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家竹书文献问题新论--以《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为中心

郭店简《语丛》前三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儒学文献,其他儒家竹书也很可能写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大体上说来,郭店儒家竹书可以看作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集。《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高度相关。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一篇的作者或者是孔子本人,或者是其弟子。即使《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从思想来源看,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孔子思想。此前,学界或将郭店儒家竹书判定为“孔孟之间”的著作,或将其都推测为《子思子》的一部分,这两种流行意见都在较大程度上低估了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依此,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哲学应当据郭店简等资料得到重新解释和构造。

论宋人对《文心雕龙》中《楚辞》批评的接受特点

《文心雕龙》的《楚辞》批评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宋代对刘勰《文心雕龙》中《楚辞》批评的接受呈现两个特点:类书的辑录与诗文集的化用;《文心雕龙》评《楚辞》提出的“异于经典之四事”之说在宋代得到广泛关注。

超越创伤:对朱天文《荒人手记》的精神分析式解读

传统对《荒人手记》的评论大多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入手,而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将朱天文这部表面的私语式小说读作后现代社会症状的普遍寓言,本文借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创伤与哀悼、象征界崩解和实在界入侵三个角度,对《荒人手记》的文本进行症状式阅读,论述小说是如何将私人写作同对宏大命题的公共性关注巧妙结合起来的,由此揭开小说另一维度的丰富意义。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从弗洛伊德的创伤和哀悼理论切入,将手记的书写过程本身读作对个体和社会层面双重失落和幻灭的心理疗愈过程;第二,从拉康的“三界”理论出发,指认这种书写形式的治疗在形式层面上的失败,恰恰反射出象征界的崩溃和解体的状况;最后,恰恰在沉溺死亡驱力的“越界”体验中,才能直面匮乏,重获救赎。

论朱天文小说的感官书写——以《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为例

朱天文的中期小说《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中存在着大量的感官意象,《世纪末的华丽》发出了“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的宣告,《荒人手记》带给人以神迷目眩的视觉冲击。细读朱天文小说中的感官书写,颜色和气味的背后既潜藏着早年胡兰成在文化审美方面的影响,亦表现出朱天文以女性这一边缘者造型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城市、建筑、时装等构成的都市风景线与情人、同性恋者等反复无常的男女感情都在朱天文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甚至发展为“恋物癖”或“拜物教”式的存在,由此建构起小说的唯美倾向与阴性气质。

《老子》“同文复出”现象的初步研究

《老子》简本、帛书本、今本有“同文复出”及与之类似的语言现象。“同文复出”是“晚出”的、后人加入的。《老子》原本中的文句近似现象，仅追求意义的相同，并不苛求“文”同。“同文复出”既非“错简”，也非“误入”，而是“引经作注”──一种很特殊的注语。“同文复出”对于认识《老子》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说变，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

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在2008年"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时对决。《生死疲劳》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中共政权下的农村变化;《巫言》则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决选的结果由《生死疲劳》胜出,《巫言》的成就其实可以等量齐观。若以1949年标志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至2008年适为一甲子的结束,60年来的中文小说精彩纷呈,以朱天文和莫言各自所占的位置为探索的起点,可以探讨他们各自所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并且进一步借着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

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所依据中文原始资料新探

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明坚绘制了一部《中国地图集》,整理者认为此图集是依据中国明代罗洪先《广舆图》所编纂。《中国地图集》稿本中夹有一幅中文原刻版书本式单页地图——《辽东边图》,仔细研究此图的来源,应该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这才是探讨《中国地图集》所依据底本的关键所在。将此书与《中国地图集》的文字和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罗氏的地图集不是根据《广舆图》编绘,而主要是依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一书所编绘。

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洪兴祖的《天问》注释特点,主要在校勘异文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补王逸注释的未备或模糊之处,或说明句子的转折、承接关系和内在联系,或对《天问》的旨意作进一步阐发;其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难解或无法解释之字句强作训释。朱熹的《天问》注释特点,一是体例上的变化,二是在集王、洪字词注释于一体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见解,三是以哲学中的理、气说对章旨作义理上的阐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主要是在疏通柳宗元《天对》难解字词的基础上,纠正和补充前人的偏颇、失误之处;但其明显的不足,也是因受《天对》影响较深而沿袭了其中的一些讹误。

楚文化视域下屈原辞骚对《芙蓉女儿诔》的影响

《芙蓉女儿诔》是《红楼梦》中一篇缠绵绮丽的祭悼文辞,为晴雯寿夭后宝玉哀伤感怀所撰。整篇诔文仿写屈原楚辞,且受楚文化影响而作,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师楚"的典型代表。文中关于对芙蓉花神祭祀、引魂和送神方式的描写,以及渗透出的植物崇拜的宗教文化心理和"以悲为美"的情感审美观,都明显受屈原的辞骚艺术和楚文化艺术的影响,这也造就了屈原、楚文化和《芙蓉女儿诔》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楚辞·天问》之“帝何竺之”试解——兼论贾学鸿《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是一部在我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先秦典籍,而如何理解却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楚辞.天问》中的"稷维元子,帝何竺之"句,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特别是从我国先秦时期曾经作为"荆楚"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苗瑶语出发,认为现代黔东南苗语中汉语词义为"远"或者"疏远"的[to11]可与"帝何竺之"中的"竺"相对应,亦可从先秦曾与楚民族有广泛联系的壮侗语以及现代汉语的吴、闽方言等对《楚辞》进行研究。

《艺文类聚》、《初学记》与唐初文学观念

对《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所收录的唐代以前作家作品的统计分析 ,可发现它们所重视的作家正是唐初正统观念中大加贬斥者。进一步考察唐初所编撰的一系列文章总集与诗式、诗格类著作 ,发现唐初贬斥六朝文学的议论并不代表唐人真正的观念 。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试论《楚辞·天问》“顾菟”说

屈原《天问》中的"顾菟"为何物?目前学界存在多种观点,大致上分为"兔子说""蟾蜍说""老虎说"以及"蟾蜍和兔子说"四种观点。"顾菟"二字解释为"蟾蜍和兔子"的观点,可以对前面三种说法进行剖析,指出其不合理之处,再结合一些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说辞以及搜集的论据,证明《天问》中的"顾菟"应该释为:蟾蜍和兔子。

取熔经意 联藻日月——论《文心雕龙》的《楚辞》批评及其文学史意义

《文心雕龙》有五分之一的篇目谈到了《楚辞》,并设专节讨论屈原。《文心雕龙》深刻论述了《楚辞》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从理论上肯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心雕龙》全面分析了《诗》、骚之同异,肯定了屈原"自铸伟词"、追求新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心雕龙》还从"诡异之辞"、"触类而长"、因方借巧、"重沓舒状"等方面总结了《楚辞》的审美特质。《文心雕龙》的《楚辞》批评,直观地传达出了刘勰本人进步的文学史观,而且对六朝的文学创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唐代类书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以《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为例

类书对一时代普通人的知识结构、文化趣味以及思维方式均有影响,所以通过唐代三部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情况,考察类书与陶学的关系,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代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唐代类书接受了钟嵘关于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论述;对陶渊明诗文的辑录方式,使其具有选本批评与摘句批评意义。唐代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为读书界提供了相当的知识与思想资源。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唐代类书的编者见识高,选录全面,评价公允。

卓世才华横溢 人格魅力无穷——论屈原之奇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是中国诗歌之父,是中国的诗魂、国魂、民族魂。屈原是一个奇人,拥有神奇的出生年月和极端的死亡方式,他好奇服,秉奇性,有奇情,拥奇思;屈原更是一个奇才,其诗文犹如一朵朵美丽芬芳的奇葩。他作奇诗《离骚》,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他著奇文,写出了"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天问》和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咏物诗《橘颂》。

《楚辞》研究的新视角——陈蒲清《南楚巫歌化纬辞》评析

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已成为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门课题,陈蒲清从巫学角度研究《楚辞》,无疑是一种新的视角,亦是一种创新思维。通过对《南楚巫歌化伟辞》一文的剖析,解读其巫歌升华的基本内核,揭示其研究成果的深刻内涵和思想、艺术方面的影响。

论传统价值观在春秋争霸斗争中的表现

以德、信、礼、义为主要内容的我国传统价值观在春秋争霸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成为齐恒公、晋文公、楚庄王争霸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论述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在争霸斗争中遵循传统价值观的史事,揭示出传统价值观仍然是春秋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

以古文试作小说——以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为例

陈寅恪先生所言中唐时期的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尤以韩愈为典型代表,呈现了当时古文运动全貌中的一隅。《〈石鼎联句诗〉序》文体复杂,叙事生动,文意隐晦,是以古文的形制创作的小说。韩愈通过创作兼具娱戏与讽喻特征的小说,将“文”之独立性与“道”之超验性有机结合,使得古文文体在“载道”的意义上获得了合法性,为理解中唐古文运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边城》与《九歌》中的“等待”原型意象比较

“等待”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种基本范式,作为原型反复出现在楚文学中,是集体无意识造就的活生生的经验。沈从文《边城》等小说和屈原的《湘君》、《湘夫人》中的“等待”意象是带有楚文化特色的原型意象,既有一脉相承性又各具时代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