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英译的外显化策略分析

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译本和施友忠译本的外显化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通过提取威氏拼音和词汇、句法层面的参数发现:两个英译本总体呈现外显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及诗学形式、词句意义和文化语境等方面,背后的非文本原因可归于翻译意图、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两位译者的外显化翻译使译文指涉更加明确,语境更加清晰,意义更易理解,原著的文论思想、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得到充分阐释。外显化翻译在信息补偿、话语建构和文论互动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表明其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指导性翻译策略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文心雕龙》英译中的读者意识——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

读者不是译文的消极消费者,而是译文意义的能动建构者。读者意识是译者以读者视角观照翻译、使翻译行为围绕读者中心逐步向前推进的心理机制。宇文所安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内容导向、沟通途径、主流诗学和读者接受四个方面,表现为材料选择的贴近意识、思想交流的贴心意识、表达习惯的贴合意识、服务读者的体贴意识。得益于读者意识,宇文所安充分履行了译者的职责,妥善处理了译者、作者和读者的三方关系,促进了《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中国文论要走向世界,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前提与基础,而读者意识是确保译者翻译能力得到充分展示的思想保证。读者意识有助于译文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有利于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进一步传播。

黄侃在北京大学如何讲授《文心雕龙》——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考原》一文论证前提的思考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考原》一文以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征引为前提,判断黄侃在北大“词章学”课堂讲授《文心雕龙》的篇目内容以及授课讲义的编撰情况。由于这一前提并不可靠,故所得结论亦难令人信服。其实,范文澜撰写《讲疏》时已拥有黄侃讲授《文心雕龙》的全部讲义,而“词章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文章作法为主,并非无所不包。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有前后期之分,前期主要是在“词章学”课堂讲授创作论部分的篇目,后期则在“中国文学概论”课堂重点讲授总论部分的篇目,至于文体论几篇,通常作为讲授创作论和总论时的例证,贯穿于前后期,用以配合串讲。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翻译研究——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在构建和传达文学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来源于作者认知世界中的意义载体或心理映射,与英文格式塔意象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何再造译文格式塔意象是译者无法推卸的责任。施友忠分别采用等效移用、变异增益、融通新创的翻译策略建构译文格式塔意象,而支撑这些翻译策略的是译者认知、读者认知和混合认知三种翻译路径。三种翻译路径作为文论逻辑建构的网络节点,充当了认知开关的按钮,激发了读者关于意象的语义联想,疏通了读者关于文论思想的解读通道,拓展了译文可理解和接受的空间,也为《文心雕龙》在异域文化语境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兵为喻”与《文心雕龙》批评话语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以兵为喻”是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与批评范式。军事理论与文艺理论间的相似性、相通性,奠定了文艺理论批评“以兵为喻”的学理基础。古代思想家、理论家文武兼修、道器并进的知识结构,为文艺理论批评“以兵为喻”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象喻批评的典范之作,在“以兵为喻”范式的运用上,无论是取譬的广度、阐释的深度,抑或使用的频率,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举凡兵形、兵势、兵器,以及阵法、士气等军事元素,皆被刘勰援以论文。“以兵为喻”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话语生成的重要路径。

如乐之和:《文心雕龙》的“以乐舞为喻”批评范式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注重节奏、崇尚和谐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它往往通过“以乐舞为喻”的象喻批评范式来呈现。华夏民族诗乐舞合一的艺术传统,是“以乐舞为喻”批评范式的学理依据。春秋以讫魏晋礼乐崩坏所带来的诗乐舞分殊,则为“以乐舞为喻”批评范式提供了必要的逻辑前提。《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学理论象喻批评的典范之作,对于“以乐舞为喻”批评范式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刘勰取譬乐舞以论文,打破了艺术门类之间固有的藩篱,实现了不同知识域的经验互通与话语共享,大大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言说空间。

近十年来《文心雕龙》海外传播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文心雕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古代文学理论著作,近几十年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对《文心雕龙》在海外传播情况的研究,是《文心雕龙》研究的方向之一。利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将近十年来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文心雕龙》海外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可总结出以下特点:一是翻译主要以英语译本为主,其他语种的译本很少,且存在局限;二是近五年的研究以探究、发扬“中国性、世界性”为主要方向。

在江河湖海之间——论《文心雕龙》中的“水意象”批评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批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批评方法,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亦是大量地借助意象来完成理论的建立,尤其注重对于“水意象”的叙述,故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水意象”批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中的“水意象”批评在接续着“比兴”传统的同时,通过“象”的连接又形成一种“情”本体的诗学建构,并且将“情”与“水”结合成为一种隐喻性的象征结构,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意境概念。因此,刘勰通过建立“水意象”批评的方法,形成了更为具体的美学意义上的理论创建。

《文心雕龙》“吊”之辨体

吊文与哀辞、诔文和祭文同属哀祭类文体,这4种文体在文体功能、语言形式以及施用对象等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独立的文体,吊文与哀辞、诔文和祭文在起源演变、书写内容及应用范围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这4种文体放在同篇或相邻篇目中进行论述,体现了他的文体分类标准。辨析《文心雕龙》的吊文、哀辞、诔文与祭文,有助于辨明以上4种文体异同,从而全面了解吊文的文体特征。

语境,参与人和充分性——《文心雕龙》宇文所安和杨国斌英译本评析

作为一种实用性和针对性很强的理论,翻译目的论一般多应用于非文学翻译,而对于是否适用文学翻译的问题,则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翻译目的论过度重视翻译的目的性,所以不适合文学翻译。为了验证这种观点,将文学翻译置于翻译目的论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从语境条件、参与人和充分性三方面对比《文心雕龙》的两个英译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翻译目的不同,译者采用的翻译的方法会有显著差异;第二,目的语所处的语境条件,参与人,比如发起人、译本受众和译者以及译本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会制约译者所要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分析说明,译者在保证充分性的前提下,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是达成翻译目的的有效手段。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目的与方法具有阐释力。

走向心灵的家园——《文心雕龙》英译中的阐释学评介

斯坦纳将哲学阐释学与翻译相结合,认为理解就是翻译,翻译就是阐释。译文不是单纯的原文思想的忠实再现,而是译者的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阐释在信任、入侵、吸收、补偿四个层面上发挥着层层推进的作用。以此为观照,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的阐释更多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杨国斌对《文心雕龙》的阐释更加突出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两个译本在从不同角度传递中国古典文论的过程中,却阐释了相同的精神,即文学是心灵的家园。

《文心雕龙》英译,一个文化的思考

《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得益于《文心雕龙》的英译,而文化专有项的解读与翻译是考察《文心雕龙》英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文心雕龙》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多种多样,但最有效也最为常用的翻译策略却是归化和异化。"文"、"神思"及"文心雕龙"等关键术语的英译说明,保留文化特色和异质性是翻译取得成功的必要手段。目前,文论失语症是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我们在奉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必须实行送去主义,英译中国文论典籍正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有力举措。立足传统文化,坚守并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是中国文论打破失语症,走向世界学术中心的应有方略和根本之道。

中国典籍外译:“逆向翻译”与“直接翻译”——一项基于《文心雕龙》英译的比较研究

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应主要着眼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立场、语言能力,而不应过多强调翻译的方向性和译者的语言隶属关系。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和汉学家的"直接翻译"都是中国典籍外译合理有效的翻译方式。

《文心雕龙》自然修辞观探析

《文心雕龙》展现出一种由"天地"而"人文"的具有浓厚"自然"特性的认知模式,其基本思想是人文取法自然:用自然法则比照人文现象,用自然的道理阐释修辞原理,用自然规律指导语言运用。我们把《文心雕龙》的这种思想特征概括为"自然修辞观",这是一种着眼于借"人"以外的"超人"因素来解释修辞现象的思想观念。这种"天地人文"式的观念是有历史传承的,在我们的初期文化里大量存在。就当下来看,"自然修辞观"成为广义修辞学思想源头之一。

权力话语与中国话语的建构——以《文心雕龙》首部英文全译本为例

翻译是两种话语之间的博弈,是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展开的一场争夺话语权的跨文化活动,其背后暗含了两个国家之间地位和实力的角逐,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因此,对外传播中的典籍英译活动,不应单纯停留在传达层面,而应通过翻译在目的语话语体系中获取源语话语权,彰显源语社会的话语特色,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以《文心雕龙》首部英文全译本为例,译者施友忠精心选材,重铸特色词汇,移译汉字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底蕴。施友忠打破西方强势话语,通过适宜的传播策略,在异域文化语境中重构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这种精神动力根植于译者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源自译者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目前所急需和迫切召唤的也正是这种译者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回归。

《文心雕龙》创作理论生成的基础

《文心雕龙》是刘勰撰写的文章学著作,然此文章学研究的对象又非泛文体,有其明显的重点,即以审美为主体的诗赋。考察此书后二十五篇所涉及的作家作品,虽然有诗、赋、颂、箴、铭、诔、碑、书、章、表、奏、议、论、序、符、檄、移、策等二十余种文体,但主体是赋和诗,尤其是赋。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割情析采”理论,是建立在以辞赋和诗歌为主要考察对象之上的创作论,而创作论探讨的心与物、情与采、体与性的关系,都是写作诗赋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文心雕龙》关键词在海外译介中的误读与悟读

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中国文论的外译已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理论阐释及微观细读,可以发现《文心雕龙》关键词在传译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即误读和悟读。误读是主体由于自我理解不足而进行的有目的选择,而悟读则拓展了中国文论多元的研究视域及阐释空间。中国文论关键词外译应建立在视域重合的诠释学理论基础之上,尽可能地追求文学理论翻译的普效性和广受度,通过中西文论间的双向阐释,消解不合理的误读,走向合理的悟读。

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创构——以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例

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研究成果迭出,但翻译对意识形态反作用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事实上,翻译可以传播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改造译者的意识形态及建构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既传播中国古典文论,又向西方世界输入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改变目标读者对中国文论形象的认识,推动西方世界研究《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热潮,增进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化神秘形象的了解,并在影响译入语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权。

新批评抑或解释学: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问题

国内学术界惯于将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称为新批评方法,这一指称有其合理性。但就宇氏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总体性翻译释读与研究方法而论,它应归于文学解释学而非新批评。新批评方法只是其具体分析工具,文学解释学才是其真正的研究方法论。宇文所安对文学解释学方法论征用的意义在于,它使《文心雕龙》在一种效果历史的辨证结构中走上了再经典化的道路,从而为探索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文心雕龙》英译述评

西方世界对《文心雕龙》的了解,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的翻译却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从1951至2003年的52年间,出现了七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论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对于推动中外学界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