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辨析

《唐文粹》与《文苑英华》均为编纂于北宋初年的文学总集,后人往往以为《唐文粹》是"铨择"《文苑英华》而成。从两书的编纂时间、过程,编辑体例及入选作品,文字校勘等三个方面证明《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之说是一种误解,说明《唐文粹》在后人收集和整理唐代文学和校勘诗文方面的重要文献价值。

《文选》分文体为三十八类说辨正——《〈文选〉分体三种说论衡》之二

《文选》分体既非三十七类,更不可能是三十八类,而只能是三十九类。对证明《文选》分类起关键作用者有二:《文选》序次作家的实际情形与《文选序》所说的"各以时代相次";相关版本上之标示。陈景云诸名家因未能就整体来考察部分,故虽知"移"而未能识"难"。《文苑英华》及《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如何,这对研究《文选》原分多少体无实质性意义;据天津艺术博物馆与日本永青文库分别所藏的敦煌本《文选注》之"解",无法证明"难"非《文选》之一体。

从《文苑英华》看李白诗在宋初的接受

《文苑英华》大量选入李白诗,却遗漏了许多名篇,体现出偏重闲适题材、缘情适意思想、平淡清远诗风、五古体裁等迥异于唐五代选本的独特视角。作为大型官修总集,它集中体现了宋初"白体"诗风笼罩下、以馆阁文臣为主导的诗坛对李白诗的接受状况;也促成了批评李白诗多言"妇人与酒"的思潮及李白诗风"清逸"论在宋代的流行,并深刻影响了其体裁、篇目的经典化进程,成为李白诗在宋代接受的重要开端。

王韬与郑观应交往论略——兼及王韬对郑观应思想之影响

王韬和郑观应的交往主要围绕着郑观应《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的出版和修订而展开,此外,在格致书院考课命题、会见孙中山并帮助其上书李鸿章、会见康有为、为解决王韬生计求助盛宣怀等活动中,郑、王二人均多有往来。他们之间的交往,主要以王韬对郑观应思想的影响为主脉。王韬的《易言》跋,推动了《易言》的更新和《盛世危言》的问世,是郑观应救时自强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指南和推手。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

为了修正已往校勘的疏漏和保存更多的文献,南宋丞相周必大在致仕后重新校勘、刻印了北宋著名的官方类书《文苑英华》。周必大的《文忠集》和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证明:他不仅是《文苑英华》重刊的组织者,还亲自做了该书的校勘工作,并给予合作者以充分的尊重。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的校勘

周必大为南宋时期私家刻书的楷模。由于他的文集《文忠集》中记载其校勘思想及方法的文字不多,故而以往学者在论及其校勘学成就时,多未能深入论述。《文苑英华》为周必大校勘之代表作品,笔者通过对周本《文苑英华》中周必大等人所做校勘记等进行研究,得以整理出周氏部分校勘思想及方法,期望以此有裨于周必大研究乃至整个南宋文献学研究。

北宋文人总集和别集中的乐府观

北宋文人总集、别集中收录了大量的乐府诗,分析其中编录乐府诗的特点,能够反映出北宋文人的乐府观。《文苑英华》编录古题乐府居多,多数新题乐府入"歌行"类,表明宋初文人在观念上偏重古题乐府,中唐新题乐府并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同。《唐文粹》选录新题乐府的比例增大,说明从真宗朝开始,宋人才接受新题乐府。《乐府诗集》的编纂体现出宋人的乐府诗史观和探究古乐府真实面貌的态度。从《乐府诗集》和北宋文人别集的编选来看,北宋中叶以后文人重视新题乐府诗。

《越人献驯象赋》是否为杜甫所作考辨

《越人献驯象赋》在《文苑英华》中作者阙名,但紧列于杜甫《天狗赋》后,引发后世对该赋是否为杜甫所作的争论。学界有人认为,《文苑英华》中“阙名”绝不是作者同前。通过考察其编纂体例发现,《文苑英华》中的阙名之作,其作者亦存在同前之可能,而将阙名视为作者同前是目前学界的主要倾向。而据《册府元龟》可知此题为开元二十四年的进士考试题目,杜甫恰好参加了此次考试,说明他必作过同题之赋,故《越人献驯象赋》为杜甫之作的可能性极大。

《文苑英华》工艺赋论略

工艺赋是以古代匠人的精湛工艺为题材的赋。《文苑英华》收录的工艺赋共九篇,其主旨主要体现了道家之法和儒家之治。工艺赋在写作上具有明显的崇道特征和宗经特征,主要表现在赋的题目、韵脚以及行文这三个方面,工艺赋的题目大多出自道家、儒家经典,其中题目出自道家经典的赋,多是出自《庄子》,内容也多以《庄子》中的题材为主;韵脚一般是对题目的释解;在行文中,作者多援引经典中的典故,或化用经典中的成句。

《文明判集残卷》新探

对《文明判集残卷》产生的时间进行了新的考证,认为其成书于公元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中叶。本文还通过比较的方法,揭示出《文明判集残卷》实为唐代铨选考试之参考书,并指出该书对研究唐代判文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不录词体辨——以《文苑英华》为例

《文苑英华》是词体成熟之后出现的第一部"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但是它未录词体,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分体编录"型的文学总集都继承了《文苑英华》不录词体这一特征。《文苑英华》不录词体与北宋初期的上层文化特征、文化矛盾心理以及文体发展有关,从中可看出词体长期未能进入这类总集的初始原因。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及意义——基于《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的重诗分析

《文苑英华》历来被认为是续《文选》而来,其与《玉台新咏》的关系极少被关注。《文苑英华》与《玉台新咏》重合诗歌87首,这透露出宋初与梁代后期的三个文学共性:其一,对艳诗"吟咏性情"功能的认可;其二,对梁代永明体诗人与宫体诗人态度的相似性;其三,文辞尚丽的相类性。此外,《玉台新咏》在编纂体例上对《文苑英华》也有影响。从选本批评角度对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进行探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在宋初的演变特点,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宋初的文学观念。

现存《文苑英华》所载《麟台故事》刊刻年限考

由于现存文献记载的匮乏,《麟台故事》刊行于何时何地难以论定,但根据《文苑英华》的记载,则可断定其在南宋确已刊刻,且刊刻的时间下限为1201年周必大主持校勘和刻印《文苑英华》之前。以程俱所撰《进〈麟台故事〉申省原状》和《〈麟台故事〉后序》、明影宋残本所存避讳字、《宋会要辑稿》引证《麟台故事》为据,可确定该书刊刻的时间上限为1144年作者辞世前后。再与程俱《班左诲蒙》和《北山小集》版式比较,进而可推断该书刻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有两种可能:一是与《班左诲蒙》在1161年一同刊刻于南剑州;二是与《北山小集》在1170年一同刊刻于吴兴。

《文苑英华》对南朝艳诗的收录:态度、特征及影响

南朝艳诗尤其是宫体诗历来多遭批判,而旨在发挥文教功能的官修总集《文苑英华》却收录了不少南朝艳诗,这说明宋初从官方层面接受了艳诗,但《文苑英华》并未旗帜鲜明地肯定艳诗地位,而是通过筛选宫体诗、改变诗歌类型等方式淡化艳诗色彩。这体现出宋初文臣对艳诗的谨慎态度,他们虽接纳艳诗但不主张艳诗以艳诗面目发挥教化功能。在艳诗题材向词体转移的背景下,宋初文臣的这种态度使得《文苑英华》收录艳诗未发挥范本作用,对艳诗的发展起不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文苑英华》编辑乐府诗的特点及其价值

《文苑英华》是北宋初期编纂的一部重要总集,其中收录南朝梁陈至唐五代的乐府诗。该书将乐府诗作为诗之一类予以编选;主要收录古题乐府,唐人新题乐府多归入"歌行"类;不重视乐府辞与音乐的关系。形成上述乐府诗编辑特点的原因有:编纂者崇尚风雅,重视诗歌的政教作用;中唐新题乐府未迎合宋初文人的审美需求等。该书整理与保留了大量乐府诗,并体现了北宋初期文人的乐府观,对于研究乐府诗有重要价值。

《文苑英华》中“长安赋”概论

长安赋,指以长安这一地域范围内的人物、事件、历史、山川地理、宫苑、社会风俗等为题材的赋。《文苑英华》收录的长安赋约240篇,其价值与地位表现为五个方面:在内容上,展现了唐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在题材上,纳入了新题材与新事物;在体式上,运用了律赋与新文赋两种新体式;在表现手法上,出现了小说化倾向;在写作程序上,打破了以前部分赋固定的创作模式。

园林体验的再理解——《文衡山拙政园诗画册》探读

通过关注园林画和园林诗文中的图文关系,提供了《文衡山拙政园诗画册》的初步探读,阐释了拙政园中多感官体验所形成的园林想象。分析起始于对三十一景中图文的整体阅读,并在接下来对其中五景展开精读。精读部分着眼于诗和文字在时间、感官和氛围上的互动作用,展现了文徵明通过诗画所构造的想象世界,重新思考了再现和指涉性在此《诗画册》中的意味。提出《文衡山拙政园诗画册》作为一种图文互补图景,呈现了多感官的园林体验,而非一种客观的空间建构。

《厨院新池记》作者确系李玄卿——与张晓芝、黄大宏先生商榷兼谈文献研究方法

《厨院新池记》系唐大历五年余杭天柱观处士李玄卿所作。宋、清两朝皆避讳"玄"字,将作者改作"李元卿"。今据《文苑英华》、元至大年间旧钞本《洞霄图志》等相关史料,考证《厨院新池记》确系李玄卿所作。明《八代文钞》"李华说",《全唐文》"李勉说",今人"李幼卿说"都是不正确的。版本学、避讳学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