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疫论》《温热论》外感病中疫病舌象特点

此文通过对《温疫论》《温热论》的研究,以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外感病疫病舌诊特点进行探析。提出在疫病舌诊中,以舌苔为重的观点。在疫病中,观苔可知感邪轻重,舌苔对邪气的传变感应迅速;强调白苔不尽为寒的思想,在疫病中不能尽断白苔为寒;总结出疫病舌象对病理产物有预示作用,舌象可参与辨证,可在临床上定方论药。对疫病舌诊特点进行探析,不仅可以对临床新发疫病有参考价值,在外感病中,也可以进行鉴别使用。

《温疫论》“截断扭转”论治病毒性肺炎

《温疫论》所载疫疠与病毒性肺炎发生、治疗颇具相似之处,其论治疫疠之“截断扭转”治法对治疗病毒性肺炎具有重要意义。据不同病程阶段先证而治,谨防变证。病毒性肺炎初期,治以开达膜原,扭转病所,病程中客邪早逐,截断病因,病传虽多,依“九传治法”灵活用方,以达里通表和。预后扶正,防止邪伏体虚而病复。

戴天章《广瘟疫论》温病辨治特色

戴天章是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家,精通医理,尤擅瘟疫的诊治,推动了瘟病辨治理论的发展。现基于戴天章《广瘟疫论》,从首创瘟疫五辨、力辨寒瘟异同,创瘟疫五种治法,完善外感病腹诊法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系统总结其瘟疫辨治经验及学术思想,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温病学理论,亦对现代温病的临床辨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探析《温疫论》中治疫思想及其在现今疫病治疗中的应用

文章基于中医药有效防治现今疫病流行的背景下,发掘《温疫论》中的治疫思想,为疫病诊疗提供重要思路。通过对《温疫论》治疫思想的整理,发现吴又可在辨证疫病精准施治、先证施治截断病程与治疫用药均有独到见解,并且在现今疫病临床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取得显著疗效。探求中医古籍中的原始诊疗思维,着力于发展中医学术,为中医临床防疫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广瘟疫论》“下不厌早,汗不厌迟”思想探析

瘟疫类疾病是人类健康的巨大挑战,中医药拥有数千年与瘟疫抗争的经验,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依据瘟疫类疾病致病的性质、受邪途径、传变方式的不同提出“下不厌早,汗不厌迟”的瘟疫辨证论治思想,历经数百年的检验而逐步成型,成为后世瘟疫类疾病治疗的指导。挖掘该经典理论指导下的理、法、方、药,有利于发挥中医优势,促进疫情防控。中医药辨证论治在疫情防控和疾病救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剖析温病时疫的辨证论治思想,能够为中医药防治疫情提供思路参考,结合古人智慧,借助现代技术,发挥中医优势,最终战胜疫情。

《温疫论》与《瘟疫明辨》的舌诊研究

对吴又可《温疫论》和戴天章《瘟疫明辨》中的舌诊内容进行了分析。《温疫论》中有舌诊记录67处,其中舌苔63处,舌质1处,舌态3处。诊舌苔是确定邪气所在的部位、判断邪气的传变及运用清热下法的重要依据。《瘟疫明辨》中有舌诊记录172处,提出舌诊在温病诊断中的价值高于脉诊的观点。与《温疫论》的舌诊比较,《瘟疫明辨》增加了红舌、厚苔、无苔、粗苔、酱苔、舌痿等内容,重视对舌象信息的综合观察。通过对两书中舌诊数量与内容的分析,显现出温病舌诊在发展初期时的状况。

思考吴又可的温疫证治

尝试从具体疾病的角度思考吴又可的温疫证治。吴又可治疗温疫关注的是气机的疏利和通达,汗下应顺势而为,务必保持胃肠道通畅。吴又可喜大黄通利,嫌黄连闭塞,认为只用苦寒药,忘其本而徒治其标。汗下之后,症状缓解,邪去正安;疏利之法达邪于表里,通利紧跟其后以驱邪外出。吴又可《温疫论》经戴天章、杨栗山等的补充和扩展、吴鞠通对其方药的议论,至何廉臣的《重订广温热论》,扩大了温热病的证治范围。

疫病临床与伤寒六经——兼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中的六经辨证

中医的临床基础在应对热病(疫病)的过程中奠定。历史上温疫与伤寒的对立,是为了摸索临床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疫病的诊疗有其特殊性,但六经证治的原理和规律仍然是基础。掌握六经证治的方法,有助于理解和运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的指导方案。

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

关于解缙"文毅"这个谥号的赠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成化说"、"万历说"二说。但是,目前各种关于解缙谥号赠授时间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解缙"文毅"之谥号是南明弘光朝(1644-1645)追赠的。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解缙"文毅"谥号获得清代官方认可大抵是康熙后期以后的事情。从解缙一生行事来看,"文毅"之号,其当之无愧。

戴天章《广瘟疫论》学术思想之探骊

《广瘟疫论》是戴天章的成名之作,诚为吴又可《温疫论》之后关于瘟热病论述的杰出著作,此书的问世,使温病学理论从伤寒理论独立出来,自此温病学自立门户,并渊源流传,深受后世广大医家的研读和临床应用,在温病学的发展历史长河中意义深远。通过从戴天章求医之路、学术思想渊源以及针对温病提出明辨表里、明晰五辨、明察五法、明审虚实等方面进行探讨,是戴氏辨证论治瘟疫学术思想的突出体现。

清末民国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始末

文益书局是清末民国时期石印宝卷的开创者和龙头老大。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它大约石印了近80部宝卷。文益书局通过保护版权,广告推销,聘请名家题签、插图和校对等营销手段,成功地将宝卷刊印推入到近代化的出版业中。从来源上说,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只有5种新编宝卷,约三分之一源自经房本、善书局本宝卷,其余的都是整理民间流行的抄本宝卷而来。这些卷本或是最经典的,或是最流行的,或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由此可见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消费,是在尊重宝卷特殊性的前提之下来实现商业价值的。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使得世俗故事为主的案头本宝卷大量产生,客观上在向通俗文学方向靠拢,半自觉地汇入到近现代的都市通俗文艺之中。总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吴语区宝卷城市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

基于《伤寒瘟疫条辨》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瘥后复病的防治思考

本文基于《伤寒瘟疫条辨》,从病因病机、治法治则及预防措施等角度探讨清代医家杨栗山预防和治疗"大疫"瘥后复病的学术思想,发现杨氏认识到"大疫"瘥后复病发生的病机为"正气未复、伏邪未尽",治疗上应审正邪虚实、调其逆从,倡导愈后静养,这既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下辨证论治原则,又彰显了"病瘥防复"的治未病思想,对COVID-19患者瘥后复病的预防和诊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以意逆志:中国古典诗词的文本细读——以刘永济《微睇室说词》解读吴文英词为范式

刘永济的《微睇室说词》一书,主体是吴文英词细读。其宗旨所在,是以读懂吴文英词为前提,教人举一反三,懂得如何赏析别的词,如何填词。其细读注重对"读词应知的各项"细加分疏,注重对吴文英其人作出"以意逆志"的把握,其严谨的学理和学术的深度,不仅为吴文英研究树立了典范,对其他研究领域也有垂范意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温病观

基于中医温病理论,结合临床反馈信息,系统探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名、病因、病机、治法及预防。本病宜命名为“温疫”或“伏暑”;病因是杂气,具体为外有风热疫毒侵袭,内有湿热疫毒蕴中,属多因素戾气;病机为初起卫气同病,继则气分湿热,有湿重于热、湿热并重、热重于湿之分。湿邪化燥者,可有营血分传变,后期可伤阴,也可伤阳。病位在肺脾;治以温病理论立法处方,提出宣畅肺气、寒温并施、宜用芳香的治法;归纳“三早”“四护”的预防方法。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检讨书”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文艺报》上的"检讨书"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建构。本文认为,"检讨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检讨书"的文本中透露出《文艺报》的媒介价值观及媒介姿态;"检讨书"传递出《文艺报》在作家自我批评领域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造文化认同的历史角色作用。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作家“成长”轨迹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以权威主导角色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报》为中心的考察,清晰地展现出"十七年"作家在自我批评中"成长"的大致脉络。作家生存方式与身份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艺报》上折射出的作家转型、调适与新生的心路历程为我们了解此"成长"轨迹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标准和模式的建构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在文学批评规范方面起到积极的媒介建构作用,在批评规范的批评标准和模式层面,《文艺报》传递出规范建立的思想源头,同时也在整体互动效应中参与规范的建构作用。

从《温疫论》谈疫病及中医诊治思考

《温疫论》是论述疫病的一部专著,文章从《温疫论》对疫病的认识、疫病与五运六气的关系、疫病与伤寒的区别和寒热之辨、疫病的治疗方法、疫病解后调治、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病的诊疗思考、《温疫论》针对疫病的不足之处等多个方面阐述,以期对疫病认识和治疗提供参考。

《伤寒瘟疫条辨》论治温病的特色

通过对《伤寒瘟疫条辨》所论述的温病病因、病机、治则、方药的辨析，认为杨氏论治温病以重视“郁热”为特色。

在“媒介、社会与文化”场景中观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以《文艺报》为中心

《文艺报》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紧密关联,从媒介、文化与社会的场景来观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能够不断拓展学术界的认识和理解。文章提出并分析了文学批评资料文献整理的学术意义,其中的跨学科交叉视角研究是此种多维挖掘研究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以媒介阐释学、媒介生态学为中心多视角观照当代文学批评的可能与限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