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史论三题

《文选》史论类共载录文章9篇,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文体的重视。从文体区分的角度来看,史论的独立与汉魏六朝史学、文学的兴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文选》各篇史论立足于历史现象,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涉及国家兴亡、内政外治的许多问题,既是沉思与翰藻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这一文体的理性认同。

《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

本文通过对《玉台新咏》编者问题的研究,否定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梁代的萧统与萧纲的文学思想相对立的观点,并认为以《玉台新咏》为代表的陈代的文学思想较其前代具有重大变化,而这一变化乃是由女性文学观的出现而形成的。同时,本文以韩《香奁集序》为依据,进一步论证了《玉台新咏》确非徐陵所编纂。

关于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序》“略以时代相次”之“略”——兼论以此本所出为李善分卷前的三十卷本说难以成立

“各”之为“略”,更有可能是抄者以“理”改之,而非编撰者“考虑到实际操作的困难程序”,才“用‘略’表示出某种灵活性”。至少,目前是难以据日本所传古抄白文本《文选序》而遂定今传《文选序》中的“各以时代相次”,原本是作“略以时代相次”的。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的此古抄白文本《文选》“原于未注本”说,虽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然是说实难以成立。

笙馨同音 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３４种，《文选》３９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２０种。其渊源有自，一目了然。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赋选观异同论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既是《文选》在唐宋影响流布的后续结果,又是试图突破《文选》模式体现选本个性的有益尝试。两者在选赋意图、选赋时段、编排体例、评注形式等方面颇为相似,共同传达出"以古为尊、以小为尚"的赋选观。但更多的是呈现出:探讨赋源有"尊荀"与"崇宋",列赋次序有重文和尚质,赋家去取有衡文与量德,选赋定篇有尚用与重情的四大区别。这种赋选观上的重大分野主要与编撰者"文术自有主张"的编撰意图密切相关,并因此带来两者在"选学"体系中不同的传播命运。

从抄本到刻本的清整——北宋国子监本《文选》研究之一

以《文选集注》本中的李善注与北宋国子监本进行全面的对校,推测《文选》李善注从抄本到刻本清整的一般过程。监本编纂者首先从众多版本中选择一个注释比较规范、比较齐全的本子作为底本,是为清理;在此基础之上,参校李善所引原书,以及其他不同的注本,对底本的字形、讹误、衍文、夺文等诸方面进行更正,比较科段的不同、注释的详略,参校他本作个别订正,增加注释,是为整理。监本李善注对抄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整,从而结束了抄本时代纷繁不一的传播样貌,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李善注的定本,同时亦加剧了抄本的佚亡。

汉魏六朝“耕隐”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以《文选》中“耕隐”作品为例

《文选》中的诗文表现归隐行为或归隐意念的"耕"及耕作名目,称为"耕隐"作品。先秦典籍中安平乐道思想是源泉,汉魏六朝"耕隐"作品则是流变。从杨恽以"耕"为谋生手段,至张衡有愿望而无"耕隐"实践,再到陶渊明真正践行"耕隐"愿望,是逐渐演进的过程,其中的重要作品均为名作。田园诗是"耕隐"作品成熟的标志;耕作由零散提及至田园诗成为重要诗歌题材,描述诗人"耕隐"心态,表现怡然自得心境;"耕隐"作品影响巨大,形成"桃源"文化现象。

《文选》赋鸟兽类选文刍议

在《文选》所收赋的十五个类别中,“鸟兽”类有五篇,是选文较多的一个类别。“鸟兽”类的设立有其合理性。“鸟兽”类的选文,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五臣注《文选》注释体例考

《文选》五臣注在训释词义、解说句意、注音、征引典籍、解题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注释体例。梳理五臣注的注释体例,为确定五臣注的原貌,从而对李善注与五臣注的混乱情况进行区分提供了可能。

《采菽堂古诗选》对《文选》的批评与修正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编选《采菽堂古诗选》时参照了昭明《文选》。陈祚明对《文选》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文选》鉴裁得当,保存了许多经典的古诗;另一方面,他认为也有一些弊端:以文体为类,一人作品割裂为四五处,不利于读者获得完整的诗史观,反而易于使人剽窃华丽词藻,无法获得"学古之益";选诗过严,漏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着重于修辞,"未及推其(作者)用心所存";《文选》注专注于典故,不关心选家之心。针对这些问题,陈祚明在分类标准、选录原则与情辞关系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正。

《吴梅日记》所载《文选》遗说辑考

《吴梅日记》中曾简略记载吴梅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文选》的过程,其中牵涉到《文选》版本、注释、作品理路、文章技法等多方面的内容,将其辑出并加以考证,不仅有助于理解时人对于《文选》的认知,亦有助于充分认识学术界在20世纪上半叶的深刻选择与复杂态度。

从吟咏情况看杜甫的《文选》接受

杜甫在诗中曾大量吟咏《文选》作家作品。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吟咏,关涉杜甫对他们的情感认同、相关作品的具体评价;同时,也反映出杜甫文学史观与《文选》编者文学史观的某些契合。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难以置信之“疏忽”——读《〈文选〉研究百年述评》之一

刊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的文章《〈文选〉研究百年述评》不仅没有达到使读者了解"文选学"研究现状并将该研究推向纵深的目的,反而在关于百年《文选》研究的"大致回顾"、编者、成书、与诸书之关系、作品分类的论述中存在多处令人难以想象的硬伤,以致混淆视听的反面效果。时隔五年未见刊文检其失者,今特将这几个方面置诸公众,以正视听。

卞孝萱先生对《柳文指要》的学术贡献

卞孝萱先生学识渊博 ,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史专家。虽年届耄耋 ,著作等身 ,而犹精神矍铄 ,笔耕不辍。为恭贺先生八十华诞 ,我们编选一组文章 。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笺文文体属性辨析

历代文学总集中笺文的分类与编排极为混乱,或与表奏公文同列一类,或与私人书牍同列一类,甚至两者同时并存。这一分类方法上的分歧,来源于各总集编选者对笺文文体公私属性的不同认识。如果从作者与文本接收者的政治身份与等级差别着眼,笺文应当与表奏同属于公文,与书牍文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两汉时期笺文的本来面貌。但又因为笺文所具有的"上窥乎表,下睨乎书"的特性,在建安文学时期特殊的君臣关系的作用下,出现了与私人书牍文在内容、风格上极为相似的笺作。正是这些作品影响到了后世部分总集编选者对笺文属性的认识,进而导致了笺文分类的混乱。

扬雄文艺思想的自觉意识

文艺思想之自觉性,关乎审美主体、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三个方面。当三者都趋于成熟,则可以算作拥有了文艺思想的自觉意识。汉代整合先秦诸子的思想,构建出能够代表时代的美学体系,使文艺思想拥有了良好的自觉条件。扬雄“玄—心—文”的文艺回环体系,是汉代文艺自觉迹象的回响,涵盖诸多美学问题。其中,“心声心画”表征审美主体之自觉,“文丽以则”表征文学创作之自觉,“文类模仿”表征文艺批评之自觉。扬雄文艺思想的自觉意识,来源于因革并施的传承性学术建构。这种传承性学术建构,对亟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学界来说,镜鉴意义重大。

《文选》中的吊文及其选录标准——兼与《文心雕龙》比较

"吊"作为《文选》中一种表达对死者哀吊的文体,历经岁月流变,从简单安慰性文辞渐渐发展成一种含有丰富情感抒泄的文体。"吊"有一个从礼仪到文体的发展过程。《文选》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吊体存在不同认识原因在于二者选录标准不同,文学作品在《文心雕龙》中是"述中显优劣",在《文选》中则是"选中定典范"。吊文由质朴向华丽的转变恰呼应了萧统所属时代的文学风潮的转变。

并非偶然的巧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析

分析《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可以看出梁代文坛通变派与新变派在批评观念、审美趣味方面存在“共同语言”:一是标举情性,一是文词尚丽,两者汇成了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流。如果只见二者之异而不见其同,就难以准确把握当时文学思潮的流向,当然也难以准确认识《玉台新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