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三重纠葛——重述闻一多的思想道路

中国现代作家闻一多的一生被文学史概括为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战士的思想历程,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典型。在他理想的追求和思想逻辑中,其实就是“国家”、“民族”与“人民”这三重概念的发展和纠缠:“国家”是他认知的起点,“民族”是贯穿始终的情感中心,而“人民”则是思想的升华,从中,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知识分子的曲折探索。重述这里的思想演变,对于我们洞见现代国家意识在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深刻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典范意义。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选本、“以诗存史”与伟大抗战诗篇——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

闻一多生前编订的中国现代新诗选本《现代诗抄》,虽未正式出版单行本,但却是认识新诗史及其成就的一部重要选本,在现代“选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首先,与其他多样的新诗选本不同,它以“以诗存史”的“正文”式选本“作为选编原则和方式”,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轨迹与面貌的诗歌选本;其次,遵循“选有事之诗”的选本原则,闻一多选出了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主题的伟大抗战爱国诗篇,体现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与美学趣味;第三,它的“以诗取人”和选优为原则的文学经典意识及选编意识,不仅对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与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为现代选学及其现代选本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发。《现代诗抄》作为闻一多“诗学实践”及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选学”及选本学批评价值,也体现出闻一多对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新月派诗人的译诗与节奏实验

在汉译英诗的影响下,新月派诗人开始了新格律诗的节奏探索。以“顿”代“步”、以“停延”代“抑扬”是新月派诗人沟通中英诗歌节奏的重要方法。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是新月诗人中汉译英诗的杰出代表,他们均在译诗实践中探寻新格律诗的创作道路,其译诗活动与新格律诗创作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节奏互动特征。受英诗节奏启发,闻一多提出“音尺理论”,以“尺”(顿)代“步”,寻求中英诗歌节奏的共通性;徐志摩主张“音节的匀整与流动”,于规律性的停延节奏中寻自由,追求诗意的流畅表达;朱湘落实“以顿代步”译诗原则,突破“音节对应”的局限,三者共同推动新格律诗的发展与繁荣。

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闻一多唐诗研究未完成稿之学术价值及治学理路

闻一多唐代文学研究未完成稿有《杜甫》《陈子昂》《唐诗要略》《诗的唐朝》四种及《诗的唐朝》所附王绩、韩愈两章节,学界对此鲜有关注。在内容上,未完成稿反映出闻一多对唐代文学分期考察的多维观照,呈现出闻一多因势利导对唐代诗人风格的独到探索。在形制上,未完成稿因其“进行时”特点,借由文献、提纲、按语等信息反映出诗话评点与现代论文新旧思路的融会贯通,展现出闻一多乾嘉思路与诗心独蕴相互补充、相互成就的治学路径。

西南歌谣采风与闻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

闻一多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形象,其核心在于“爱国”。自1938年西南歌谣采风始,闻一多所热爱的“民族国家”内涵有所变化。之前闻一多爱的是祖国的“文化”,坚守“文化国家”,秉持文化民族主义;之后,他爱的是祖国的“人民”,追求“民权国家”,践行政治民族主义。历经西南迁移与歌谣采风,闻一多实现了对“人民”的情感认同与身份转换,基于“人民至上”立场,其20世纪40年代的诗学观和学术思路随之发生转变:不再执着于传统诗学与唯美的艺术形式,转而强调诗歌的社会价值;不再躲进书斋,做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而是贴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进行研究,表达对“人民”创造“新中国”的美好向往与政治体认。

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

闻一多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技法上进行了有意识的继承,并实施了成功的现代化转换。闻一多成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现代杜甫,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和新诗革新家。对于新诗如何在寻求新变中接通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闻一多的实践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孙作云与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孙作云的神话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既有对闻一多的全面继承,又有一定的突破。在研究理论方面,他批判地吸收了疑古辨伪思想、图腾遗痕理论以及语言学派神话学说;在研究方法上,他在对古史材料进行审慎利用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三重证据法、文字音韵学等方法,拓展了中国神话研究的视野,在神话传说研究领域有着重大的建树。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中西合璧的宁馨儿——闻一多诗歌色彩论

闻一多诗歌浓郁的色彩具有西方诗歌的风格 ,而其色彩的主体又具有民族性。闻一多的色彩观源于西方绘画 ,也源于中国的宫廷和民间色彩。诗人闻一多批判地吸收中西古今诗画观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画观 ,使其诗歌真正成为中西合璧的“宁馨儿”

新诗的“原质”与“非诗化”思想:闻一多新诗理论综论

闻一多的新诗格律化理论一直被研究界重视,但他在论述郭沫若《女神》的时代精神中提出的新诗"原质"概念和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提出的新诗"非诗化"思想却很少被人注意,而它们却是新诗理论中最重要的命题。只有充分认识闻一多的"非诗化"思想和格律化理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全面理解和把握闻一多对新诗理论的贡献。

闻一多诗歌与英美近现代诗

闻一多在诗艺追求中勇于汲纳一切有益的外来营养。他一生同英美近现代浪漫主义、悲观主义诗人以及美国当代的意象派诗人有着广泛的精神联系;同时,闻一多有着丰厚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积淀,总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诗艺,并根据自己当时性情所近和展示思想情趣的需要,去有选择、有变化地吸纳,从而以博大独异的诗歌创作繁荣了我国现代诗苑。

闻一多诗歌中的象征笔法

闻一多深受象征艺术思潮的影响,运用“自然景物社会化”、“比喻意象人格化”、“虚拟故事人生化”、“丑陋形象审美化”等多种象征笔法,创作了许多充满艺术活力的象征诗,使其诗艺世界呈现出鲜明的象征艺术倾向。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绝对的开端”:“新诗”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在“古典盛宴”和“现代窗口”之间吟唱的诗人──闻一多诗歌审美意象解析

闻一多的诗歌意象有两类 :一类充满“古典”气息 ,笼罩着华宴的芬芳和沉醉的诗意 ;另一类裹挟“现代”色彩 ,流转着天地间变幻的风云。诗人进退在“古典盛宴”和“现代窗口”之间 ,用两类意象表达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闻一多笔下的审美意象 ,其生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给读者带来了特殊的美感。

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翻译风格及其翻译论争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李白诗集单行本,深受英文读者欢迎,颇具影响。译者的中国情结集中体现在这本融译诗与史料于一身的诗集中。他的散体译诗策略秉承了埃兹拉·庞德的译诗传统,颠覆了以往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风格。1926年,中国学者闻一多对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进行了评介并得到小畑薰良的回应。双方的译事商榷重点探讨了选诗考证、"诗意"能否翻译与翻译对文化、文学的影响等问题,于当今的诗歌翻译仍具有借鉴意义。

论闻一多的爱国诗创作

径直要领袖一种极端唯美主义文学潮流或派别的闻一多在留美以及归国时均欲钻进真正的"诗境"而不愿忘掉这人间世,然而面对美国的民族歧视和国内的社会黑暗,具有热爱祖国和人民天赋的闻一多就不得不从"诗境"掉到"尘境"中去,更兼之文学是人学的缘故,于是,在"诗境"和"尘境"的交织中,他就犹如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这就让虽然始终没有放弃过极端唯美主义追求的闻一多创作出诸多至情至性的爱国诗篇而使他终究不能成为极端的唯美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