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对培育小学生品德的价值

《千字文》作为蒙学教材,蕴含爱亲敬长、诚实守信、谦虚谨慎等思政元素。新时代,深入挖掘《千字文》中的思政元素对于培育小学生品德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培育小学生品德,要做到: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引入课堂教学;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融入家校协同教育;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贯穿德育培养全过程。

《管子·问》的国家安全与情报学思想研究

[研究目的]《管子·问》是一篇古代有关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奇文,其中试图展开的调查大多是立足于国家安全而展开,堪称有关国家安全情报学的专论,对其进行解读有助于提升历史认知和现实思考。[研究方法]对《管子·问》的主体内容进行条分缕析,从立足于准备军事斗争追求霸王之业,侧重于国内形势关注战时经济和人员储备情况,着眼于提高反情报意识防范外敌渗透三个方面,剖析解读其中包含的国家安全情报学思想,同时结合“大争之世”的时代背景,提出关于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调查方法和历史断想,指出其对于构建国家安全学科的重要意义。[研究结论]《管子·问》重视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各方面内容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也由此建立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古代工作范式,对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的构建及情报史研究而言,都具有特殊价值。其中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情报学建设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论述,突出强调了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今天的有关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解中能愿动词反映的“理必”思想

能愿动词是指能用在谓语前表示客观必要性的动词,从逻辑推理、句法结构、语义内涵、训诂用法等角度出发,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能愿动词“应”“能”“可”“得”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些能愿动词所体现出的“理论必然性”,进而发覆段玉裁的“理必”思想。通过分析11个例子发现,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前提条件以及结论当中,起到总领逻辑推理、列出事实依据、概括总结结论、突出强调结论、补充说明结论、连接前提结论、校勘订正讹误、单独举出特例等作用,已然成了一种“理必标志词”,为阐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理论必然性”提供了另一分析进路。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写作“某声通某”的一类批语统称为“声通类批语”,它们多书于天头上端,共计1209条。声通的内涵为词与词的上古音相通。黄侃判断声通的证据有括号证据和《说文》页内证据两种形式,源自《说文》的读若、重文、形声字等材料。黄侃认为上古汉语“一字多音”,因此一条声通批语往往含有多组声通关系。声通证据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字头与例字、关系字的音同、音近关系。阐明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有助于推动声通模式以及黄侃古音学思想的研究。

从出土材料再论《文子》及相关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从引《老》、用《老》的角度,论证古本《文子》当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可以用“两次抄袭”的模型来解释。一方面是《文子》在引《老》、用《老》,另一方面《老子》本文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因为《文子》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

《文子》的成书年代问题——由“太一”概念引发的思考

本文根据"太一"概念在先秦诸子书中的流变情况及其涉及到的问题,论证《文子》当成书于战国晚期。"太一"在较早的道家文献中主要是一个表示终极存在的哲学概念,在《文子》中则转为主要应用于政治问题,并与最成功的"帝者"相匹配,是为"帝者体太一"。战国中期以来流行的士人争当王者师友的情况,在《文子》中已不复存在,反映了战国晚期君主专制的强化和士人政治地位下降的历史事实。

《文子》的政治思想体系

《文子》理想社会的多层次性直接影响着其政治措施的多层次性。"以道治天下"是无为政治的理想措施,无为以自化、循理顺性以牧民,分别从内在心性与外在行为上构成了这一理想措施的两个层面。鉴于理想化措施与社会现实紧迫性之间的反差,《文子》不得不采取次一级的政治手段:"守德""上贤"、提倡仁义以治国,"正法"以治国。在吸收儒家之德治思想与法家之法治思想的同时,《文子》始终把道治精神贯穿德治与法治之中。无为政治的理想措施与现实手段共同构成了《文子》多层次的政治思想体系。

从《说文》火部字透视中国火文化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密切相关.文字是记录历史的符号,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就要从古汉字入手。《说文解字》是我国现存最古老而成系统的字书,它贮存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本文从《说文》火部字着手,透视中国火文明。

秦汉时期的汉字规范

秦朝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是我国由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所推行的一项汉字规范政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朝实施“书同文字”的具体办法是成功的,有效的。西汉初期中央朝廷将用字的规范作为选拔、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从中看出,汉字规范政策的推行实施,从一个方面也是国家政权是否安定、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体现和标志。许慎之作《说文》,旨在是正文字。《说文》之为书及其成就,实与汉字规范化问题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论《说文》俗字研究及其意义

《说文》最早提出"俗某字"这一概念,但由于重正轻俗传统观念的影响,历来对《说文》中俗字这种珍贵的汉字化石重视不够。《说文》俗字的类型体现其时空性、通俗性、简易性和表音性的特点。加强《说文》俗字研究,对了解古今文字形体嬗变的轨迹、正确认识汉字简化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第三十六章新研

《老子》第36章是集合两组谚语构成的,老子自身的话其实只有"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一句。这些谚语的原意与权谋论相关,战国秦汉之际结合时代需求将《老子》第36章朝权谋论方向作出解释与发明,实际上沿用的是谚语本意。辨证观念和反向思维虽然是第36章的思想基础之一,但非论述的重点,将此视为第36章主旨是错误的。上段谚语的引用旨在说明通过"微明"可以导致积极的结果,下段谚语的引用旨在说明通过"微明"可以避免消极的结果,这些都是"柔弱"胜于"刚强"的体现。《文子·微明》的出现,说明老子"微明"的观念在后世得到了更大的推广和阐发。

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新说文解字”与汉字形义诠释

汉字是意音文字,汉字形义具有可诠释性。在现行汉字层面,存在有形义联系、形义联系脱节、形义联系回归、形义联系后生、形义联系交错、无形义联系等情况,诠释复杂的形义关系时,"新说文解字"应立足现代,参考古代。单字的诠释需要在全面分析汉字系统基础上进行,避免诠释的主观性。应用科学的汉字形义诠释有益于汉字教学。

论戴侗的《说文解字》研究

戴侗的《说文解字》研究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六书故》中 ,戴侗较早地运用钟鼎文并综合文献材料指出了《说文》的许多不足。他称引大量《说文》异本资料以订正文字 ,改变了《说文》的分部 ,创立按类编排文字的新体系。他还从文字实际出发 ,探讨传统“六书”理论 ,创立了新说。戴侗的《说文》研究对《说文》

《六书故》运用钟鼎文考释文字评议

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宋元之际戴侗的《六书故》较早地使用钟鼎文考证文字 ,校补《说文》 ,向来学者毁誉不一。从《六书故》运用铭文考释文字的 2 0个例字结合甲金文及其他材料来看 ,发现《六书故》的考释大部分是可信的 ,而这正基于戴侗所具有的正确的文字发展史观。

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述评

回顾10年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有综合性研究、词义研究、"六书"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体例研究、比较研究、方言研究和许慎《说文解字》研究等8个方面的新成就。本时期《说文解字》研究显示出重视普及性研究和学科转向渐趋自觉等四个方面的新特点,同时,也指出了今后《说文解字》研究尚须注意的问题。

方文《四壬子图》考论

清初著名遗民诗人方文,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东晋陶渊明和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并且四个人刚巧都是“壬子”年出生,因此他曾托人特地画了一幅《四壬子图》。而对方文诗歌,学术界一直重视不足,研究很少;现在结合《四壬子图》的考证,可以一并探讨方文的诗学渊源。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