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宋园林的变化看南宋园林艺术特征

论述了两宋园林审美从大尺度到精致化、从理想化到残缺美、从平远到深远之嬗变,相对于北宋,认为南宋园林多了几分雅俗共赏、闲适优雅的生活情趣,适应于江南的自然环境,山石经营"叠置有峰",园林理水变化多端;园林建筑纤巧多变,群体组合错落致密;园林栽培技术成熟,花木繁盛,突出了植物在题名点景方面的文化意蕴。总结出南宋园林逐渐远离了"平远、壮美、雄浑"的境界,日益"诗化、画化、精致化",显现出"巧趣柔美、清雅俊逸、精深幽邃、幻化多致"的写意特征。

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寡居女性有的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熏陶而不愿再婚 ,有的受先秦两汉以来寡妇再婚以及北朝少数民族婚姻开放风气的影响而再婚。由于受门阀等级内婚制约 ,再婚双方都较为重视对方门第。男姓再婚虽然在礼法方面有许多限制 ,但在实际生活中礼法限制则形同虚设 。

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试论南北朝时期高句丽黄海交通活动的影响

高句丽5世纪初扩张到辽东,使其大体完成了对黄海东部、北部海域的半包围,并长期保持一种陆海相结合的地理优势,深刻影响着黄海东部交通。5—6世纪中叶,高句丽一方面极力封锁黄海东部海域,阻遏百济、新罗西向中国的交通航路,挤压了百济和新罗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通过黄海航路联系魏、宋,在黄海上有能力展开诸如袭杀北燕君主、执送南朝军将、运输八百战马、阻拒北魏使节等军事、外交行动,实际标志着对黄海东半部的控驭。这打破了自西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在东方形成的陆海交通优势,成为高句丽在南北朝时期"强盛不受制"的一个重要条件,并引发了东亚地缘格局的结构性变动。

从魏晋南北朝文人家训看其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践

魏晋南北朝文人在家训中经常真实表达他们的道德信念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理想人格的建构模式基本是通过树立修身典范与道德楷模的方式来凸显理想人格。其理想人格的基本特质是:其一,胸怀大志,立志高远;其二,坚守道德信念,具有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其三,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由于时代背景、社会氛围与个人经历等诸多因素造成理想人格实践过程的艰难与曲折,具体表现为:其一,理想层文人对理想人格的坚守;其二,现实层文人理想人格的丧失;第三,徘徊于理想层与现实层之间的文人理想人格具体实践的两难选择。

两宋之交真率会考述

真率会是宋代文人宴饮聚会的一种流行形式,由司马光、范纯仁等人于元丰六年(1083)闲居洛阳时所创,成员皆为年高德劭位尊的耆宿老臣,蔚为一时之盛,且后世相继而作者绵延不绝,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作为真率会流变的第一个阶段,两宋之交的真率会不仅数量较多且富有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可考的真率会有十个,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与成员的多样性;在岭南地区的集中出现;对耆老会限制的突破;对真率会先贤的仰慕;对真率先贤在野身份与心态的感同身受。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频繁更替,世道混乱,战争不断,百姓生死无常,这就为人们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佛教信仰、道教信仰与其他民间信仰同时并存,互相影响。民间信仰的女神很多,主要有西王母、麻姑、紫姑、丁姑、广陵茶姥等。反映妇女信仰的行为方式也很多,主要有巫术、相术、占梦与祭祀等。广大妇女或因战争而失去丈夫子女,或因逃避战乱而失去家园生计,或因婚姻失意而遁入空门,或因被废、被迫、被俘而孤单无助等等。在这个尘世失意而寻求归宿的漫长过程中,妇女的宗教信仰亦汛滥四溢,多姿多彩。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海盐腔形成年代考

海盐腔是早期南戏的重要声腔,在杂剧盛行的时代,它的形成是由"剧"到"剧"的体系内衍生和传承,但是,南戏并不都唱南曲,南曲是南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歌谣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海盐腔不仅要歌唱,还必须是具有南方海盐特色的歌唱,并最终将歌谣土调纳入曲牌体制。陆采《冶城客论》及徐渭《南词叙录》所言"南都"以"南曲北调"演唱《琵琶记》的"浙音"即是最早的海盐腔,时在明初,具体形成时间在洪武元年至十年(1368—1377)间。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女教书之考论

女教书是中国古代针对女子的教材,反映男女有别的教育思想。先秦儒家经典就有零散的教训女子的规范条目,根据后世出土相关典籍文献,先秦亦有专门女教书。自汉代《列女传》《女诫》之后,女教书著书立论的意识更加明确,从存录和存目的女教书中可以得到体现。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唐以前女教书大量亡佚,存世篇目极其有限,多见于正史存目。女教书的编撰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重视和肯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价值观内涵的更替变化又映现于女教书,可以说,女教书的整理研究就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的观照。

基于语料库的六朝与隋唐五代石刻楷书异体字比较调查

六朝与隋唐五代时期的石刻楷书中存在着大量异体字,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分别从异体字数量、异体字形、字位主形三个方面对"六朝石刻楷书语料库"与"隋唐五代石刻楷书语料库"中所贮存的异体字展开比较调查。调查表明:从数量上看,与六朝相比,隋唐五代石刻楷书的形体渐趋规范定型;楷化过程中,组成汉字的构件与笔画数量、汉字出现的频率、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是影响异体数量的共同因素。从字形上看,两段时期的异体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传承性,同时,隋唐五代石刻楷书中也出现了一部分具有时代特征的变异形体,其代表即"武周新字"。从字位主形上看,简易、区别、表义性、系统性原则是汉字楷化过程中楷书异体的选择标准及优化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黔中文化的发展状况

黔中自古以来就远离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于贵州地域中的黔中的确切记载开始于明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黔中被称为"南夷"之地,物质文化发展相对贫乏;黔中地区与中原交往时断时续,中央政权虽在此设郡守县令,但事实上的掌权者是当地的土司、王侯;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该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从秦汉开始由于战争及其他原因 ,周边各少数民族即纷纷内徙 ,到魏晋南北朝形成高潮。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 ,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 ,学习和实践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 ,同时 ,也将本民族的优秀成份融入到汉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生活中去 ,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实践证明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 ,为隋唐盛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

魏晋名理学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

魏晋士人的超脱、旷达与潇洒的魏晋风度 ,构成了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一个主要标志。魏晋名理学以“自然”为逻辑起点来建构天人新义及人的价值学说 ,给魏晋新型人格的形成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诞生从哲学基础、性命原则到理想人格、价值取向诸多方面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纂要》的编纂

《纂要》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典籍,在诸史籍中多有记载,但对其时代、作者、卷帙等情况的记载却多有不同,陆机、戴安道、颜延之、何承天、梁元帝皆有《纂要》传世,古今学者对其佚文也做过辑佚,但各个辑佚版本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给我们认识《纂要》带来了诸多疑惑。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现《纂要》的编纂史、学术史,我们对它进行了梳理,旨在还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纂要》的发展、演变以及后世学者对它的认知。

试论魏晋南北朝子书撰作风貌的阶段差异

魏晋南北朝是春秋战国以后子书撰作又一次极为活跃的时期,本时期近400年的历程中各个具体时段的子书著述,在内容上不免要或多或少地表现所处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像或特色,以及创作主体身份乃至文风方面的差异。大体而言,建安三国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多为军政实务之臣,作品多涉及政略治术,以及社会风气的批评和重建的主张,在思想上往往兼融博取,以有效为原则,文风朴实明畅。两晋南北朝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则多为文人,作品对社会现实治乱兴衰问题的关注逊于前代,流露的老庄思想及道教、佛教思想则渐趋浓重,许多作品博录名物、轶事、琐语,形似杂钞、笔记、类书,追求文采的风气日益高涨,先后涌现葛洪、萧绎等倡导情采缤纷之华美文风、并在撰作中大力实践的作家,子书的文采化达到顶峰。

从关中地区地名变迁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动荡与分裂的时期,同时也是民族融合与同化的时期,民族融合趋势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关中地区是少数民族内迁的主要区域,入主关中的少数民族不仅沿用了很多当时的古老地名,也创造出许多反映民族特色的新兴地名。这些“新地名”与“旧地名”,极大地丰富了地名学的内涵,为关中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由此也能看出民族融合的些许信息。

中日佛寺建筑与自然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

比较分析同一时期(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中日两国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发现虽然两国佛教理念相同,但中国南北朝时期是玄学境界型建筑自然观,而日本飞鸟时期则是神道意识型建筑自然观。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及其自然观是日本飞鸟时期的母体,而日本飞鸟时期则为研究中国南北朝时期的这一关系做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