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昉、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唐诗学的演进——基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的比较

通过对《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选录唐诗的比较,可具体微观地把握唐至宋初唐诗学的演进特点。发现宋初选唐诗更突出题材意识,题材有日常生活化倾向;宋人对唐诗选录态度更具包容性,这有利于唐诗精华的全面吸收;更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对唐代诗人的接受较唐人而言变化也较大。

《文苑英华》录文“不作选择”辨

学界多认为《文苑英华》录文上主要作用是保留前代文献,不作选择,《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是其重要的录文来源。《文苑英华》几经校勘,造成选文上的一些讹误纰漏是难免的,但不应忽略《文苑英华》选文"撮其精要"的文学价值。

《文苑英华》诏制部分材料来源考略

《文苑英华》是宋初所编撰的“四大书”之一,分析《文苑英华》诏制部分各篇所题作者与出处,并结合唐宋文献记载,可以考索出该部分可能的材料来源,并进一步了解弄清《英华》编撰过程中对各种材料的利用情况。

从宋初诗歌创作看《文苑英华》的批评效能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有指导创作的目的,其诗类目重视诗题与题材的契合,先定类后选诗,体现出编纂者对诗歌创作引导的意识。依据《文苑英华》诗类设置,对宋初诗歌进行题材归类考察可以看出,《文苑英华》诗类批评效能并不强,出现了选本编纂的引导意向与实际创作偏离的现象。《文苑英华》本身的批评机制、传播途径的限制及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影响,都制约其批评效能的发挥,也使此后的分体编录型总集在诗类编纂上出现转变。

《长恨歌传》版本考略

《长恨(歌)传》有3个主要版本:《太平广记》本、《文苑英华》本(通行本)、《丽情集》本。鲁迅以《太平广记》本常见,《丽情集》本后出,断定《丽情》本经过篡改,而史学家陈寅恪“颇疑丽情集本为陈氏元(原)文”,分歧甚大。其实各本文字歧异虽然较多,内容差异并不特别大,应都本自陈鸿原作而都以不同原因有所改易。从与《长恨歌》情节及关键细节的接近程度等来看,《丽情集》本《长恨传》应更近于原作。

《文苑英华》误作“网罗放佚”性总集考辨

有学者认为《文苑英华》这部文学选集是"网罗放佚"的非选本总集,这是一种误解。误解的形成与周必大"全卷录入"说有关,也与《文苑英华》体例特征、时代文学审美观的差异和前代诸多文集散佚有关。这种误解会导致强化《文苑英华》文献价值,忽略其选本批评价值。

何焯手批本《文苑英华》考述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何焯手批本《文苑英华》是现存何焯评点本中最珍贵的稿本之一,其文献价值弥足珍贵,惜未引起学界关注。经实地考察与书目查阅,笔者对其版本、递藏、文献价值及批校背景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考证,认为何焯对《文苑英华》的评校与《全唐诗》的编修刊刻不无关系。此集是整理校注唐集以及汇校重刊《文苑英华》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对现存唐集何焯批校进行真伪鉴别、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

论《文苑英华》中对歌行的编选

《文苑英华》中对歌行的编录,继承了中唐元稹、白居易的"歌行"观念,其中收录白居易、杜甫、韦应物等人的歌行作品较多。之所以将"歌行"独立成类,是编录官参考唐人文集而来,因为在中晚唐诗人的观念中,歌行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体。无可否认《文苑英华》在编录歌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主要原因在于编书时间仓促、唐宋人文体观念模糊及受政治影响等因素。

从《文苑英华辨证》看宋代校勘学特点

宋代校勘专著《文苑英华辨证》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校勘记。作者彭叔夏在参与《文苑英华》校勘之后,对其在校勘时发现的诸多脱漏讹误及欠缺之处,做出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辨析,将辨证成果分门别类,这种做法开创了校勘史上"校例"的范式。《文苑英华辨证》各种校勘用例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宋代校勘学特点。

论宋初国家藏书与《文苑英华》录文不均衡性的形成

《文苑英华》按照宋太宗诏令以择录精华、千卷规模的标准编纂而成。其录文极不均衡,所录作家数量庞大,而大量作品集中于少数作家身上。这种录文不均衡性的形成是文献不足与皇权干预协调的结果。宋初馆阁藏书量不够充裕,不利于文章精华的大量选录。作为总集重要材料来源的馆藏宋前文集更少,难以支撑《文苑英华》的千卷规模。文献不足之下,编纂者要遵照君王之令,保证编纂质量,只得增加知名作家作品的录入量,同时从其他书籍中补充作品数量,造成了《文苑英华》录文的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