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教育的自觉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动荡的岁月里,儒家传统的理想完美人格———名实相符、德才兼备、忠孝双全逐渐解体。面对苦难的现实和理想破灭的精神痛苦,魏晋士人对两汉以来的神学化儒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同时把智慧的触觉伸向了对人的自我存在的价值的探寻。这种探寻赋予了魏晋士人冲决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精神束缚的力量,同时也使他们逐渐走向"自觉"。教育也随之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向:由偏重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到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教育走向了"自觉"。

鲁迅与魏晋文学

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优秀继承者 ,他对中国小说史以及中国古籍的整理、校对工作 ,都显示了他在古典文学领域的修养和成就。魏晋是一个文学自觉、思想解放的时代 ,鲁迅对魏晋时期的名士和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魏晋风度 ,都表现出格外的推崇和欣赏。

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王戎玄儒兼治研究

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其实很少受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玄学影响,他秉承山涛入世的名士人格理想,代表了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情况。他怀儒家入世的精神而不婴事务,奉道家俭约的宗旨又广聚钱财,以其人格的二重性说明了士大大兼治玄儒的思想困境,影响了西晋时期知识分子“士无特操”的文化品格。

从魏晋南北朝文人家训看其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践

魏晋南北朝文人在家训中经常真实表达他们的道德信念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理想人格的建构模式基本是通过树立修身典范与道德楷模的方式来凸显理想人格。其理想人格的基本特质是:其一,胸怀大志,立志高远;其二,坚守道德信念,具有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其三,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由于时代背景、社会氛围与个人经历等诸多因素造成理想人格实践过程的艰难与曲折,具体表现为:其一,理想层文人对理想人格的坚守;其二,现实层文人理想人格的丧失;第三,徘徊于理想层与现实层之间的文人理想人格具体实践的两难选择。

药、酒与魏晋士人的身体观

自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表后,药、酒与魏晋士人的关系一直是魏晋文化研究中一个不断被重提的话题。在"身体"研究的视域下,这一问题也可以被重新思考,因为药、酒与魏晋士人发生的恰好是身体上的关联。吃药可以长生,喝酒可以避祸,药、酒可以使身体生命暂时得以保全和安置。这不是魏晋士人服药饮酒的终极目标,药、酒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意义,即在老庄哲学的引导之下,借助药、酒作用于身体后的发散和催化,力图让作为肉身存在的个体化的自我消解,与生命的本体相接,从而完成由"有身"到"无身"的超越,彻底摆脱生命存在的悲剧感。

先秦至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由”的历史演变

先秦至魏晋时期,"由"所在的句子结构日益复杂,涵盖的信息量加大,"由+N"由二连动、三连动关系中的一项向修饰关系的转化,导致"由"从动词虚化为介词;由它套合的结构不仅可以作施事主语,还可以作类似于紧缩句内的成分,或者复句的一个分句;"由+N"语序的由前至后,直接关系到表述者的语言心理、语义意图;"由"介引的N语义概念可表抽象意义的场所,或表示人物、官职、地位的起点,或表示范围、状态,这些都是方所类用法的隐喻或引申。

笔底林泉 古镜照神——从山水散文比较魏晋及晚明文人对山水的观照

钟情山水是中国文人的一项重要文化品性,为了以微知著地探究这项文化品性的发萌与成长,特从魏晋和晚明的山水散文入手,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文人在对待山水的接受程度、欣赏态度、审美旨趣等多方面的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研究认为,同为钟情山水,魏晋文人在山水散文中表现的是一种发现的喜悦,晚明文人则将生命沉耽山水之中;魏晋文人对山水的态度是崇敬的,晚明文人对山水的态度则是玩赏的;魏晋文人在山水审美中澄怀观道,晚明文人观赏山水时所具更多的是实用功利的现世情怀。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旅途中物质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旅人对山水自然可能产生的不同感受;第二是受玄学和心学两种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第三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从楼观道看道教在组织形态上的转型

道教的组织是组成道教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组织形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道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吸纳了佛教的组织方式,形成了以陕西楼观道为代表的宫观式组织方式,它促成了道教道士人数大为增加、教徒向低龄化和贫民化发展、管理更加严格等变化。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主体审美意识

志怪小说是魏晋小说的主流形态,它的基本表述手法是记录、写实,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表现出明显的不自觉性。但这不等于说志怪小说中没有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透过小说的具体内容,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深深潜藏在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就是饱含着魏晋时代气息的情感与愿望,具体表现为对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对长生的希冀以及对大千世界的神往。

魏晋诗文中的生存智慧及价值

魏晋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社会极其黑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同的文人采用了诸如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吟诗做赋,以求不朽;大隐于朝,佯狂买醉;适性自然,归隐田园等生存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生存智慧。标志着魏晋文人生命意识、个人价值意识、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意识、适性自然意识的觉醒。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汉末魏晋文人五言诗人文意蕴探析

汉末魏晋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提供了文学发展的丰厚土壤,文人士子们在诗中或抒发昂扬奋发的热情、显露英雄气概,或抒发壮志未酬的苦闷、失意的无奈,或悲叹时光之飞逝、生命之短暂,或留恋物质生活的享受、流露及时行乐之情,或自然流露男女之情、真诚表白相思之痛,或走向自然、回归自我,或超然物外、追求玄思妙理。这些情感均来自他们的真实感悟和亲身体验,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生活,构成汉末魏晋文人五言诗特有的人文意蕴。

拓跋氏与魏晋政权的早期关系——兼论拓跋早期民族交往史料的辨析问题

《魏书·序纪》与《晋书》等传世史料所见拓跋氏与魏晋间的关系,在叙事详略、事实细节和交往状态等层面皆多有不同,表明了史家的不同立场,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问题。对魏晋时代的官印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中央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颁发的官印数量很多,拓跋氏遗留的几方官印很难用来直接对应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不过,这批官印却是拓跋氏接受西晋官号,以少数民族附属者身份与西晋进行交往的直接证据。在史料记载本身比较简略的情况下,传统的逻辑是寻求不同史料之间的共同点以求扩大证据链条。在处理拓跋民族交往早期史料时,需要注意寻求史料共同点逻辑前提是否确实存在,避免不必要的过度解释。

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转型与城市建设演变的关系

城市与建筑的建设是国家社会及政治思想在空间上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社会思想变革的两大转型期,都城建设是否也受到了思想的影响而出现了改变?本文首先梳理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史的变革与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的主要思想,并选取转型期及其转折重要节点的典型城市建设,分别从社会背景、社会思想、城市建设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究其中的联系并总结其特点。

阮籍诗歌与《庄子》

阮籍的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引用了《庄子》中的故事或道理。受魏晋时盛行的玄风影响,阮籍的诗歌表现出以老庄之说统摄儒道二教,而最终用以治世的意思,显示出阮籍儒道并用的政治理念。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借《庄子》而舒解忧闷,或者是自我宽慰的作品。阮籍究竟还是心存用世之志的,《庄子》对于他的影响只存在于外表,并没有真正地在他的思想中扎根生长。

从流官到土著大姓:魏晋南中大姓霍氏家族的变迁

三国时期,原籍南郡枝江县的霍氏初流官的身份进入南中。其后,滞留南裔、称雄一方。东晋初年,在当地的动乱中没落。这一家族的经历可以看做一个逐渐融入当地的过程。这一切发生的舞台——云贵高原的历史并非是一个单向的被汉化的过程。长期以来,这里一直和外界存在互动。在这片土地上,本土的和外界的文化相互影响,造就一方独特历史。关于魏晋南中大姓霍氏家族变迁的案例,恰是其中一个缩影。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鲜卑史略

魏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时鲜卑诸族亦大批入居河西,势力最强的河西秃发鲜卑建立了"南凉"政权,并与河西其他民族进行了长期的争战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魏晋书法管窥

本文对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介绍了诸书家的风格、特长，指出晋字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