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性质新解

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是一件尚书省下西州都督府的符文,今残存两部分:文书第1~13行的原初性质可能是怀岌上皇太子的启文,第14~21行的原初性质可能是兵部司呈尚书都省的商量状,后者是对前者的处分意见。通过分析这件文书的性质,有助于重新思考唐代刺文及相关制度。

《词体明辨》“列体无序”辨

徐师曾《词体明辨》的列体顺序是“以字数多寡为序”,并非如万树和四库馆臣所驳之“不拘字数之多寡”“皆出臆定”。万树对《词体明辨》列体体例进行批驳的原因主要是出自他对“第一体”“第二体”体例存在等级秩序的误解及在这种误解下“以时代为序”学理基础的不足。除此之外,亦有来自现实方面的原因,如《填词图谱》和时人创作对“第一体”“第二体”等级秩序的强化。实际上,《词体明辨》之列体体例在词谱史上有权舆之地位,它一方面是万树《词律》“又一体”体例形成的源头,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钦定词谱》以前词体无“正”的词谱学理念,对清代词谱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詹安泰先生的温庭筠词批评论略

清代常州词派与民国词学新派对温庭筠词的评价可谓截然相反,而詹安泰先生前后期的温词批评则表明,他对这两派的观点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对常州词派,他虽然肯定其以寄托论词,但又对他们不懂知人论世而盲目抬高温庭筠词的做法予以批评;对词学新派,他赞同他们对温词没有寄托的认定,但又针砭其近乎全面否定温词文学高度的论调。詹先生的温词批评,典型地体现了其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术精神,值得学习。

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缀合与研究

《新集文词九经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种蒙学读本,是具有家训及书抄性类书的特殊教材。学术界对保存在英藏、法藏敦煌文献中的《新庥文词九经抄》写本做了研究,但是保存于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新集文词九经抄》却很少有人涉及。俄藏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八个卷号写本,其中六个误定成《百行章》,本文经过对这些写本的抄写字体、内容等研究,认为是一卷《新集文词九比抄》分裂所致,可以拼接缀合为三块,与英法藏本不能互为渊源底本,出自张氏归义军初期的改煌文士之手。

读梦窗词札记[九]

南宋著名格律派词人吴文英之《梦窗词》幽邃丽密，索解甚难。本文就其１０首词的文本解读，提出了与杨铁夫、陈洵、刘永济等著名学者不同的商榷意见。

文廷式的词学主张及其近代意识

文廷式词学主张与其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一致,呈现出鲜明的近代意识。他以"写其胸臆"为填词指导思想,在词史观上,推崇北宋词,力挺辛派词,肯定了清代词家对词境的开拓;在词人修养论上,主张养胸中之性情,突出政治情怀,彰显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及人格内涵;在词的接受上,主张读者"心通比兴",在近代学人的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视野下务求心得,关注词家的情志旨归。文廷式词论与其个性、治学精神、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走向等密切相关,也是中国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论温词“类不出乎绮怨”与对绮怨心境的表现

温词并非有寄托 ,其思想内容不出“绮怨”的范围。但不出“绮怨”并不等于狭窄。温词的“绮怨”中包含着围绕情爱展开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温词在表现心情意绪方面与李商隐诗异曲同工 ,而词体在表现心理 ,尤其是女性情感意绪方面 。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中两汉文的文献价值

《文馆词林》收录的两汉文,可补辑严可均《全汉文》和《全后汉文》未收之篇章,补注所录文献的出处,增补残篇断句,校正文字错讹,考辨作家生平和作品的时代背景。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次不明之阙题残篇考辨

本文认为,目前学术界所讨论的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中的一个卷次不明、题名及作者之名均阙的残篇,并不为后汉文,也决非马融所作之《上林颂》。根据文中所提供的一些重要线索,可以断定该文是魏文帝黄初年间的作品,其题名当如时所称《校猎赋》或《羽猎赋》之类,作者则待考。

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洪兴祖的《天问》注释特点,主要在校勘异文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补王逸注释的未备或模糊之处,或说明句子的转折、承接关系和内在联系,或对《天问》的旨意作进一步阐发;其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难解或无法解释之字句强作训释。朱熹的《天问》注释特点,一是体例上的变化,二是在集王、洪字词注释于一体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见解,三是以哲学中的理、气说对章旨作义理上的阐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主要是在疏通柳宗元《天对》难解字词的基础上,纠正和补充前人的偏颇、失误之处;但其明显的不足,也是因受《天对》影响较深而沿袭了其中的一些讹误。

名物意象与性别角色——温庭筠与韦庄词中女性形象比较

女性人物形象书写是花间词人创作的基本取向。但同为花间词大家的温庭筠和韦庄,其词风有着较大的区别。温词尤为注重名物装饰,韦词则常以舒畅、淡秀的笔触去描写女性的音容与情怀。温庭筠与韦庄词中所使用的语言,无论内容意识,还是外在形式,都带有强烈的女性语言特色。韦庄词以一种冷静旁观的角度去描写女性形象,他笔下的女性往往是"被看"的"他者"和客体,而温词却与之相反,仍以闺阁女性的口吻述说着婉丽绮靡的相思愁怨。两种不同词风的形成,与他们的生活道路、师承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文化-心理”选择机制的双重双向选择——温庭筠为什么能够成为第一位大词人

怎样解释词体成于晚唐温庭筠之手而非其他时代其他人这一"温庭筠现象",目前主要有"不可知论"、"写尽论"、"社会文化环境决定论"等三种阐释。这三种阐释各有其片面及失误之处。词体之所以在温庭筠手上得以独立和兴起,主要是"文化?心理"选择机制双重双向反复选择的结果。温庭筠之所以选择了词体,并非如王国维等人所说,是因为"诗"已写尽,而是由于温庭筠正好满足了"文化?心理"选择机制之所以能够选择出"词"这一文体所要求的全部条件。

从1903到1907:王国维的哲学研究与文学思想的形成

王国维拟撰的《文学通论》一书未最终撰成,所以完成于1908年的《人间词话》成为其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但这一思想的形成是在1903至1907这五年间哲学、美学、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沉淀而成。王国维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处以及哲学与文学的契合处,提炼出纯文学的观念,强调文学的独立和自身之价值,其核心理论境界说及其相应范畴体系都烙上了哲学的痕迹。在追求人生慰藉的过程中,词在"美术"之中给予的力量最大,故其词学思想最成体系。王国维研究哲学、文学的宗旨在关切当世,其哲学思想与文学观念都充满着强烈的使命感,其现实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论韩愈“以文为诗”对后世“以文为词”之影响

"以文为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等,其目的是对抗诗歌格律所表现出的程式化而采取的一种诗体革新手段。诗词虽属不同文体,后来之辛弃疾、陈维崧等人的"以文为词"就是受到了"以文为诗"的启发,将散文之字法、句法、议论、叙事、文气等引入词体创作之中。这样不仅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提高了词体的地位。

论徐师曾《词体明辨》的词谱性质——兼论《啸馀谱》与《词体明辨》之关系

明代徐师曾所著《文体明辨》是一部文体学著作,其附录中"诗馀"部分九卷,即清初沈雄《古今词话》所称为《词体明辨》者,共收录词调332调,424体,例词573首;前为平仄谱,后为例词,事实上具有很明显的词谱性质。这是继周瑛《词学筌蹄》、张綖《诗馀图谱》之后的明代第三部词谱著作。而成书于晚明,在清代影响颇大的《啸馀谱》,实际是程明善杂取各书纂辑而成的;其中《诗馀谱》部分正是完全照搬徐氏的《词体明辨》。由于《文体明辨》卷帙繁重而流行不广,晚明以来的词学家尽管时时提到《啸馀谱》,却无人发现并指出其剽窃《文体明辨》的同书异名关系。

《文馆词林》韵文的校点问题

本文以《文馆词林》为例,从音韵的角度,分八个方面探讨了古写本韵文校点中存在的问题。

“极其变”:从“以文为词”到稼轩词的“象”与“事”

辛弃疾主动尝试、积极实践的"以文为词"呈现出一种"后设性",这是"以文为词"的稼轩体超越以往词体旧式的特点,他以作词来保持"诗戒",故得以在词这一领域开辟出许多瑰奇曼妙的空间,既可针砭政弊,又能寄怀山水,还能思接千载、将政治抱负化为雄伟的想象。稼轩词的这种表达和词学思想的这种表现,建基于他强烈的生命寄托和幽微的政治隐情,而展现辛弃疾的生命寄托和政治隐情并让它们具体形象、生动感人的,则是稼轩词中奇特的"象"与"事"。南宋词"变体化"的发展也因为稼轩词的出现而得以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争议性。

从围龙屋的神圣空间看其历史文化积淀——以粤东梅县丙村仁厚祠为重点分析

客家文化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围龙屋则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集中反映了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其文化魅力向为学界所关注。围龙屋是粤东梅州客家地区标志性的民居建筑,本文试在实证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围龙屋主人与自然及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分析其文化功能,及其整个建构体系中的意义。围龙屋模式的民居,其形成时间,保守的估计在南宋宝以前,距今约有800多年。围龙屋的根在梅州,主要分布于梅州市各县,中心区在梅县、梅江区、兴宁市,向蕉岭县、平远县、五华县、大埔县及丰顺县辐射等,相关文化符号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