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史注体式

清朝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结时期,学者们以深厚的学力和高度的责任感,对以往的文化典籍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采用各种形式注释历代史书,在史书注释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将古代史书注释工作推向顶峰。

清代《诗经》三家新疏异同

清人胡承珙、陈奂、马瑞辰等《诗经》学者,说《诗》旨在直接疏证《序》、《传》,以达到比汉唐注疏更为完善的境界。他们大抵认同《毛诗序》所揭示的诗旨篇义,并主要以《毛传》的解说为指归,在内容上则以训诂考据为特色。三人疏解同中有异。胡氏偏重于对经义的阐发;马氏喜欢就字说字,并往往揭示语源、辨析同义词、罗列多义词诸义项,有时所论已疏离经义而更偏向于语言学范畴;陈奂于经学最为看重的是训诂,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是其认识,但并不积极追求义理之明。解说同一对象时,三家得出的具体结论也有差异。有时解说对象相同,方法相同,引证材料也大体相同,然而结论却完全不一样。清儒对于经典所蕴含的义理,往往各执一词,这说明仅仅依靠字词训诂名物考证就想得出令人信服的说法确有难度。其解说义理,又往往以《序》、《传》为指归,这样依据考证更显出方法上的局限性。对待前人方面,《诗经》新疏的撰者更多的是针对汉唐注疏的缺失,而对宋人《诗》说则态度复杂。大体说来,胡承珙与马瑞辰比较"宽容",引述和采用宋说的情况都有,而陈奂则对宋人带有不屑心理,往往置之于不列不论的地位。不过细检陈氏《诗毛氏传疏》,却能发现不少引宋论宋的材料,只是形式非常隐蔽。新疏三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字词训诂上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其所用方法值得总结,他们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也值得探讨。

韩集五百家注引书考(Ⅰ)

传世的韩学著作中 ,魏仲举五百家注集中反映了南宋时期韩集笺注的主要成果。梳理五百家注征引的唐宋典籍 ,有助于考察南宋时期韩学研究的繁荣面貌。这项研究 ,无论是对韩学还是宋学 。

东亚汉籍视域下的宋诗宋注——朝鲜本《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考论

刘辰翁《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是宋元之际产生的一部南宋诗人陈与义诗集的评注本。该本以南宋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为底本,删削部分胡注,增加了“增注”;又有刘辰翁及“中斋”评语;同时载录了简斋手定本、武冈本及闽本等已失传的《简斋诗集》宋代版本的信息。《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具有汇校、集注、集评的特质,是“宋人注宋诗”中新的文本类型。《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元刻本已失传,现有朝鲜本、和刻本传世,尤以朝鲜本价值最高、时代最早。本文对朝鲜本的版本形态、文本内容、“增注”的特质,以及《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在东亚的流传进行了探讨。

《诗话丛林校注》简说

《诗话丛林》是韩国诗话史上最重要的诗话之一。《诗话丛林》最早之注释、翻译著作为许卷洙、尹浩镇之《译注诗话丛林》与洪赞裕之《译注诗话丛林》。相较于许卷洙、洪赞裕等注译本,本部《诗话丛林校注》之特点主要有:句读方面,尽心审核,避免谬误;校勘方面,遵从原书,订正原书之误必作校勘记,以存旧貌;注解方面,详注韩国文献,略注中国文献。此书主要面向中国学者而作,为中国学者加深对韩国汉诗及诗人之理解,为研究韩国汉文学提供一点便利。

《史记》“三家注”对谓语结构中名动语义关系的分析——谈古代注释书释义之传统

本文说明《史记》“三家注”对谓语结构中名词动词语义关系的分析及分析方法;上溯汉魏晋 人注释书释义,说明这是古代注释书传统释义内容与释义方法。

《史记》彭寅翁本所见删易三家注重复文字例谈——以《仲尼弟子列传》为中心

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中心,考察元人彭寅翁刻本《史记》"删易"三家注的诸种具体表现,肯定其删易工作及其实际效果,进而探讨其编纂思想的积极意义,指出应将这方面之长与其版刻之短区别对待。

从《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诗的部分略窥《文选》五臣注的问题(下)

《文选》五臣注本在中唐到两宋之交的流传过程中,多遭窜改,变化颇多。以《选》诗为代表,通过对照《唐钞本集注汇存》与明州六臣《注》本、陈八郎本的五臣《注》,可以清楚看出个中奥秘。作为最接近原本的唐钞本,《集注》与南宋时期的明州本、陈本的五臣《注》内容有明显差异。明州本与陈本从多方剿袭资料,增入书中,因而其注文比之《集注》要丰富得多。至于各本注文署名不一的问题,有些是由于各注家的注文重叠,结集之时不同版本署名不一之缘故,有些恐怕就是后世增益者任意之举了。

清儒笺注唐别集的时代特征

清朝是唐代文学传播与研究的全盛时代,就清儒笺注唐别集而言,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越前代。清朝又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集大成时期,清儒笺注唐别集又具有明显的集大成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全力以赴精校细勘以求唐别集完备无缺,还表现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贤时哲的研究成果,广泛搜集汇编别集作者的传记及别集作品的序跋、评论、题咏等相关研究资料等。这些都是清代学术集大成特征的具体表现,也是集大成时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唐才子传校笺》的校笺方法及方法论意义

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唐代诗人传记专书,其传文内容疏误颇多。由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对其进行了正错讹、理疑乱、补漏落的校笺工作,整理出一部足资考鉴的唐代诗人传记,并建立了"校考笺"一体的校笺模式,开创了"传证体"这一传记新体例,凸显了"探源溯流"的考据思想。其中所用校笺方法是校笺者个性化学术思维的反映,为后来学者提供了有形的师法途径,具有开示门径的意义。

略论明代士人的经典诠释思想

明代士人多采取信仰型的解经路向,他们的经典诠释主张相当繁杂,经典视域各不相同,在同一学派中也无统一的诠释思路和解经策略;但明代士人们对经典文本的现场感有很强的领悟力,这为后来的经典诠释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思路。

《史记》三家注标点辨误九则

文章校勘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三家注部分的标点讹误凡九条。

左思《三都赋》晋人旧注略论

左思《三都赋》的晋人旧注有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四家,这些在唐前单行的注本后被唐人《文选》注吸纳,原注渐次亡佚,唐钞《文选集注》便成为认识晋注的重要媒介。诸家晋注各有特点,又皆具有无征不信的精神,和《三都赋序》所言的征实作风一致。对晋人旧注的考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世说新语》注中提出的《三都赋》左思自注说。

论清人注释、评点苏诗的特征与原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古与考订,诗注与诗评结合,针对性强,表现出了与宋人注苏的不同面貌;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侧重于艺术分析,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比较研究是经常运用的方法。清人注释、评点苏诗繁荣的原因在于:首先,清人标举、学习宋诗,风气日渐浓厚;其次,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再次,清代注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对苏拭其人其诗推崇有加。

《史记》三家注的校勘特点及价值

校勘是《史记》三家注的重要内容,三家注的校勘内容以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为多,又致力于古今字的辨析,又因《史记》特有的写作手法而呈现出本校互见的特征。《史记集解》研核众本,不掺己见,《史记索隐》则带有鲜明的考证风格。三家注的校勘不仅对《史记》版本流变至关重要,也对校勘理论的总结有所发展。

清儒胡澍、俞樾校注《素问》的特点探析

清儒对《素问》曾进行过精审的校注,这些医籍成为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文章旨在分析清儒胡澍、俞樾校注《素问》的规律,进而总结出"综合考证、多维分析,引征广博,考辨严密精审,探微索隐、辨讹释疑正误,方法革新、从文献学角度校勘《素问》,说理精确、措词简明,文理与医理相结合"之校注特点,以期对今后中医古籍研究与整理具有启示性意义。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综论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综合历代《史记》研究成果,汇集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史记》的一百多种注释,对版本、史实、人物、文字、词语等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前人未解释或者解释不详的部分加以重新阐释,《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前人对其研究多注意所收张守节《史记正义》佚文的真伪问题,而对其校勘考证之功研究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从《百大家评注〈史记〉》眉批看严嵩《史记》评注

明代,各家学者对《史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以评论性著作为主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诸多大家在对《史记》进行评论时也收录了他人的相关评注。其中,《百大家评注〈史记〉》就收录了严嵩的数条《史记》评语,为保存严嵩的相关文献作出了较大贡献,也成为严嵩《史记》研究成就的重要材料。

《史记》三家注的《诗经》文献学价值

《史记》三家注包括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这三部书对《史记》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三部书引录了很大比例的《诗经》学著作,在《诗经》文献学方面也有一定的价值。自《史记》三家注中各举一例,论述这三部书在《诗经》文献学,尤其是《韩诗》文献方面的价值所在。三个例子分别是:以《史记集解》引《韩诗章句》对《广韵》"嬥"字条的《韩诗》材料进行辨伪;考证《史记索隐》中引用的"诗传"实为汉儒毛亨所作《毛诗传》,而非《韩诗传》;自《史记正义》补出旧本《韩诗外传》的佚文。

《史记》三家注在保存文献及收集史料方面的贡献

近人研究《史记》三家注,往往关注其在文字、训诂、音韵、版本及注解上的贡献,但忽略了其在保存文献及收集史料方面的贡献。文章以《说文解字》和《括地志》为例,论述了三家注在保存文献方面的贡献;又从校补史实作用和纪年价值论述了三家注在收集史料方面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