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德《拉巴洛条约》的缘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在英法等强国的安排下建立起凡尔赛体系。苏维埃俄国与魏玛德国作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国家,两国所面临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局势高度相似。正是基于这种相似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才使得两国逐渐接近并走向合作,进而签署了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拉巴洛条约》。该条约不仅奠定了苏联“五年计划”的基础,而且改变了德国在赔款问题中的不利局面。

整合论宪法学:找回国家还是失去国家?--读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

整合是宪法的原初使命,斯门德的《宪法与实在宪法》是国家整合的重要理论资源。鉴于国家在公法研究中的缺席,斯门德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精神科学和国家法学的结盟,以一种辩证、运动的思维修补了个人与整体、经验和现实的断裂。作为一种生活过程,国家整合包括人的整合、功能整合和质的整合,斯门德以此重新解释了国家法的基本范畴。结合历史反思斯门德对于魏玛议会、总统制和联邦的分析,可以发现其抽象的分析框架高估了从个体到整体的连续性,未能触及具体的权力运作机制,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对主权的考察,因而无法提供有效的整合路径。如何结合社会现实推进国家整合,仍然是摆在宪法学者面前的任务。

制度转型的多样性因素及关系分析——魏玛共和国和联邦德国民主试验的经验比较

民主政治制度的稳定运行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稳定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魏玛共和国民主试验的失败是其制度设计上的重大缺陷、经济上的失败及政治文化转型迟滞的复合性后果,而联邦德国民主制度的成功运作,则得益于它精致完备的制度安排、成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努力培育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因此,制度转型与文化转型具有内在的深层互动关系,政府效能和合法性与政治文化特质高度关联,而文化转型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长期过程。

论魏玛德国的经济

经济问题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可分为战后经济混乱时期、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和经济萧条时期三个阶段。最后由于未能解决经济问题而导致魏玛共和国垮台。

因果性、直观性、个体性与量子力学———试析保罗·福曼关于魏玛文化与量子力学发展之关系

量子力学具有许多经典力学所没有的特征———比如非因果性、非直观性、非个体性等,也由于这些特征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及广泛讨论。然而,这些特征在多大程度上是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或是人们所希望赋予的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及社会学家保罗·福曼(PaulForman)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量子力学的发祥地———德国魏玛文化对理论的表述特征产生过重要影响等独到见解。本文拟对福曼的观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拥抱与抗拒——美国大众文化在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时期,特别是相对稳定时期,美国大众文化迅速传遍德国,赢得了以白领职员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对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的忧虑和对德意志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出现了德国社会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质疑、诘难。美国大众文化的风行加深了魏玛文化的混乱。

试论魏玛“福利国家”的早期实践(1918-1920)

一战结束后,德国社会遭遇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重危机,政府权力亟待合法性认同,社会期稳定。魏玛政府力图把福利国家作为控制与解决危机的一种手段。1918-1920年间,魏玛的福利国家建设曾规范劳动市场、协调劳资关系、改革保险和救济政策、解决住房问题以及调整经济运作模式等方面掀起高潮从短时段看,这些实践活动确立了基本的福利国家原则,维护了政府权威,初步解决了战后德国的社会危机然而从长时段看,这一时期的福利实践存在许多问题,埋下了日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民主危机的隐患。

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是对德帝国时期不公正和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的反叛。比例代表制强化了德国长期存在的多党政治。比例代表制,连同不利的政治文化、政党特点和政党体制的弱点,导致了政府的不稳定和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深刻危机。

试析魏玛德国失业保险体制的建立

自19世纪末起,失业已成为德意志社会的显性问题之一。然而,用保险方法来应对失业危机的观念,却因争议颇多而被帝国政府一再搁置。"一战"期间,为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帝国政府改变立场,启动济贫体系改革。1927年,魏玛德国最终建立了失业保险体制。该体制虽然被魏玛政府视作控制并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手段,但是,该失业保险体制充其量是在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战后政治格局变迁和经济形势动荡背景中的应急产物,它缺乏对财政能力和未来发展的预见性,以致埋下了魏玛民主衰亡的导火索。

从魏玛宪法看魏玛共和的体制性弊端

魏玛宪法作为一部民主性律法,有其不可否定的历史作用,但魏玛宪法也存在体制性弊端。魏玛宪法中的双首长制造成总统权力扩张,议会政治难以运行;其比例代表制助长了小党的生存和发展,推动了纳粹党的发展壮大;另外,赋予总统紧急处分权也导致希特勒纳粹独裁有机可乘。这些体制性弊端一步步侵蚀了魏玛共和的根基,它客观上助长了纳粹独裁,也使自己最终葬送于纳粹独裁之手。

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

相对稳定时期 ( 1 92 4 1 92 9) ,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得以维持和发展 ,亲共和国的政党仍占重要地位 ,反共和国的政治势力处于低潮 ,普鲁士作为“民主的堡垒”日益凸现 ,在巴伐利亚、国防军中也发生了某些积极变化。与此同时 ,亲共和国的政党也表现出力量发展不平衡与影响下降的趋势 ,政党政治碎片化的加速、反共和国政治势力重新聚集力量并开展反共和国的联合行动、民主政治不断右转、政党与议会制度危机重重 ,显示了魏玛共和国政治稳定的相对性。这一情况的发生是与共和国强大旧势力的存在与保守反动思想的影响、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民主党采取的策略路线、中间等级的恐慌、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绪的影响分不开的。

紧急状态与魏玛共和——以《魏玛宪法》第48条为中心

从立法实践来看,《魏玛宪法》是全世界第一部内置紧急条款的宪法,魏玛共和国也是德国历史上首次议会民主制度的“政治试验”。后世对这部宪法的评价毁誉参半:一方面,《魏玛宪法》是德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从宪法字面上看,它可谓是最符合当代西方法学家口味的宪法,也被称之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另一方面,由于魏玛宪法中设置了一个保留君主权力的紧急条款(《魏玛宪法》第48条),德国宪法学界对之一直聚讼纷纭。

魏玛共和之殇:现代民主国家应对危机之道

"民主危机"源于现代民主国家制度的内在矛盾:政府须有足够权力控制人民,据此构建治理国家的宪法秩序,同时也应尊重人权,赋予人民相应的力量制约政府。国家、人民、宪法三者之间的张力维系着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一旦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受到挑战,因着某一方力量的倾斜而动摇了原本和谐的秩序,从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危机"。考察魏玛共和的民主危机,需要通过系统分析三位著名公法学家卞尔·施米特、汉斯·凯尔森和赫尔曼·海勒提出的应对之道来形成新的共识,借此为应对当下欧洲面临的民主危机提供参鉴。

美国宪政对魏玛宪法的影响

美国宪政思想对近现代的德国影响源远流长,它在公民的基本权力、联邦制度以及设立魏玛共和国民选总统等方面对魏玛宪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说来,魏玛宪法深受美国宪法十条修正案的影响;在魏玛宪法的国家组织结构中,联邦国家被保留下来;而美国宪政因素对国家元首和总统设立制度的影响,则主要通过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主张体现出来。

“民主政制”正当性前提的哲学思考

民主政制是一种具有多种终局可能和理论缺陷的政体。在政治实践上,它有蜕化为僭主专政和民粹主义的潜在基因,这在纳粹主义和雅各宾专政中得到鲜明的例示。从理论前提上看,美国式民主是一种强调形式正义的混合民主政体,但民主选举程序的合法并不意味结果的公正。合法(形式正义)与正义(实质正义)之间的巨大裂痕,为贤明君主制(仁慈僭政)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同时也让我们警惕民主政制潜含的政治风险。由是观之,民主宪政并非主流观念所宣扬的那么理想完美和理所应当。廓清民主宪政的实践变体和德性缺失,不仅有助于我们审慎理性地看待世纪之交的这场宪政之争,同时也对我们更好地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试析魏玛德国集体合同制的兴衰

集体合同制是魏玛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与革命推动了集体合同的法制化。集体合同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劳动权与其它合法权益。然而,在经济形势恶化的压力下,集体合同制从自愿调解模式向强制调解模式转变,成为政府控制劳动市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政策手段。最终,集体合同制由于政治与经济危机而无法正常运行,魏玛民主也由于同集体合同制的密切关联而受到质疑。魏玛时代集体合同制的兴衰历史反映了现代福利国家建设的成就与局限。

《魏玛宪法》溯源

关于《魏玛宪法》的来源,学术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强调德国文化和传统的作用,有的学者则强调外来因素的作用等。探讨《魏玛宪法》的渊源,应该结合魏玛共和国和《魏玛宪法》产生的背景,《魏玛宪法》实际上是德意志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宪政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

魏玛时期德国的电影文化与社会现实(1918—1933年)

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时期的电影文化是德国现代史的时代风向标。新兴的电影文化成为德国文化的轴心,电影院与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随着白领雇员阶层的出现,文化偏好发生转向,电影观众大幅增加;科技的进步和艺术家的思想解放以及美法两国对德国电影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魏玛时期电影反映了德国政治、经济、社会、民众心态等诸多问题。魏玛时期电影文化现象构建了一部社会史,这对于了解魏玛共和国提供了一些启迪和思考。

论两次大战之间德国远东政策中的亲日倾向

一战以后,魏玛政府在远东一方面实行“非强权政治”、“中立”、“平衡”政策,为迅速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重返远东市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明显亲日。希特勒上台后,德国远东政策的亲日色彩愈浓,终致1938年后撕去“中立”外衣,抛弃中国,与日本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将人类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视线所窥 永是东方——德意志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热

19世纪末期以来,欧洲文明面临危机。在德意志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化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大量被译介;中国文化成为德国文学家的创作源泉;老庄学说风行一时;宣传东亚和中国文化的刊物和组织纷纷涌现,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著作。"借东方之智慧,释西方之焦虑",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热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