然属性,永恒地凝结着魏晋士人风流的时代精神,对后世诗人而言具有更加针对性的遥畅其怀、兴寄所托的书写功能。

明清河南方言“维”组字声母考

古止摄合口三等以母字“维惟唯”等照例应该归于零声母,但是在河南大多数方言中却读同微母[v]。文章借助明清河南韵书、韵图等材料爬梳了这组字的读音,发现“维惟唯”等字被记作独立连声小韵或与微母字同小韵不绝于书。联系这组字在《中原音韵》已读微母,推断它们在河南方言读入微母至少已有700年的历史。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惩治条例探析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现象层出不穷。洪武时期以《大诰》进行惩治,永乐以后不断出台军职犯奸惩治条例,正统时将宣德年间针对收继婚的“败伦伤化”例收窄指向军官。成化以后,各地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增加军官犯奸惩治例,但所有的例多以革职为民、调卫差操、子孙袭职等予以轻刑薄惩。弘治之后,将“权宜之法”的条例整合进入“常法”,有的则被“大法”吸纳。轻刑薄惩实际纵容了明代军官犯奸行为,引起社会道德下滑,也导致卫所的进一步废毁。

论魏禧纪游诗“清”的风格特征

魏禧中晚年纪游诗呈现出“清”的风格特征,具体表现为记述闻见“清奇新颖”、模山范水“清峻超拔”、凭吊思怀“清凉沉郁”。魏禧纪游诗多用“清”这一字眼,叙事清奇生动,感慨清新脱俗,呈现出清奇新颖的风格。其纪游诗善于刻画人与自然的斗争场面以及人的心理斗争情形,喜用军事意象和怪奇意象,且常常选用高悬的视点描摹广远的空间,跌宕出清峻超拔的气质。魏禧主动向杜甫学习,或是直接借用、化用杜甫诗句,或是整首诗风格的凝练沉郁很像杜诗,是其纪游诗呈现出清凉沉郁神韵的重要原因。魏禧清闲自在的出游心态,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体验和光辉人格,是其纪游诗形成“清”的风格特征的主要外因。

“委角”形态在清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委角——中国传统家具上常见的轮廓性装饰形态,具有东方美学特征,是中国传统家具视觉营造中形制上独特的设计语言。本文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对清代家具委角形态的设计应用研究,从委角形态在清代家具上使用的普遍性角度出发,调研多地博物馆留存的清代家具实物,收集大量实物样本用以量化分析,用大数据的研究结果来剖析委角,以形态学为研究视角把委角分为二维与三维形态,结合设计学、考古类型学等多角度综合交叉进行研究。透过委角形态应用研究,来寻找中国传统家具局部形态的设计美学价值。

论明清正变诗学观对王维、杜甫五七言律诗接受的影响

在唐代二百八十余年中,唐人将律诗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众多创作五七言律诗的唐人中,明清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杜甫高于众家,位列第一。然而从明清开始,有一批学者提出五七言律诗应以王维为第一,由此引发明清时期王维与杜甫五七言律诗高下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的出现,与明清正变诗学观的影响有关。正变诗学观最早出自《毛诗序》,之后内涵不断地发生变化,到明清时期演变为“伸正拙变”与“正变皆正”的激烈交锋。正是在这种诗学观的影响下,持“伸正拙变”者主张王维五七言律诗胜于杜甫,而持“正变皆正”者则主张杜甫五七言律诗高于王维。

明清沿海卫所道教宫观运作与地方互动--以温州金乡卫为例

卫所的宗教信仰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在明清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受到国家典章、人群流动、地方治乱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面向。沿海卫所道教宫观的日常运作往往由本地道士负责,统属于府县道纪、道会司来进行监督和管理。随着海防压力的陡增和卫所军力的衰颓,本地道士逐渐掌握了宫观的控制权。进入清代,在新的制度背景下,这些道教宫观的“卫所”色彩已经褪去,与城外府县的宫观并无二致,完全融入地方道教的传承系统之中。

清代云南元江文人马汝为行谊交游考述

限于材料,学界关于清代云南元江文人马汝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和书法两方面。文章基于《马悔斋先生遗集》,多方搜寻、补充相关文献,对马汝为的交游范围和行谊状况作初步研究。马汝为的行迹范围大致在云南、京师、贵州三地,交游对象主要有同乡、同僚、同教三类群体。新近发现的马汝为诗文对研究其生平特别是行谊很有帮助,新材料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从历史细节进一步了解马汝为其人其事,进而对当时的文人境况和心理、社会文化交往有所管窥。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清代卫所制度述略

清代卫所制度是对明代卫所制度的改造和调整 ,其官员由世袭改为任命 ,职能由原先的军事。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长城并非线性——卫所制度下明长城军事聚落的层次体系研究

长城防御仅靠长城墙体及其上的墩台,并不能阻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其强大的防御能力有赖于长城沿线驻扎的上千个屯兵城,即军事聚落,这些军事聚落分布在八千多公里的明长城沿线,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所制度下军事聚落分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五个层次,各层次军事聚落又具有相应的建筑特点。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下)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地理单位”。相反的,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林则徐和魏源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

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和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林则徐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本文全面分析了林则徐在1840年左右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以及魏源于1842年重编的《海国图志》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尤其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史实,从而说明了西方图书馆观念最初流入中国的情形。

清代江浙地区栖流所的运营实态及其近代发展

清代的栖流所是以收容流民为职能的慈善组织,但其中又可分为不同类型,在职能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能一概视之。江浙地区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的栖流所,主要是作为地方社会应对胥吏滋扰的手段而出现的,其救助对象和救助手段均非常有限。但随着近代以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西潮的冲击,栖流所救助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救助手段也颇显积极,已开始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魏源历史编纂学成就析论

魏源是晚清在史书编纂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利用传统历史编纂的思想和资源,并结合道咸时期的时代潮流,对晚清历史编纂学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和高超的历史编纂艺术,反映了魏源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成就;"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编纂原则和以志为主体,结合志、史论、图、表四体,多种体裁相配合来弥补传统典志体的不足,体现了魏源典志体编纂的新思路;"传以类从"和将传统正史纪、传、表、志前后顺序加以调整,是魏源关于纪传体史书编纂的新尝试。

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由刘基于洪武元年创立,事实并非如此。相关史料如刘基行状、宋濂作品等,或是人为编造,或因袭旧章,均有可疑之处,但因编入钦定《明史》,遂成定说。卫所制度元时就已出现,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了卫所制度,其基本职掌业已具备。事实是,卫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并非始自洪武元年刘基的倡立。卫所制度被认为是刘基所创,与刘基参与明初诸多制度创设有一定的关系,或与明初统治者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明中期以后诸多与刘基神话传说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陈维崧词讲稿之一:从云间到阳羡词风的转变

清词的复兴既与改朝换代的历史变化有关,也与一些天才的词人有关。明末云间派已经带来了词风的一次转变,而清初词人陈维崧更以其博大的才力大大开拓了词境,造就了"无意不可入词"的阳羡词风。

魏源诗歌用韵研究

对于魏源诗歌,学者只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考察,目前尚无语言研究的成果。穷尽考察魏源诗歌用韵,得其18韵部系统,其中阳声韵7部、阴声韵7部、入声韵4部;然后分析阴声韵部韵字以及阴声韵部之间的混押。魏源诗歌用韵研究有助于揭示晚清湖南方音的特点,从而推动湖南方音史乃至汉语方音史的研究。

论明代贵州隆里千户所官军后裔的身份坚持与生存策略

隆里所系明初设置在贵州清水江地区众多千户所之一,其余卫所至今已仅存些许历史遗迹,而隆里所却形成了"屯堡文化"现象,何以至此?田野调查资料、民间历史文献与正史史料足资证明,在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中,隆里所人通过祖先记忆与歌谣传唱来表达其作为明代卫所官军后裔的事实;亦借对王昌龄遗迹的筑建和重修,来激励所中子弟参加科考之决心,而科举的成功,更是其身份得以坚持不变的重要动力。自明迄清,因处于王朝国家"华夏"与"四夷"分治的边疆治理理念下,使隆里所人与周边土司及少数民族人群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边界,其交往策略游离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外,时常保持警惕,坚持着卫所官军后裔的身份而不致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