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君子论略

茶为国饮,君子为传统人格楷模,茶与君子相通相融,催生了茶道君子这一高标人格符号。从君子之知而言,仁爱礼敬的品德、中庸清逸的睿智、自强弘毅的精神,蕴育了茶道的内涵;从茶道之行来看,精行俭德之人、恬淡坚贞之士、亲家爱国之子,彰显了君子的风貌;而从知行合一来分析,秉持守正笃行的理念、打造心物合一的美境、共享古今茶德的趣旨,则是茶道君子修炼的基本路径。

蒲松龄与《世说新语》及魏晋风度

蒲松龄的为人处世与诗文风格均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魏晋名士一往情深、率真自然的精神风貌的影响。蒲松龄像《世说新语》中那些魏晋名士一样,在无情的社会中满怀深情地活着,在伪善的体制下率真自然地活着。情到深处成痴,痴人多具狂性。蒲松龄是一个痴于真情、痴于科举、痴于著书的痴人,也是一个至情至性至淳的狂生。可以说,“情”“痴”“狂”是蒲松龄的精神内核,也是《聊斋志异》成书的推动力。

论刑事情状证据

在庭审中观察法庭参与主体的非言语行为获得的线索称之为情状证据,从神明裁判至“五听断狱讼”再到如今的庭审实践,这一线索均发挥着独特的辅助作用。现代司法证据制度追求理性主义,偏向于可被语言文字化的、客观且具体的证据,使得情状证据在“潜在规则”层面适用,因而形成了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事实形态。这种默读式审判违背了人类的认知规律,且与我国传统制度相悖。因此,有必要对情状证据的产生、识别和认知进行科学分析,并探究其实践样态的变迁,从而明确现实可行的司法进路,由此重建一种融合了心智、言语和肢体活动的整体认知模式,发挥情状证据对促进发现案件真实的加权作用。

Like Mountains and Waters, His Demeanor Lasts Forever--In Memoriam of Former CSHRS President Luo Haocai

On November 3, 2011 when I attended the experience exchange meeting for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held at Sichuan University, I had my first close contact with Teacher Luo Haocai. At the meeting, I gave a speech on the theme of the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human rights research and teaching a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WUPL). At lunchtime, Teacher Luo went to the restaurant with us to eat buffet, when he specially asked me to his table and further inquired about the

智慧司法建设中情态证据的应用与合法性审查研究

情态证据是对某种刺激下被观察者适应性整体反应的记录,可借助现代科技予以量化分析。对情态证据的技术基础、法律基础进行考察,分析智慧司法实践中情态证据的应用现状,可发现实践中存在对情态证据认知与运用的矛盾。正确运用情态证据能够实现智慧司法的诉讼真实价值与人权保障理念,推动智慧司法建设,反之则会造成社会伦理冲突、权利侵犯与结论错误。因此,应从观察主体、启动方式、观察方式、保存程序及呈现形式、庭审调查等方面对情态证据建立“准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同时明确可能产生的瑕疵证据及补正情况,但不宜建立“毒树之果”规则。

魏晋风度的音乐艺术呈现——阮咸琵琶的产生及其文学书写

本文首先回归并阐释晋人关于琵琶与名士的关系的命题,指出阮咸是此种士林风尚的始作俑者,同时通过阮咸琵琶的起源的考察,确认了魏晋风度中的异域文化因素,揭示了魏晋名士开放包容、善于吸纳的文化精神,也阐释了中古时期关于琵琶的文学书写的文化史意义。

彰显中国风俗、中国风流、中国风度、中国风范的中国酒文化

文化是中国酒的灵魂。中国人把“酒以饮用”的物质形态升华为“酒以成礼”的精神形态,通过健康、文明、高雅的饮酒方式彰显寄情于酒的中国风俗、酒香诗美的中国风流、君子之品的中国风度、礼仪之邦的中国风范。这就是中国酒文化。中国酒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深识远照 自化为善——试论二程“君子气象”之意蕴

二程理学旨在指导人们培德向善、成贤成圣,并以君子养成为途径。二程在继承儒学传统文化君子论之基础上,对君子之义有诸多创新之见,其突出的特点是以“天理”为指导,以圣人情结为动力,深识远照。二程认为,君子与常人不同处,贵在有识、有智、识善、勇于克己自胜和知“孔颜乐处”。二程强调,君子养成必须做到自信、自化和“穷理反躬”。二程借鉴“引譬连类”之法以“君子气象”论君子,体现了儒家对人生终极关怀的新定位,反映了儒家对人生道德养成的新认识,体现了儒家对崇高人格美学的新发展。这是对新儒学修养功夫阶段论和层次论的独特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程对修养功夫的新认识和对人格完美的新要求。

论《世说新语》童语与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的童语,展现出魏晋少年儿童迥异于其他朝代少年儿童的特征,即任诞放达、聪敏机辩、临危不乱和桀骜不驯。而《世说新语》中的少年儿童具备这些风度是受到当时社会背景、时代风气、选官制度以及家族教育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师风长效机制的创新研究

随着自媒体等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社会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表现越来越关注,高校尽管认识到了师德师风的重要性,但师德师风建设还是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高校师德师风机制建设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对师德师风当前存在问题和原因进行剖析基础上,创新系统地提出教师招聘和退出机制、激励和监督机制、自主学习与集体教育相结合等系列工作机制,进而构建出符合高校办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工作机制。

“魏晋风度”论的学术渊源--从刘师培到鲁迅

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从重新肯定魏晋文学和文化地位的角度出发,由魏晋文学风格的变迁入手,在论汉魏、魏晋文学风格变迁中谈及了魏晋主要文士的人格精神,开启了近世对魏晋文士精神风貌大规模考察的先河,对后来的魏晋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启发了鲁迅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和阐释。而鲁迅第一次以“魏晋风度”来定义魏晋文人精神的总体风貌,从而确立了魏晋风度的经典地位。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为例

宋末文天祥以其大义凛然、临死不惧的浩然正气化身为一个英雄符号、忠节典范而被历代接受传颂。入明以来,文天祥这种忠节义气和风范每每唤醒世人的历史记忆,上至政府,下至民间,以传记、书志和建祠、立碑、刻铭等诸形式传承建构,使得他的事迹影响与精神传承空间不断扩大,成为忠臣义士和文人士子的效法模范与敬仰对象。文天祥形象的传承建构,是明代对历史忠节人物记忆的典型代表。

论情态证据的产生与认知原理

情态证据指的是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情态证据的产生原理包含压力施加、压力中介和压力反应。压力的来源是综合性的,既有躯体性和心理性,也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压力中介包括心理中介与生理中介两种,具体包括压力承受力和对压力的理解问题。压力反应即情态反应,是个体经认知评价而察觉到应激源后引起的心理与生理变化。情态证据的认知原理包括情态的观察与判断。主观上,审判者应该注意到情态的重要性;客观上,需具有良好的观察机会和环境。在情态证据的判断上,不仅需要观察其情态的外在表现,更需要了解情态表达的语境(场合)和证人的情态基准。

从情词到口供:论情态证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情态证据指的是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对情态证据的质疑主要来自学术界。包括"撒谎情态"是不存在,或者是极其细微的;情态证据也是难以发现和解释的,容易引起偏见等危险;情态证据的采纳显然也违反了现有的法律规范和原则;情态证据相比其他科学证据具有明显的劣势和不足。美国联邦法律和司法实践坚持对情态证据的传统观点。相当部分的哲学思考、心理学基础研究尤其是法庭实证研究等都认同情态证据的功能与价值。情态证据具有其特殊性,不应进行武断的制度和技术解构,而且,司法应该契合社会经验,情态证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20世纪初期隐逸文学与佛教的关系

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上承古代隐逸文化传统,下接当下文学风尚。它承载了多重的文化意义,为文学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和研究可能。隐逸派作为现代文学的典型存在,与佛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研究为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多种可能。

现代建筑创作理念、思维与素养

本文针对当前建筑领域的实际,结合作者多年的创作实践,提出"二观三性"(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创作理念,综述建筑师应具备的创作思维和素养。

论“魏晋风度”与士文化的审美开拓

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乃至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

方志敏的理想信念研究

方志敏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身处黑暗社会的方志敏对理想社会产生了强烈渴望和追求。几经思考和探索,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信仰。方志敏极度相信共产主义,认定苏维埃一定能救中国,坚信中国一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化作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导他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奋斗终生。作为理想信念的具体样态,方志敏的理想信念经受住了无数艰难险阻的考验,显示出其坚定性。方志敏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新时期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建设的极佳素材,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魏晋美学片论

魏晋由于门阀地主的势力取代了汉大一统的封建势力 ,体现门阀地主人格理想的玄学兴起来了。玄风所向是诗性人格即魏晋风韵的产生 ,并由此引发文艺美学的空前兴盛 ,其特征是重情感 ,尊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