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文选》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比较

《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古字(即正文用字)不同,但今字相同,如《汉书》注“鼌,古朝字”《文选》注作“晁,古朝字”;古字(正文用字)相同,但今字不同,如《汉书》注引如淳曰“甿,古文萌字”《文选》注引作“甿,古氓字”;《汉书》《文选》正文用字相同,颜师古、李善注释用字也相同,但颜注用术语“古”,李注用术语“今”,如《汉书》注“廑,古勤字”《文选》注作“廑,今勤字”;《汉书》正文用古字,颜师古注以今字释古字,用“即”沟通字际关系,《文选》正文用今字,李善注误用“古”沟通字际关系,如《汉书》注“歫即距字”《文选》注作“距,古岠字”。

《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

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应当为綦毋邃序注本,该本在张载、刘逵及卫权《三都赋》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三都赋序》注。在李善注《文选》时,綦氏序注本略有残缺。对于臧荣绪《晋书》与序注本在旧注作者问题上产生的分岐,李善采信了史书的记载,因此导致了后人对《三都赋》旧注的误解。

从《文选》李善注看《列子》并非伪书

《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因而导致部分学者怀疑《列子》是伪书,"伪书说"者多认为魏晋人作伪。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来看,《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期间一直流传有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很多作家都曾引用过《列子》,其中尤以张衡、曹植、嵇康、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这些情况表明,从西汉到东晋《列子》一直流传有序,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列子》既然不是伪书,其价值和地位也应该重新评价。

论明州本《文选》五臣注的减注现象

六家本系统的明州本不仅仅有删略李善注的情形,而且也有删略五臣注的地方。对五臣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径直删去的"暗删",不做任何说明。删略的五臣注,与保存的注释都有所差别,个别甚至差别较大。在贯彻秀州本删注体例方面,明州本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有些已经超出了体例本身的范围。由此,对五臣注的学术评价更需要考虑注释的删减现象并由此造成的五臣地位的进一步降低的情况。

《文选集注》中江淹杂体诗的研究价值——兼论先唐文本的研究方法

先唐经典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和衍生性,需要利用诸多版本及注本的比较与互参进行综合研究。以《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为例,其序文及注解、正文的异文、篇题的变化、李善注及各家注本的多维诠解、注本所引亡佚文献等,不仅对于勘定原文、补充文学史料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探寻汉晋诗歌艺术风格及其经典化进程也颇有裨益。通过《文选》早期钞本、刻本的比勘,可以尽量追溯文本的原貌,利于整理并校订中古集部文献,同时也应当尊重文本的开放性及多样性,注意文本形态流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关注文本流变及其生成机制,充分利用集注本及历代注评本,并从多元开放的视角重新审视正文、注文及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文选》李善注误引《方言》例考

《文选》李善注大量引用扬雄《方言》,经考证发现,其中有14例是李善误将郭璞《方言注》或其他典籍作为《方言》而引用的。通过文献比较和分析,对这十四条引文的来源作了推断。

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兼与郑注、孔传比较

唐玄宗《孝经御注》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通行的《孝经》注本。与玄宗时代以前最流行、最权威的《孝经郑氏解》、《古文孝经孔传》相比较,玄宗《御注》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行文风格精练、平实、明白易懂;在学术质量上,博采前代旧注之长,超拔众家;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现实,充分贯彻教化天下的精神。这些特点是玄宗《御注》能取代往代一切旧注,成为后世最主要《孝经》注本的重要原因。

《文选集注·奏弹刘整》发微

《奏弹刘整》一文体例奇特,不仅为散体,还夹杂着当时的方言口语。这种文体上的混乱皆因注家妄引本状、供词、吏议忝入正文所致。本文在比勘《文选集注》与诸后出刻本的基础上,依据《文选集注》中的陆善经注和编者案语,对《奏弹刘整》正文及李善注文旧貌作了一番复原工作,并探讨了其递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近三十年《文选》注释研究述评

《文选》注释之学作为文选学研究的一个范畴,自建立起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是文选学研究的重点。从1988年迄今,《文选》注释研究经历了由传承创新到拓展深化的嬗变过程。前期研究侧重于继承传统文选学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模式主要是将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并出现褒扬李善注、重估五臣注等倾向。而后唐钞《文选集注》的出版,使得《文选钞》、陆善经注等材料成为研究热点。相较而言,后期的《文选》注释研究主要得益于新方法的运用,研究者将不同版本的注释进行比对,找到尽可能接近《文选》注释原貌的本子,达到一种具体而微的整体观照效果。

古钞《文选集注》鲍照乐府诗注的价值

以尤刻本、胡刻本李善注,陈八郎本五臣注,奎章阁本、明州本六臣注,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等,对校比勘古钞《文选集注》所收鲍照乐府诗注,可以发现:古钞《文选集注》对于确认、复原《文选》鲍照乐府诗、注原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除所收不见于他本的《音决》对鲍照乐府诗音训研究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外,所收不见于他本的27条陆善经注,亦甚有助于认识陆善经注的特色价值,及全面比较、认知唐代《文选》众家注,值得予以珍视;古钞《文选集注》也多讹误缺漏,欲参考使用者,应持高度审慎态度。

关于“文选学”

研究萧统《文选》自隋唐以来成为显学,历久不衰,延续至今。李善注、五臣注代表《文选》注释中提高与普及两种类型,各有重大贡献。"文选学"研究六大问题:《文选》产生的背景、选录作品的标准、体类的划分、注释研究、版本研究、与相关著作的比较。"文选学"有三度高潮:唐、清和近三十多年。江苏学者在这一领域相当活跃。

从《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诗的部分略窥《文选》五臣注的问题(下)

《文选》五臣注本在中唐到两宋之交的流传过程中,多遭窜改,变化颇多。以《选》诗为代表,通过对照《唐钞本集注汇存》与明州六臣《注》本、陈八郎本的五臣《注》,可以清楚看出个中奥秘。作为最接近原本的唐钞本,《集注》与南宋时期的明州本、陈本的五臣《注》内容有明显差异。明州本与陈本从多方剿袭资料,增入书中,因而其注文比之《集注》要丰富得多。至于各本注文署名不一的问题,有些是由于各注家的注文重叠,结集之时不同版本署名不一之缘故,有些恐怕就是后世增益者任意之举了。

《文选》李善注征引《诗》《骚》之学术思想探微

《文选》李善注,是一项浩大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工程,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李善虽无关于学术思想研究的专门论著,但于李善注中征引《诗》《骚》的大量例句中,则可发现其难能可贵的学术思想,具体体现在"竭泽而渔,例证翔实"与"尊重学术,存真求实"两个方面。李善如许吉光片羽式的学术思想,则缘于其深厚的《诗》《骚》情结。

左思《三都赋》晋人旧注略论

左思《三都赋》的晋人旧注有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四家,这些在唐前单行的注本后被唐人《文选》注吸纳,原注渐次亡佚,唐钞《文选集注》便成为认识晋注的重要媒介。诸家晋注各有特点,又皆具有无征不信的精神,和《三都赋序》所言的征实作风一致。对晋人旧注的考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世说新语》注中提出的《三都赋》左思自注说。

吐鲁番残卷昭明太子《文选序》校释

《文选序》,向为学界所重视,吐鲁番残卷本更属吉光片羽,尤为宝贵。以之与传世的李善注本等比勘,无论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均有值得校释之处。故不揣浅陋,逐句略陈管见,其中不乏肯定残卷优长于传世本之点。愿求教于读者方家。

宋刻《五臣注文选》孟氏本与陈八郎本关系考

今人所知的宋代《五臣注文选》中,孟氏本与陈八郎本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两个刻本。这两个本子虽有着显著差别,但是在正文的舛误、注文的舛误及与古抄本的差异等方面皆存在一致性,这说明它们应来源于相同的祖本,而这个祖本极有可能是史料所载最早而今日已经佚失的《五臣注文选》刻本———毋昭裔本。正是这个处于从抄本到刻本转折之际的本子,影响了孟氏本和陈八郎本等后世《五臣注文选》刻本的总体面貌,包括共同舛讹之处。

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

校堪发现,当今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与北宋国子监本《李善注文选》吻合之处数量很少,而且其吻合处多同于早期写钞本《五臣注文选》。由此证明,陈八郎本木记中所谓"监本"并非宋监本《李善注文选》,而是今日已佚的宋监本《五臣注文选》。陈八郎初刊本应是纯粹的《五臣注文选》本,它来源于五臣单注本系统,反映了《五臣注文选》与萧统《文选》的原貌。

李善注《文选》留存旧注综论

李善注《文选》留存了大量唐前旧注,文献价值极高。这些旧注可分为单篇旧注、《汉书》旧注、《楚辞》王逸注等三种类型,其来源各有途径,较为复杂。通过考察可以推测,旧注可能是李注底本原有旧注,而非李善本人所引。而对旧注的采用是《文选》文本存在大量异文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善对旧注的处理原有明确的凡例,但旧注在《文选》文本长期的流传编纂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复杂的羼乱现象,对《文选》的整理和使用都造成了很多疑难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严谨的文献学手段清查校理这些旧注。

《文选补遗》所录陶渊明诗文考论

陈仁子有感于萧统《文选》存在着"编次无法,去取失当"等缺陷,于是收拾遗漏,增补四十卷为《文选补遗》一书。该书收录陶渊明诗文多达87篇,这一数量居所收作家之首。《文选补遗》收录的陶渊明诗文,主要根据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本,同时参考了绍兴本、汤汉注本等陶集。由于陈仁子的遗民身份,决定了他必然赞成汤汉"忠愤注陶"的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迷信汤注,甚至能够有所订正。陈仁子注重发掘陶渊明身上具有的儒家思想和忠贞品格,强调陶渊明未曾忘却世事,这些见解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

宋代李善注《文选》的校雠与刊刻

国子监本和尤刻本是仅有的两种李善注《文选》宋刊本,其校雠与刊刻对后世《文选》流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校雠刊刻上,两种版本都存在不少问题。另外,中华书局影印尤刻本所附的《李善与五臣同异》作者并非尤袤,有可能是国子监刊刻《文选》时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