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文心雕龙》与朱湘译诗美学

朱湘汲取《文心雕龙》中的诗学元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诗美学。就翻译目标而言,朱湘译诗肩负复兴中国诗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译诗本质而言,诗歌翻译并非“字义”的简单对换,而“意境”的整体再现,实现诗学效果的对等转换。就译诗路径而言,诗歌翻译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朱湘译诗美学集文学性、接受性、科学性于一体,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体系,还是指导诗歌翻译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忠臣“东渡”--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作品的刊刻与接受

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接受达到高峰,作品刊刻成为常见的接受方式。这既与汉诗文领域的经世思潮有关,也因为专人选集的文献形态自江户中期蓬勃发展,成为汉诗文传播的重要载体。此时段的文天祥文献也以选集为主,诗选多于文选,选目与刊刻目的基本相符。《文文山诗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它参考了20卷本、16卷本的文天祥文集,以及别集外的部分文献。编者选诗时既考虑到题材全面性、篇目代表性,也对忠臣形象有进一步提纯。发掘文天祥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有鉴于当下,是该时段文天祥接受的特点。他被推举为忠君的象征,其作品也成为日人广泛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时代的边疆牧歌:闻捷诗歌创作新探

闻捷诗歌创作,既表现在其革命激情、创作才情和生活诗情结合的创作特征,亦体现在其鲜明时代性、独特异域性和抒情叙事性整合的审美表征,还反映在对抗战诗歌、地方民歌和古典诗歌艺术融合的创作传统,由此形成其诗歌的鲜明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被誉为“闻捷现象”“闻捷体”。

诗教延续:论谐隐与美刺的历史互动

《文心雕龙·谐隐》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诙谐文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刘勰论述谐隐却并非有意关注其中的审美价值,而是着眼于政治教化作用。谐隐说和汉儒解诗之“美刺说”具有一定的关联,是刘勰的崇儒宗经思想以及诗教理念传承延续的表现。以诗教的角度观照《谐隐》,一方面有助于理清美刺与谐隐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利于探索诗教在六朝的延续,并评价刘勰论述谐隐之得失。

詹安泰先生的温庭筠词批评论略

清代常州词派与民国词学新派对温庭筠词的评价可谓截然相反,而詹安泰先生前后期的温词批评则表明,他对这两派的观点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对常州词派,他虽然肯定其以寄托论词,但又对他们不懂知人论世而盲目抬高温庭筠词的做法予以批评;对词学新派,他赞同他们对温词没有寄托的认定,但又针砭其近乎全面否定温词文学高度的论调。詹先生的温词批评,典型地体现了其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术精神,值得学习。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温庭筠、李商隐均为晚唐重要诗人。温、李承元和诗风之变 ,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温李诗风以丽婉曲为特征 ,以遣词精工密致为手段 ,以艺术美为追求 ,代表了晚唐诗坛的流行风格。温李诗风同中有异 :温重于词藻 ,色调绚丽 ;李深于情致 ,绚中有素。温李诗风对于词风的形成与繁盛。

论温词“类不出乎绮怨”与对绮怨心境的表现

温词并非有寄托 ,其思想内容不出“绮怨”的范围。但不出“绮怨”并不等于狭窄。温词的“绮怨”中包含着围绕情爱展开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温词在表现心情意绪方面与李商隐诗异曲同工 ,而词体在表现心理 ,尤其是女性情感意绪方面 。

论闻一多早期的“纯诗”观

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纯诗理论的影响,闻一多早期诗学呈现出丰富而明显的"纯诗"内涵。早期的他以美为艺术之核心、主张"为诗而诗",追求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注重情感和想象,以暗示、象征的手法在诗歌世界中努力探索艺术的纯形,他的早期诗学因而呈现出鲜明的纯诗化风格。但中国诗歌的"言志载道"传统与新诗救亡图存的功利背景和目的决定了闻一多诗学在纯诗化追求中的不纯面孔。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闻一多更加意识到西方纯诗的有限性,其后期诗学的思想性、现实性和功利性日益突出,早期的纯诗论也逐渐为弹性说所取代。

论温庭筠乐府体的艺术渊源及其对词体的影响

温庭筠的乐府体艺术主要渊源于李贺,兼法李白与六朝乐府,主要通过环境烘托、兴托引喻等富于暗示性的手法以及绮丽的语言,形成以绮艳为主的艺术风格。其乐府体对温庭筠的词体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在中晚唐的文人词创作中引入了文人乐府的浮艳风格,并对以后的文人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温庭筠乐府诗对词体绮艳风格形成的影响,可以一直追溯到大历诗人韩翃乐府中的婉媚之调。这种婉媚之调经由李贺乐府的发展,在温庭筠乐府诗中得以深化。

中西合璧的宁馨儿——闻一多诗歌色彩论

闻一多诗歌浓郁的色彩具有西方诗歌的风格 ,而其色彩的主体又具有民族性。闻一多的色彩观源于西方绘画 ,也源于中国的宫廷和民间色彩。诗人闻一多批判地吸收中西古今诗画观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画观 ,使其诗歌真正成为中西合璧的“宁馨儿”

闻一多诗歌与英美近现代诗

闻一多在诗艺追求中勇于汲纳一切有益的外来营养。他一生同英美近现代浪漫主义、悲观主义诗人以及美国当代的意象派诗人有着广泛的精神联系;同时,闻一多有着丰厚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积淀,总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诗艺,并根据自己当时性情所近和展示思想情趣的需要,去有选择、有变化地吸纳,从而以博大独异的诗歌创作繁荣了我国现代诗苑。

新诗的“原质”与“非诗化”思想:闻一多新诗理论综论

闻一多的新诗格律化理论一直被研究界重视,但他在论述郭沫若《女神》的时代精神中提出的新诗"原质"概念和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提出的新诗"非诗化"思想却很少被人注意,而它们却是新诗理论中最重要的命题。只有充分认识闻一多的"非诗化"思想和格律化理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全面理解和把握闻一多对新诗理论的贡献。

闻一多诗歌中的象征笔法

闻一多深受象征艺术思潮的影响,运用“自然景物社会化”、“比喻意象人格化”、“虚拟故事人生化”、“丑陋形象审美化”等多种象征笔法,创作了许多充满艺术活力的象征诗,使其诗艺世界呈现出鲜明的象征艺术倾向。

乐府诗换韵与乐曲的关系

汉魏六朝的乐府诗多以四句为"一解",与一支乐曲相配。唐代的一部分乐府诗仍用旧题,但篇幅往往加长,显然不能与一支乐曲相配。据《乐府诗集》所载,仔细考察此类长篇乐府诗,大多四句换一韵,故可推测换韵与乐曲相关。也就是说,以一支乐曲的反复演奏而将歌词唱完,这一情形与"联章"体制相似。

赵秉文题画诗文本分析

赵秉文是金源最早一位大量写作题画诗的诗人,他现存的题画诗共有四十五题六十一首。文章从题画诗所涉及的画家、绘画作品以及诗歌本身特点三个方面入手,对这些题画诗文本作了详细分析,以期对赵秉文及题画诗都能有深刻细致的理解。

文廷式的词学主张及其近代意识

文廷式词学主张与其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一致,呈现出鲜明的近代意识。他以"写其胸臆"为填词指导思想,在词史观上,推崇北宋词,力挺辛派词,肯定了清代词家对词境的开拓;在词人修养论上,主张养胸中之性情,突出政治情怀,彰显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及人格内涵;在词的接受上,主张读者"心通比兴",在近代学人的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视野下务求心得,关注词家的情志旨归。文廷式词论与其个性、治学精神、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走向等密切相关,也是中国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元好问、严羽唐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代表人物的元好问与严羽可作为双方代表。元好问与严羽对唐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提倡唐诗的自然浑成、刚劲豪放和诗歌悟境;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唐诗的评价多侧重于思想内容,且态度较客观中允;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俨然以盛唐为法,对中、晚唐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唐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