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藏《文选钩玄》编纂方法与价值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文选钩玄》一书是明人华文甫摘选《文选》中句式整齐、音韵和谐或引经据典的“佳句”编纂而成。这种依靠摘句为主要手段的文本生成方式,是基于明中后期八股文写作中注重骈偶、韵律的文体特征。而《文选钩玄》摘句作为科举考试句法范例,是该时期考试方向由经部和史部逐渐向集部扩展、时文写作由注重义理阐释到兼备章法辞采的体现。但它对《文选》句子摘而不评,这类以选本形式指导时文写作的范文造成了士子对作文技法单一的关注,不可避免会导致士子思想学风的空疏。该书为明中后期“文选学”风气与科举考试研究提供了一个角度。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文献辑补、文体批评与文章功用--广补《文选》类总集的编辑维度与观念价值考察

拟续类总集与广补类总集的性质不同。《文选补遗》《广文选》《广广文选》《选诗补遗》《选诗外编》等广补《文选》类总集,审视《文选》体例范式的不足,提出广补的编辑方案:或于《文选》选文范围内,增补契合原典选文标准之作;或反思《文选》审美风范,增补收录上古歌谣与乐府民歌等作;或突破传统选文疆界,将视野拓展至子书、史书,确立新的文章经典。文献的辑补,促成总集分类体例的变化调整:或严辨文体类别,增设新的体类名称,丰富文体形态;或调整类目排序,凸显诏令奏疏类文体价值。历代广补《文选》类总集看似不断地批评反思原典,实则是基于特定的时代风尚、文学思潮对其加以修正完善,于推崇遵循与违逆突破间寻求再塑经典的空间与张力。

唐钞本《文选集注》所见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兼论陆机的悲剧命运

“太康之英”陆机在洛阳被杀,是中古史上南北士人冲突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日本新发现文献唐钞本《文选集注》,为研究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更加宏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三都赋序》注揭橥“三国争统”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明晰吴人陆机在出仕西晋之前的文化心态,此为探讨西晋时期南北士人文化冲突的一个起点;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及陆机《答贾长渊一首》诗注,记录并诠释了西晋时期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点;陆机诗注中的“时网”,则启引探索入洛仕晋对陆机的诱惑与捆束。由此可知,南人陆机携带着三国争统的余绪入晋,其思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东吴时期对历史、文化的建构和认知上;面对大一统的西晋王朝中原士人的文化认知和历史叙事,交锋已在所难免;他与中原士人的一系列龃龉与缠绕,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从表层看,陆机的悲剧命运固然与其兀傲的个性有关,而深层次的因素乃在于他和中原士人在文化理念上的激烈冲突。

英语世界《文选》译介与研究

自20世纪初阿瑟·韦利首次译介《文选》以来,英语世界《文选》的译介与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程。本文选取11个英语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文选》节译本,历时梳理《文选》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厘清不同阶段的译介特征及重大发现。研究发现,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步伐的加快,英语世界《文选》的译介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一开始的译介逐步深入到《文选》的本体研究,内容涉及作品阐释、文体分类、编撰和选录标准等方面,与国内“新文选学”研究内容趋同,可相互参益,且在版本、注释、校勘等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中西学者应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各自语言与文化优势,构建健全的中西学术交流话语体系,助推英语世界《文选》全译本的诞生,进而切实有效地促进英语世界“选学”新发展。

论谢灵运诗的早期流传与形塑

谢灵运诗歌在齐梁时期就有“谢灵运体”之称,齐梁人认为“谢灵运体”锻炼工丽而章法结构存在不足,但认为不足的评价在后代诗论中逐渐式微,甚至其结构反受到推重。《文选》和《艺文类聚》依靠去取篇目和删削诗句两个主要手段,客观上强调谢灵运诗歌中的山水成分。谢灵运诗歌原本存在丰富的流传途径,通过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总集、类书等大型文献,不仅可以研究谢灵运诗歌如何被形塑,也可以窥见其流传和接受的历史。

论曹文轩小说轻逸化艺术表征

受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和前辈作家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影响,曹文轩成长小说有着轻逸化的艺术表征,诸如其对社会活动、历史事件等作以实写虚、以轻击重的艺术呈现,对人生之苦难与死亡叙事作情感上的降格、淡化的艺术处理,叙事中则多采用带有象征、审美意义的轻盈意象等,这与其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职责和使命是高度一致的。

李善《文选》注所见《山海经》增注考--以尤袤刻本为中心

宋尤袤本《文选》所见《山海经》文献材料,分别与敦煌本、集注本、北宋监本、奎章阁本、赣州本《文选》对校,其存有与各本不同的《山海经》增注文,且其增注方式不同于赣州本对“已见”例大量回溯,而是通过重新增引及在原注上补充新注两种方式,对李善注进行了补充。另有他本增引《山海经》而尤袤本无的情况,表明了尤袤刊刻《文选》所据底本的复杂性。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汉书》《文选》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比较

《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古字(即正文用字)不同,但今字相同,如《汉书》注“鼌,古朝字”《文选》注作“晁,古朝字”;古字(正文用字)相同,但今字不同,如《汉书》注引如淳曰“甿,古文萌字”《文选》注引作“甿,古氓字”;《汉书》《文选》正文用字相同,颜师古、李善注释用字也相同,但颜注用术语“古”,李注用术语“今”,如《汉书》注“廑,古勤字”《文选》注作“廑,今勤字”;《汉书》正文用古字,颜师古注以今字释古字,用“即”沟通字际关系,《文选》正文用今字,李善注误用“古”沟通字际关系,如《汉书》注“歫即距字”《文选》注作“距,古岠字”。

扬雄文艺思想的自觉意识

文艺思想之自觉性,关乎审美主体、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三个方面。当三者都趋于成熟,则可以算作拥有了文艺思想的自觉意识。汉代整合先秦诸子的思想,构建出能够代表时代的美学体系,使文艺思想拥有了良好的自觉条件。扬雄“玄—心—文”的文艺回环体系,是汉代文艺自觉迹象的回响,涵盖诸多美学问题。其中,“心声心画”表征审美主体之自觉,“文丽以则”表征文学创作之自觉,“文类模仿”表征文艺批评之自觉。扬雄文艺思想的自觉意识,来源于因革并施的传承性学术建构。这种传承性学术建构,对亟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学界来说,镜鉴意义重大。

孔子谥号演变考

哀公作诔,称孔子为尼父。尼父是否为谥,历来歧见纷纭。自平帝时追赠褒成宣尼公后,孔子之谥,递有演变。北魏时称文圣尼父,唐时尊为宣父、文宣王,宋时则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元武宗时至圣前又加大成,明嘉靖后止称至圣先师。其封爵代有不同,或称公,或称王,宋真宗时欲追加帝号未遂,其后儒生议此者甚多,至嘉靖定祀典,夺王爵而称先师。其谥号演变既受议谥规律所限,又与儒学发展及帝王崇抑纠葛在一起。

曹文轩对中国成长小说的探索及其意义

曹文轩关注青少年文学,对西方成长小说走进中国的可能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理论上,他较早提出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命名问题,并对成长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界定;实践上,他创作了《草房子》《红瓦》和《根鸟》三部成长小说,对中国成长小说在主题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具有示范作用,是中国成长小说理论的成功实践。

论《文选》之序体

文体论中的序体 ,缘起自《诗大序》。其发展过程中按目录学、文体功用及艺术形式 ,可分为多类。《文选》将自先秦迄南朝梁之序体文章加以荟萃 ,为隋唐以降之研究 ,提供了丰赡而翔实的资料。《文选序》多取诸所选序文。文选序体的典型艺术特色为 :序缘起而条贯。

关于《文选》所录诗文之来源问题——兼论《文选》乃合首选与再选为一体之书

《文选》中的某些作品无疑是选自其前的总集(或受之影响),然其所收作品更多的当是来自别集及相关史书。另外,有些亦可能选自单篇流行者;而"骚"类所收,显然出自《楚辞》一书。《文选》乃合"首选"与"再选"为一体之书,且当以首选为主。

论《文选》“对问”体——兼论先秦问对体式的发展历程

《文选》选文,有“对问”一类。问对作为人际语言交际的基本形式,由来已久;卜辞是人神问对,旨是决疑;《尚书》是君臣问对,旨在择贤;《论语》是师徒问对,旨在问道;《孟子》是君士问对,旨在问难;《庄子》是人物、物物问对,旨在说理。对问体在以专论为特色的第三阶段诸子散文消失,转移到以《战国策》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中,《战国策》也是君士问对,旨在问计。对问作为文体是作为手法的问对句型发展而来,其基本特征是设词见志,抒发郁陶之情。宋玉《对楚王问》作为对问体的唯一代表,从问对内容上确立了文体范式,是北方文化与楚文化的结晶,成为骈赋尤其是设论体的直接渊薮。

《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

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应当为綦毋邃序注本,该本在张载、刘逵及卫权《三都赋》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三都赋序》注。在李善注《文选》时,綦氏序注本略有残缺。对于臧荣绪《晋书》与序注本在旧注作者问题上产生的分岐,李善采信了史书的记载,因此导致了后人对《三都赋》旧注的误解。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不涉及作品辨——兼论以作品之作时考《文选》成书时间无实际意义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云云，是就《文选》之实际情况说的。因之，考察其所指如何，必须回归《文选》本身。《文选》“类分”后以人为纲，故“以时代相次”说的只能是作家而非其作品。据《文选》所录作品之作年如何以探讨其成书时间，无任何实质性意义。高步瀛以“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释“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近是而有所未照。

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说的注释学思辨

宋人所提出的"无一字无来处"说,反映了在杜甫诗歌被奉为经典后对其提出的注释学要求。它在强调杜诗词语来源丰富的同时,又指出其用字的谨严,代表了宋人对杜诗的认识,并且对宋及宋以后的杜诗注释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一说法是否完全符合杜诗的语言事实,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呢?这一说法为何没有用在其他诗人身上,它是否确实反映了唐诗语言运用上的某种重要动向和转变?如果确有这种转变,并关联于杜甫,那么它与诗歌语言的创新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黄庭坚只是将它与"自作语"相区别,又以"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的比喻将此表述得颇为玄妙,引发后人的各种发挥乃至指责。不过,我们可以将之置于诗歌用语的一般习惯和前后发展中来说明其确切所指。所谓诗歌用语的"来历",并不限于经史典故成语,此说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指在前代文献中有用例的其他各类词语。客观上也表明,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新创词语数量下降,唐代《文选》学兴起后诗歌用语日趋规范。杜诗扩大了采自《文选》的词语范围,并通过缩略等方式从《文选》用语中派生出新词,这两方面相结合充分显示出杜甫在语言运用上的纯熟与自信,达至他所追求的语必惊人的艺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