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授予过程中的导师同意纠纷:性质、根源及纾解

在中国内地地区的学位授予实践中,研究生非经导师同意无法获得学位。这在把关学位论文质量的同时,也可能损害研究生的合法权益。在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的视角下,导师履行同意职责是其特权,任何其他人或组织无权利干涉,但此种特权不应对抗学位授予权的豁免。导师同意纠纷之所以频发,根源在于行为作出的时间点恰好位于研究生培养活动和学位授予活动互相联结的“中间地带”,由此导致学位授予程序空转以及研究生的权利救济无门。为了进一步纾解导师同意纠纷,建议导师在作出同意行为时遵守平等原则和程序正义原则,高校建立校内调解和校内申诉等权利救济机制,研究生恪守法定义务。

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论的逻辑分析

霍菲尔德,美国著名的法学家,以对法律概念进行逻辑分析而闻名于世。他认为,法律中最基本的概念“权利”和“义务”至少可以分析为下面8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权利、无权利、特权、义务、权力、无权力、豁免和责任。霍菲尔德的分析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而且对美国财产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对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论有一些介绍,与其他的介绍性文章不同之处在于:本文用逻辑的方法对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这八个概念的具体含义。

法律关系理论溯源与内容重塑

法律关系理论内部存在众多待解决的问题,惟有对其产生、发展过程有透彻的了解,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最早提出法律关系理论的是萨维尼,但他主要针对的是私法领域,因此,若将法律关系理论扩展到公法领域,需进行一系列改造。前苏联学者对法律关系进行了三方面改造:即,使法律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化、体系化、普遍化。但在使法律关系普遍化方面做得不够。为此,需对法律关系理论进一步改造:第一,借鉴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理论,拓展法律关系内容,建构法律关系立体模型;第二,将法律关系客体界定为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等指向的对象,进而将“权力”纳入法律关系客体范围;第三,增加新型法律关系主体,发展出适合公法的“权力能力”理论。

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对法理学实践价值的启示

霍菲尔德建立其抽象的权利分析理论的初衷乃是为解决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概念混乱问题。为此,他致力于基本法律概念的比较和厘清,继承分析实证主义者对于权利概念分析的传统,发展了萨尔蒙德的分析体系,从相关关系和相反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了八个具体的权利概念,建构了其著名的权利理论。本文简要介绍了霍菲尔德的理论溯源,并对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提供了几点提示,最后从“分析法学的实践价值”、“法律概念的日常分析”以及“法律的最小公分母”等几个角度归纳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对于法理学实践价值方面的启示。

追续权的权利性质辨析——基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的研究

【目的】探究追续权的权利性质,为我国追续权的入法提供相关思考。【方法】借助帕累托改进理论解释追续权的正当性。通过运用霍菲尔德八个基本法律概念对著作人身权、著作财产权与追续权进行权利对比剖析。【结果】发现追续权既不属于著作人身权,也不属于著作财产权,更不是两者的混合权利。【结论】追续权是立法者对于艺术家丧失艺术作品原件展览权的补偿,属于帕累托改进的结果,是一种可以和两者并列为其他权利的未来利益请求权。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审三方法律关系研究——以分析实证法学为视角的考察

当前学界疏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基本法律关系的研究。从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分析,整个制度的骨架理应由“被追诉人—检察机关”“被追诉人—法院”“检察机关—法院”以及“法院—检察机关”这四对法律关系构成。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权是整个程序运行的起点和中心,刑诉法第15条之“可以”应理解为“应当”。当前立法偏重于通过检察机关之量刑建议权来实现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权,这一设计既忽略了后者的核心地位,也未能正视法院同样作为从宽义务承担者的主体资格。因此,未来的制度运作既要重视被追诉人因认罪认罚权而衍生的各项权利和特权,也应补充规定在检察机关怠于履职情况下,法院应当享有对程序适用的审查决定权。

法律关系内容的重构:从线性结构到立体模型

法律关系理论是法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传统法律关系理论认为,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与义务。此说法将很多本属于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排除出了法律领域,既无法准确反映私法的现实情况,又使法律关系理论难以被拓展到公法领域,还使传统法律关系理论显得过于单薄。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在权利义务关系之外,增加了特权与无权利、权力与责任、豁免与无权力三对关系,使法律关系的内容变得丰满起来。但霍菲尔德对四对法律关系的揭示仍不够清楚,为此,需要作进一步的演绎。这一演绎是从澄清霍菲尔德的"相关关系"与"相反关系"开始的;之后,将霍菲尔德的八个基本法律概念置于三元关系之中,分析其逻辑结构;然后层层推进,由三元结构过渡到四边形结构,再到立体模型,将法律关系的诸要素置于立体模型之中。这种立体模型不仅有利于明确基本法律概念及其关系,而且方便我们更好地解释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复杂法律关系,有利于克服传统法律关系理论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