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瓷器上“文王访贤图像”的设计特征研究

访贤图像在明清陶瓷中大量出现,因其既展现了帝王礼聘贤士的高尚品格,又蕴含着受聘入世、一展抱负的美好愿景,而受到社会大众的喜爱。同时来自中国画、民间版画、小说也为瓷器图像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本文以瓷上“文王访贤图像”为线索,通过探究其来源、图式的借鉴与强化和图像中主体人物形象、符号元素、叙事情节来分析其设计特征,为陶瓷人物故事图像的解读提供些许思路。

周文王受命称王考

史称周文王平虞芮之讼而受命称王 ,后儒曾以正统观念加以怀疑是不对的。文王受命并称王在西周古文献及古文字资料中是有充分证据的 ,也是完全可信的。周文王受命称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0 5 8年。

“用事”还原与古诗解读——以《短歌行》为例

今人对前代诗文所用典故的理解与作者的理解可能会出现差异,也可能对诗文用典不察,这都会影响对诗句甚至是诗歌旨意的理解。通过对曹操《短歌行》中《诗》典的考释"还原",文章对《短歌行》诗旨进行了重新解说:用《鹿鸣》成句,乃曹操以周文王自喻,表达礼贤修德而欲孙、刘输心来归之意;化用《正月》诗句,乃曹操以周武王自喻,暗示以力征实现统一;末以周公忧勤为比,昭示辅治天下情怀。《短歌行》乃曹操抒发其欲集文武周公三圣之业于一身之志意,是赤壁决战前酒宴中的狂热抒情。

四季竹地下鞭根系统生长规律研究

本文通过对四季竹地下鞭根系统的调查表明：四季竹地下鞭根系统主要集中在0—20cm深的土层中，为浅鞭系竹种；1-2年生休眠芽中活芽的比例最多，2”4年生竹鞭萌发芽最多，5年生及以上竹鞭几乎没有发笋能力。因此在竹林培育管理中主要是搞好0-20cm土层工作，使其多发鞭，多出笋，对于5年以上的竹林要及时挖掉老鞭和竹蔸。

关于周文王的即位与称王——读清华简《保训》札记

根据传世文献,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号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元。是否改元,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寻。清华简《保训》如果确为周文王遗嘱,其中"惟王五十年"一语,可以证明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不足以证明他从即位之年就已经称王了。

嬭加编钟铭文新释及相关问题考辨

通过分析嬭加编钟铭文,首先对嬭加的身份、时代进行考辨,指出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是嬭加自述,"余"为嬭加自称,"文王"并非周文王而是楚文王,"穆"亦非曾穆侯,而是楚穆王,并判定嬭加编钟的时代为公元前614年之后不久。同时,可论定嬭加之丈夫曾侯宝应属春秋中期中段之人,不应早至春秋早期晚段。此外,亦可将随仲嬭加鼎的年代范围确定,其应制作于楚穆王在位时期(上限为前625年,下限为前614年)。"加嬭簋"应是加嬭嫁至曾国后所作,年代与"嬭加编钟"接近或同时。在曾、随关系问题上,至迟在春秋中期的楚穆王时代,曾国就已称"随"。

论“帝乙归妹”与商周联姻无关

本文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易经》的“帝乙归妹”与《诗经·大明》描写的周文王迎娶“大邦”之女一事无关，不宜将两者联系起来理解并据以说明其他历史问题。

论中国“乐教”的发生

近人刘师培据传世文献认定虞舜时代即有“乐教”,且将其基本内涵理解为音乐(含歌舞)教育。考古学已经证明,新石器时代即有乐器与歌舞的遗存。不过,殷商甲骨文和金文虽有“乐”字,却均为地名而不指音乐,周公时代才以“乐”指称人内心的愉悦,这种愉悦虽包含音乐却不特指音乐。明晰的“乐教”思想、完备的“乐教”体系及有效的“乐教”管理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虽不能说原始音乐歌舞对周代“乐教”没有影响,但二者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前者是服务于“通天”的巫觋文化,后者是落脚于“治民”的世俗文化。前者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在任何一个史前民族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后者的文化精神却只有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中才绽放异彩。如果说“制礼”乃“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那么,“作乐”则是用以协和万邦、融洽上下、调节情感的文化创制,其旨则在让周人这一“道德之团体”在宗法封建的制度环境下享有和谐生活与艺术感受,培育出快乐精神,以保周天下的长治久安。因此,“乐教”是礼乐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制度保障,培养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向度和民族性格,故值得特别珍视和努力弘扬,以促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黄道周“七十二卦”易历星象、中医藏象说述论

七十二卦说是黄道周《三易洞玑》文王易思想的基本特色,尽管在文王易上、中、下三卷其七十二卦的排法并不一致,但七十二卦若以圆图排布,乾乾坤坤四卦始终居于四正的位置,而坎坎离离、颐颐大过大过、中孚中孚小过小过十二卦则居于四隅,这十六卦在黄道周文王易思想中有着特殊意义。黄道周常以七十二这个数字延展出很多和天文历算、乐律、中医等相关的数理规律,从而以易象数把天文、乐律和中医统一起来,尽管这种思维模式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是有些牵强,但他的这种以易象数范围天地人三才之道,探索天地万物整体性存在之内在同构性关联的思维方式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容成氏》“文王服九邦”考辨——兼论《容成氏》的主体思想及其学派归属

《容成氏》所述"文王服九邦"一事,存在着作者根据其主观立场,对史实进行增饰和改造的现象。作者之所以改造"文王服九邦"故事,并将其置于《容成氏》的"革命"之说中,主要是为了反衬"武王伐纣"的残酷性,从而凸显"禅让"优于"革命"。《容成氏》凸显"汤武革命"的暴力特征,是其不纯属于墨家或儒家学派的一个标志。《容成氏》的叙事风格及其思想,也受到了战国纵横家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容成氏》可谓一部糅合了儒家、墨家、纵横家思想的具有"杂家"特色的作品。《容成氏》的这一特色,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地学术思想走向融合的趋势。

陶觥读释

本文对新近公布的陶觥铭文进行了讨论,指出作器者"陶"或即后来继位为燕侯的召公奭子廖;"上祖癸"应指周文王,"癸"为其日名,因文王在周人祖先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加"上"字。末句当释读作"唯王廿嗣(祀)",系帝辛二十年即公元前1056年,周文王姬昌即卒于此年,陶觥当作于文王去世后不久。进而对带"或"字徽记的有关金文材料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指出带"或"字作为族氏徽记者,作器者应为召公奭及其后裔,"或"这一族氏,系姬周之分支,至少在商末帝辛(纣)之时即已存在,其得名至迟始于召公时。

佛教传说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影响

佛教经典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文治教化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据佛教经典,转轮圣王"七宝具足",有五种功德,而且能以"十善道化天下"。作为转轮圣王的阿育王是铁轮王,统南赡部洲,其分舍利,起宝塔之行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隋朝初立,面对汉代以来的价值褪色,许多古老思想无法再赢得人们的同情,更无法完全为隋代的政权建设服务。隋文帝仿效阿育王在一百余州三次安入舍利起塔,以此来获得君临天下的正当性、合法性。

牧野之战时间考

史籍对于牧野之战时间的叙述多有分歧,即使是今本《史记》中也有不同。经过考辨,笔者认为,牧野之战的时间应该是周文王受命十二年(周武王在位五年)正月甲子,即公元前1106年2月4日。

《保训》与西周初期的史鉴思想

清华简《保训》篇对研究西周初期的史鉴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保训》记录了周文王以历史典故教导太子,希望他能够效法舜、上甲微、成汤,最终"身受大命"的训告。文王所传宝训是其治国经历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对当时天下大势的理性认识,是古代帝王乃至统治集团为实现政治的目的而进行的以史为鉴的历史教育的经典模式。《保训》中所反映的史鉴思想,是以新的"天命"史观为中心的,以文武并用得天下的历史经验为基本内容的较为完整的历史借鉴理念,它蕴含了"殷鉴"思想的一些重要内容。《保训》及其史鉴理念构成了从文王到周公史鉴思想发展的完整链条。

动态竞争易经决策系统

建构动态竞争易经决策系统competitive dynamic I-Ching decision system,CDIDS,结合东西方系统思维为基础。本研究主探讨动态竞争的竞争者图像,以市场共同性及资源相似性为基础,整合竞争重要相似性易经决策的衡量方法,来计算竞争者间的竞争重要性认定相似度值。依据CDIDS衡量模式,以台湾进口汽车公司做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可以测量出不同竞争者的相对应象限位置,并可以辨识竞争者的竞争策略重要相关性;并且依据本研究CDIDS的系统,给予焦点厂商策略建议。

《乾》卦爻辞与周文王克商方略

《乾》卦爻辞的思想与周文王克商的整体战略有许多契合之处,如:"潜龙勿用",与文王根据实力采取战略守势;"见龙在田",与文王对西土方国的团结怀柔;"夕惕若厉",与文王小心翼翼地臣事殷商王朝;"或跃在渊",与文王对大邑商发动战略进攻;"飞龙在天",与文王谋划灭商的战略决战;"亢龙有悔",与文王认识到攻取之道不可久用;"群龙无首",与文王设计从武功向文治的战略转移等,皆有相通相合的地方。《乾》卦爻辞与文王克商方略之间的诸多契合表明,殷周之际王朝更迭的沧桑巨变,深刻地影响了《乾》卦爻辞的撰作。其中,文王克商的方略及其过程,应是《乾》卦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

西周文王祭祀诗礼新探

《清庙》《维天之命》《维清》三诗分别侧重颂赞文王文德、文王受命和文王武功,在祭祀文王的典礼上唱诵。《维清》是文王《象》舞歌辞,参之《礼记》可知,文王《象》舞还包括《清庙》一诗。另据《吕氏春秋·古乐》所提“三象乐”之说以及“乐三终”的用诗制度,当时存在以第一首诗的诗题代指一组诗的命名方式,因此,文王《象》舞唱诵的组诗是由《清庙》《维清》在内的三首诗构成的。《维天之命》由于在修辞及题旨上与《清庙》《维清》二诗紧密相连,成为《诗经》现存篇目中唯一可能入选《清庙》组诗的篇目。该组诗在禘礼祭祖时降神文王的过程中由瞽人乐师登歌,其乐调部分即文王三象乐,其配舞即文王《象》舞。

论文王卦位的形成及其与《易经》的关系

文王卦位是以中国原有的时空观念为基础,适应占筮需要形成的。最迟在西周之时,先后形成 了四时与四方相配的时空统一观念,以及五行顺次相生观念。文王卦位的安排,首先是将四时与四方相 配延展为八个时段与八方一一相配,然后据八卦的卦象、卦德排定其时位与方位,理解时位是理解卦位的 关键。在卦位的安排中,很可能已考虑到五行的循环相生。这种卦位说形成于古经《周易》成书前,《易 经》在观象系辞中利用了这种卦位说。

“文王演《易》”的动机理论阐释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文王演《易》"的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对此衍生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孔子说""荀子门人说""作者不可考说",等等,让本来没有太大争议的问题聚讼纷纭。根据马斯洛的动机理论,文王姬昌完全具备"演《易》"的动机需求,并借助所演之《易》掌握了商、周斗争的政治话语权,承受上天賜命,翦除殷商,替而代之。

《金縢》中的周公“非达孝”辨

《尚书·金縢》记载周武王生病不豫,周公认为这是三王的鬼魂在作祟。为使三王的鬼魂远离武王,周公采取了祝由驱离之术。周公以"尔"称呼三王、以圭璧要挟三王的做法与其说是不孝,不如说是周公打骂鬼神的一种祝由方式。人死之后,化为异物,为祟作厉,即便是至亲,其鬼魂也令人感到恐怖。周公对待三王的态度反映了人类惧怕鬼魂的心理,是人类厌恶和恐惧死亡心理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