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论北魏后太和时代的宗室婚媾与士族化

宗室成员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实现士族化乃其立足中原的关键,婚媾在此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择偶标准的设定反映了上层阶级的内部关系和演变格局。汉化改革如火如荼的后太和时代,宗室厉行士族门第婚原则,对姻戚的家世背景提出严格要求。史志所见之帝王贵胄固定与世资一至三品的高门联姻,彰显其在新的阀阅秩序中的身份定位。与前太和时代宗室婚俗相比,北魏朝廷对代人垂青一如既往,但中原士族的上升势头亦很显著,表明宗室已被传统士族社会正式接纳,双方基于种族、文化的隔阂烟消云散。宗室婚姻蕴含的贵族主义流品法则,旨在以统一的阀阅秩序整合代人集团内外的胡汉各股势力,从而推进汉化进程,实现拓跋王朝的长治久安。

北魏分定姓族与郡姓体制

北魏分定姓族,包括汉人郡姓和代人姓族的评定,确立了以“郡姓体制”为核心的新门阀制度。汉人郡姓评定、确认郡姓分布格局和评定郡姓等级,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内核;构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的姓族秩序,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外延。代人姓族评定、改迁洛代人为河南人和促成代人姓族“郡姓化”,是对“郡姓体制”的补充和完善。“郡姓体制”将胡汉大族纳入新门阀制度中,具有整合汉人士族和代人勋贵的功能。此后,“郡姓体制”长期成为北朝隋唐门阀制度的核心。

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

元魏宗室墓志是洛阳邙山出土碑志的集中代表,其秉承六朝贵族主义精神撰写,凸显中古北方胡人贵族化运动的观念及成果。标榜文化素养是该类墓志的核心环节,细致剖析其结构元素,不难发现引领贵族时尚的江南新风占据相当的比重,具体包括玄谈、文学、宴饮、务虚、义理及书法等内容。在贵族化浪潮的席卷下,元魏宗室的气质风貌日益趋向江南化,此乃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叙写了绚丽的篇章。

邙山墓志所见元魏宗室起家制度初探

现存的81方邙山元魏宗室墓志保存了墓主完整的起家信息,据此构成独立的调查单元可资探讨元魏宗室起家制度。起家特指入仕授予的首项正式官职,六朝门阀社会视之为衡量贵族性高低的政治新生,决定了未来的前途命运,故以贵族化为价值导向的元魏宗室墓志对此高调标榜。研究发现,元魏宗室的起家标准整体凌驾异姓勋贵之上,对应的乡品全部超越贵族二品,又依世资差异划分若干等级。宗室起家占据清要职位,不仅仕宦年龄低,而且首次迁转速度快、跃升幅度大,充分彰显宗室阶层天潢贵胄的气派和王朝信赖宗室的施政方略。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实现"文士化"是北魏宗室阶层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变,是其统治中原先进地区的客观需要。北魏宗室的文士化不仅表现为知识素养、精神面貌和行为旨趣的改观,更主要地体现在宗室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具备主体性角色意识,并为汉族士人社交圈所接纳。在方法论方面,这种身份角色论较传统的文化类型分析似更贴近"文士"概念的本质。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北魏宗室阶层经济生活探析

北魏奉行优待宗室的政策,给予宗室丰厚、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消费结构在洛阳时代全面走向奢侈化。宗室的经济收入与官爵紧密相连,加速了自身官僚化的进程,对其长久保持活力具有促进作用。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宗室个体之间只有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宗室内部能够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宗室生活优越,经济地位整体凌驾于各阶层之上,这是其政治及社会强势地位的客观反映。

北魏宗室阶层受爵制度考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集团的轴心和骨干,统治者利用爵制抬升并巩固宗室的地位,加速其官僚贵族化的进程。爵位对于宗室而言不仅是荣誉称号,更连带丰厚的权利,除享受衣食租税和爵恤等经济收益外,还有重要的礼仪及政治功用,宗室天潢贵胄的身份借此得以彰显。爵位影响着宗室的前程命运,亦关乎政权的稳固。因此,北魏国家加强对宗室爵位事务的管制,严格遵循华夏古礼安排食邑布局,并在皇帝统筹下协调政务机关和家族议事会,处置宗室爵位的传授。

论北魏前期宗室在禁军中的地位及作用

禁军是北魏强力军事机关,它集天下之重兵,具有卫戍京师、征伐四方、参与枢机等职能。禁军的人员结构是其发挥功效的关键,拓跋宗室身为天潢贵胄,在禁卫武官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可以担任的职位上至殿中尚书、司卫监,中到小统、幢将,下至郎卫、内侍内行等,在北魏前期政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宗室供职禁军是北魏独有的政治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据此可管窥当时的宗室政策及统治形势。

拓跋宗师考述

拓跋宗师是北魏皇族在"私"的家族场域设立的最高管理者,它是西晋宗师与游牧氏族长老制融合的产物,堪称宗室领袖与楷模。拓跋宗师始设于道武帝天赐元年,此后一度废弃,孝文帝太和改制予以恢复。此职限额一人,终身任职,例由德高望重、地位尊显、才学出众的宗室元老担任。拓跋宗师通过"宗议"干预皇族事务,具有纠举非违、训教督导等职权,对维护皇族秩序、规范宗室言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魏皇族政治体制之考察——以宗室八公为中心

北魏模仿魏晋制度,设三师、二大、三司组成八公,八公官居一品,位高权重,对朝政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身为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后裔的宗室群体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对异姓勋贵构成压倒性优势。宗室八公权倾朝野,威望显赫,制约着王朝政局的走势。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构造和权力特征迥然有异,需要结合当时的形势具体分析。宗室大规模地跻身八公,充分证明北魏皇族政体之客观存在,此乃拓跋部族传统与现实政治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

宗室辨族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拓跋氏族群的进化产生了深远意义。孝文帝依当世五属的标准辨族,扫除氏族直勤体制的残余,把宗室打造为狭义的五服制家族。此举的初衷是远遵华夏古礼、近取南朝新风,而沉重的经济压力则是直接的现实动因。辨族活动在孝文帝死后归于沉寂,出服疏宗的宗籍依然得以保留。而阻滞其长久贯彻的原因在于:直勤尊同祖习俗的根深蒂固,中原正统王朝家国一体观念的制约,中古北方大族族制的影响,以及北魏特殊的政权结构等。辨族试图折衷古今、调和现实与理念,但单纯地凭借权威和政令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事物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试析北魏元遥墓志的史料价值

1919年,《元遥墓志》于河南洛阳城北后海资村南凹古墓出土。墓志文中有较为明确的纪年序列,详细记录了墓主元遥的生平事迹,足以补正《魏书》、《北史》的相关内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该墓志还透露出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对于了解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御前决策层的构成、宣武帝宗室政策的转变、拓跋宗室家族制改革,乃至北朝正史的修撰原则等均大有裨益。惟有将墓志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广泛联系史实,强化问题意识,方能充分挖掘其应用潜力。

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的固化与易代模式

士大夫群体历经数百年的成长壮大,至魏晋时期演变为士族阶层。魏晋之际政治云谲波诡的背后,则是士族阶层的日渐强大与稳定发展。西晋初年,将相大臣出身大族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不是曹魏权贵,就是魏臣子孙,朝代更迭和阶层固化看似矛盾,却完美兼容于中古时期。作为代价最小的易代模式,禅让最符合士族阶层持续发展的利益诉求,也逐渐沉淀成精英人群普遍认同的政治精神。易代模式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士族群体的稳定发展,禅让思想的日渐成熟,以及禅让模式的轮番上演,三位一体,共同开启士族社会的门户。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北魏宗室阶层研究综述

北魏宗室是特殊的社会阶层,其上限可追溯至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出身天潢贵胄的他们构成统治集团的骨干,对北魏社会的发展和政局走势产生深刻影响。北魏宗室有"虏姓"头号高门之尊,又是中古北方内徙胡人家族的典型代表。北魏宗室阶层以极高的学术价值备受学界瞩目,经过前辈学者的不懈耕耘,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在某些具体问题和总体特征的把握上尚有欠缺,亟需努力弥补。

河洛北魏宗室群体的贵族化趋势——以元寿安墓志为例

北魏元寿安墓志于1922年在河南洛阳城北邙山马坡村出土,它在一定程度上添补了正史记载的缺漏,为认识宗室阶层的贵族化趋势和北魏皇亲政体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该墓志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古贵族主义思潮,标榜雄厚的家世背景,突出家格与人格并重的理念,彰显深厚的道德学问,罗列贵族独有的仕进途径,昭示天潢贵胄的风采。元寿安屡任朝廷要职,这些职务也是宗室集中把持的实权岗位,折射出皇族政治的典型特点。由志文推知,宗室与贵族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但二者的融通却符合王朝统治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土文献的研究不能满足于文本字面的训读,更应着眼宏观的历史背景,明确具体的问题意识,大量排比同类史料,才能得出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论魏晋士人“孝先于忠”的观念

"忠"、"孝"是中国古代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二者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基础。通常统治者往往更重视忠,但魏晋时期却由于种种原因,忠孝关系倒错,形成了"孝先于忠"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