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音乐文献概论(续编)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包含典籍、散篇文章、杂记三个部分。经统计,其中音乐典籍有152种,散篇音乐文章有439篇,音乐杂记则散见于近50部笔记书中。该文采用目录学方法,介绍其中的散篇文章,将其分为乐制、乐事、乐论、乐律、乐器、乐曲歌辞、舞蹈杂伎、乐书、选举、墓志等十个大类。这项工作,同该文正编一样,旨在为进行隋唐五代音乐史研究建立基本条件。

论隋唐明堂建筑形制论争中的礼乐美学观念

圆丘祭天、宗庙祭祖分别象征了继承天命的天道秩序和世俗王权的人间秩序。明堂既是祭天之所,又是布政之宫,其建制、礼仪素无定制,历代皇帝、儒生亦皆因时制礼,遂致争议不断。隋唐之初,明堂礼尚且能遵循古制,至武后擅权之时新创圣礼则实现了天地合祭。从牛弘、宇文恺、魏徵、颜师古等人明堂方案上看,隋唐明堂建筑形制、明堂礼典施行的论争本质是权力之争。从礼仪空间上看,隋唐明堂祭天礼秉承天上秩序象征“天子”统治的合法性,宣读时令、举行朝贺又象征了人间秩序“皇帝”权力的正统性。武则天明堂沿袭魏徵、颜师古“义以随时”“自我而作”“圣情创造”的礼乐美学思想在形制、礼典上有所创新。武氏明堂的完成把儒家礼乐美学对明堂的想像付诸实践,终结了隋唐儒生明堂建制的论争。这一过程表明专制社会国家礼乐体系服务于皇权,国家礼制建筑、仪式空间体系的最终完成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识。这也是隋唐礼制建筑与礼仪空间所表达的主要美学观念。

先唐西域音乐东渐与歌诗之演变

从音乐文化交流史的视角考察先唐西域音乐东传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的革新及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西乐东传的过程也是其与汉地音乐广泛融合并同化为新“华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方音乐文化优势得以凸显,奠定了以南方音乐为主导的艺术格局。汉魏西乐东渐对乐府歌诗影响深远。六朝胡戎乐东传不仅推动了南北歌诗的融合,也为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艺术土壤。先唐西乐东传与民族融合、乐制更迭、佛教东传等密切相关。先唐西乐东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内涵,催生了新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也为音乐和文学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艺术基础。

唐代雅乐简论

雅乐泛指宫廷祭祀活动和朝会礼仪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礼乐制度,政治严肃性、儒家思想正统性是其制作之着眼点。然至唐代,历朝君王重燕轻雅,雅乐制作较之他代尤简;朝廷喜尚享乐,祭祀大乐援引芜杂,民间小调、西域民族音乐、佛道曲调掺杂其中,使雅乐的娱乐性得以凸显,政治功用弱化,形成了大唐雅乐独具之特点。

论唐宋词与燕乐之关系

文章阐明了三个观点 :1 )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 ,其曲牌的音乐定式产生于“隋唐燕乐”。也可以说 ,由于“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 ;2 )由于“唐宋词”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 ;3 )“词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词乐的衰亡与新兴乐种的繁盛 。

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

由于明清江南研究的重要,使其形成了某种"霸权",以致于江南这一概念被上溯到了六朝隋唐时期,学者们习用而不察。实际上,六朝隋唐时代更适合用江东等具时代特色的称呼为宜。如江东、吴、三吴、浙西等地域概念,也需要学界深入探讨。文章通过对江南和江东等地域概念的使用分析,指出学界在"江南"地域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一些混乱和不足。期待学界正视这一问题,建立起一个纵向时间轴上的"江南"地域概念谱系,而不该简单地一以贯之。

唐代“坐、立部伎”的起源、沿革及流传

“坐、立部伎”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乐舞,但由于文献佚散、转抄遗漏等方面的原因,对研究带来诸多困难,也产生诸多分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运用音乐文献学的方法,对唐代“坐、立部伎”的起源、沿革及其在异域流传的问题进行梳理与考证。

西域“猧子”与唐代社会生活

西域物种的传入,对唐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文章以名为猧子的宠物狗为中心,就这一影响进行以小见大的探讨。作为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猧子在传入中原后给唐人的精神文化和休闲生活带来了新的乐趣。文章以唐代名画中所见的猧子资料为切入点,通过对传世史籍、敦煌文献、出土文物等相关史料的爬梳,力图探究猧子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路线,还原猧子活跃于唐代贵族仕女和儿童生活中的场景,并对子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主题进行论述。

唐代大曲结构名辞考

唐代大曲集中展示了中古伎乐的艺术成就,本文对记载这一音乐体裁的唐宋大曲结构文献进行了考索。认为在唐宋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献中,对结构有不同的意义所指。此研究力图厘清学界对唐大曲结构名辞含义模糊的认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照。

隋唐五代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

军需供应是历代官方开发西北经济的动因和动力,隋唐五代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北屯田以益军储、养马以壮国威、贸易以睦四邻的开发思路和实践,在调剂各族生产生活余缺、怀柔远人以及促进民族心理认同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当时国家强盛的思想和物质基础之一,也为其后各代西北的经济开发提供了经验。

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的佛教与传播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流行。前燕慕容皝统治时期,佛教便已传入辽西地区。后燕时,佛教僧侣与上层统治者关系日益密切,并开始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辽西地区现存的北魏时期的石窟、佛塔就凸显出这一时代背景。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北魏时期的佛塔进行了翻修,出土的墓志中保留了当时辽西地区佛教居士的礼佛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辽西佛教对东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高句丽与渤海国的佛教都间接或直接受其影响。文章主要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来探讨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概论(正编)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包含典籍、散篇文章、杂记三个部分。经搜集整理,其中音乐典籍约有142种,散篇音乐文章约有450篇,音乐杂记则见于近50部笔记书。同音乐文化高度繁荣的局面相对应,隋唐五代不仅产生了丰富的文献记录,而且产生了多样的记录方式,包括政书、类书、笔记在内的一系列新的书写方式和著述文体。因此,隋唐五代音乐文献,既是隋唐五代音乐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揭示这一时代音乐面貌的重要方法和必要角度。

房中与《房中祠乐》的性质

《房中祠乐》向来被认为是后妃房中乐,同时又是宗庙祭祀乐。验诸史籍发现,《房中祠乐》既无后妃房中的因素,亦无宗庙祭祀乐的内容。后妃房中乐的看法主要是受到了郑玄房中即后妃房中说的影响,这种看法大可怀疑:调查从先秦到《房中祠乐》产生之前的相关史料,就会发现"房中"一词并无女性闺房的用例,大多的房中是指宗庙或朝堂的东西厢房,这足以证明《房中祠乐》定性为后妃房中祭祀乐是错误的。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疑问是《房中祠乐》为宗庙祭祀乐的说法。回到最初记载《房中祠乐》的《汉书》,又会发现《房中祠乐》不是作为宗庙祭祀乐记载的。再结合《淮南子》等文献,可以明白《房中祠乐》有着宗庙食举乐应有的内容,在时间、顺序、地点上与宗庙食举乐的特征完全吻合,因而应该是宗庙食举乐,而不是宗庙祭祀乐。了解《房中祠乐》的性质与雅乐一乐多用的使用方法,对于了解乐府题意不合的现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莺啭乐响春意来 软舞美韵古今载——《春莺啭》的历史与形态考论

唐代俗乐大曲《春莺啭》是在唐宫廷中由唐高宗等统治者共同创作而成,这其中,乐工白明达起了很大作用。本文通过其创作、历史沿革、音乐特点、传承发展及当时文人们对它的评价的考索,为深入认识这一唐代注重声音本体美感及情趣发展而成的俗乐舞进行了全面研究。

论隋唐燕乐——潮州调式音阶的历史影响

根据霍恩博斯特尔提出的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音乐三大体系，隋唐“燕乐”的产生乃是波斯-阿拉伯体系与中国音乐体系碰撞的结果。之后，中国对东亚与东南亚各国音乐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泉文夫对日本阴音阶产生于中国雅乐（中国称俗乐）进行了推论。现再将日本阴音阶与琉球音阶的产生，推论至当今由隋唐燕乐留存的活化石——潮州音乐的调式音阶运用发展而来，从而更明确了历史上中国音乐体系影响的实质内容。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岭南墓志所见粤西地域风貌、民俗风情及南迁士人之民族态度

因唐代史籍对粤西蛮夷族群粗略化的书写记录,粤西诸蛮与唐代朝廷的复杂民族关系被简单描述成为朝贡、叛逆、征伐和奇风异俗的历史图景,遮蔽了南迁士人对粤西少数民族部落的真实认知和态度。迁入唐代岭南的北方士人墓志文献及传世诗文材料,是考探蕴含粤西节气物候、风俗民情及地域文化所独特价值的一个视角,同时也能剖析唐代朝廷重用文官武职类型的南迁士人的政治现象。从粤西边吏选官制度深入挖掘岭南羁縻政策刚柔失衡的原因,透过墓主私人记忆重新审视南迁士人边疆治理行为及民族态度,揭示唐朝廷对粤西少数民族羁縻政策变化轨迹。

一带流动的音乐风景——隋唐西域音乐与中国性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以降,西域音乐进入中原,"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雅乐崩毁、钟磬息音,"新声奇变"的胡乐广受赏爱,造就了隋唐音乐的繁华盛景。本文以"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音乐文化的流动为研究对象,探究在这样百花齐放、铿锵镗鞳、洪心骇耳的胡乐声中,中华文化的母体如何吸纳、融会这些异邦之乐,将之成功转化为"盛世之音"。本文提出的关键因素,即中华文化恒久不变的"中国性"(Chineseness)。本文首先探看音乐源头的西域地理文化,其次梳理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输入中国的西域音乐。第三部分则由乐部、乐律两个层面,分析这些西域之乐如何被收编融入华夏旧乐。本文指出,由乐部制度的生成来看,各种进入中国的西域音乐,北周时期以《周礼》"四夷乐"的概念统领之、架构之,由此奠定隋唐乐部的基础,乐部的内容是西域音乐,而其核心却是先秦典章制度。再由乐律的协调来看,开皇乐议虽然以龟兹乐工苏祗婆的胡琵琶理论为论辩焦点,但乐议要角沛国公郑译却以胡琵琶实践先秦旋宫转调的八十四调,探求"随月用律"的可能,以推动胡乐与先秦音乐理论相结合。此二者——先秦的典章制度、先秦的音乐理论,在胡乐大盛的时代依旧能够主导胡乐在中国的演化,使之与华夏之乐融合,即本文提出的恒长不变的"中国性"。

隋唐时期西域治理人物、事件、关系以及军事制度回应的梳理

隋唐两朝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历史上西域治理的重要时期。隋唐时期出现的西域治理人物、事件、关系相互间紧密联系,不断推动和形成以军事制度为主的制度回应。在这一历史阶段,西域治理历史人物、治理事件和制衡关系重现隋唐治理西域的场境。以军事制度主要代表的羁縻府州制度、都护(督)府制度、军镇屯戍制度形成基本的制度回应,成为隋唐时期西域治理主要制度的组成部分。

隋唐时期江南地域商业行为的音乐生产与消费——隋唐时期江南音乐经济研究之二

隋唐时期是中古伎乐的繁盛期,从经济学的视野来看,这一时期的音乐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在经济繁荣的江南,城镇的消费需求以及大量文人墨客的娱乐需求使得社会上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获得了极大发展。因此,本文着重从宏观经济学的视野来剖析江南地域商业行为的音乐生产与消费现象,生产者及其生产方式,消费者及其消费方式、场所等问题,以期能够在诸多音乐事项中梳理出江南音乐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商业性乐舞经济的内外表征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