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

由于明清江南研究的重要,使其形成了某种"霸权",以致于江南这一概念被上溯到了六朝隋唐时期,学者们习用而不察。实际上,六朝隋唐时代更适合用江东等具时代特色的称呼为宜。如江东、吴、三吴、浙西等地域概念,也需要学界深入探讨。文章通过对江南和江东等地域概念的使用分析,指出学界在"江南"地域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一些混乱和不足。期待学界正视这一问题,建立起一个纵向时间轴上的"江南"地域概念谱系,而不该简单地一以贯之。

隋唐五代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

军需供应是历代官方开发西北经济的动因和动力,隋唐五代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北屯田以益军储、养马以壮国威、贸易以睦四邻的开发思路和实践,在调剂各族生产生活余缺、怀柔远人以及促进民族心理认同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当时国家强盛的思想和物质基础之一,也为其后各代西北的经济开发提供了经验。

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的佛教与传播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流行。前燕慕容皝统治时期,佛教便已传入辽西地区。后燕时,佛教僧侣与上层统治者关系日益密切,并开始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辽西地区现存的北魏时期的石窟、佛塔就凸显出这一时代背景。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北魏时期的佛塔进行了翻修,出土的墓志中保留了当时辽西地区佛教居士的礼佛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辽西佛教对东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高句丽与渤海国的佛教都间接或直接受其影响。文章主要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来探讨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房中与《房中祠乐》的性质

《房中祠乐》向来被认为是后妃房中乐,同时又是宗庙祭祀乐。验诸史籍发现,《房中祠乐》既无后妃房中的因素,亦无宗庙祭祀乐的内容。后妃房中乐的看法主要是受到了郑玄房中即后妃房中说的影响,这种看法大可怀疑:调查从先秦到《房中祠乐》产生之前的相关史料,就会发现"房中"一词并无女性闺房的用例,大多的房中是指宗庙或朝堂的东西厢房,这足以证明《房中祠乐》定性为后妃房中祭祀乐是错误的。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疑问是《房中祠乐》为宗庙祭祀乐的说法。回到最初记载《房中祠乐》的《汉书》,又会发现《房中祠乐》不是作为宗庙祭祀乐记载的。再结合《淮南子》等文献,可以明白《房中祠乐》有着宗庙食举乐应有的内容,在时间、顺序、地点上与宗庙食举乐的特征完全吻合,因而应该是宗庙食举乐,而不是宗庙祭祀乐。了解《房中祠乐》的性质与雅乐一乐多用的使用方法,对于了解乐府题意不合的现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带流动的音乐风景——隋唐西域音乐与中国性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以降,西域音乐进入中原,"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雅乐崩毁、钟磬息音,"新声奇变"的胡乐广受赏爱,造就了隋唐音乐的繁华盛景。本文以"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音乐文化的流动为研究对象,探究在这样百花齐放、铿锵镗鞳、洪心骇耳的胡乐声中,中华文化的母体如何吸纳、融会这些异邦之乐,将之成功转化为"盛世之音"。本文提出的关键因素,即中华文化恒久不变的"中国性"(Chineseness)。本文首先探看音乐源头的西域地理文化,其次梳理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输入中国的西域音乐。第三部分则由乐部、乐律两个层面,分析这些西域之乐如何被收编融入华夏旧乐。本文指出,由乐部制度的生成来看,各种进入中国的西域音乐,北周时期以《周礼》"四夷乐"的概念统领之、架构之,由此奠定隋唐乐部的基础,乐部的内容是西域音乐,而其核心却是先秦典章制度。再由乐律的协调来看,开皇乐议虽然以龟兹乐工苏祗婆的胡琵琶理论为论辩焦点,但乐议要角沛国公郑译却以胡琵琶实践先秦旋宫转调的八十四调,探求"随月用律"的可能,以推动胡乐与先秦音乐理论相结合。此二者——先秦的典章制度、先秦的音乐理论,在胡乐大盛的时代依旧能够主导胡乐在中国的演化,使之与华夏之乐融合,即本文提出的恒长不变的"中国性"。

汉隋西域屯垦戍边诗散论

文章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阐释《西极天马歌》《乌孙公主歌》为西域屯垦戍边诗的萌芽;二是论述隋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的特征,认为隋代杨素的《出塞》(其二)为亲历西域之作,从而突破了魏晋六朝同类作品的创作传统。

宋以前中国社会伦理相对薄弱的家族因素——从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出发看汉唐时期的伦理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至隋唐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主要有以下特点:(1)整个这段时间,以小家庭为主,其不但贯穿始终,甚至常常独步天下。(2)家族或宗族的形式十分有限,其不仅时隐时现,若有若无,更重要的是普遍不具有宋代以后家族或宗族那种制度性的形式。由此,建立在这一社会生活之上的伦理观念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特征:(1)核心观念应当是能够普遍在基本家庭单位立足的"孝"观念;(2)普遍的小家庭形式,同时也会在财产、赡养等方面对"孝"观念形成侵蚀和背离;(3)就社会整体而言,缺乏更大的集合或更大的平台,由此也缺乏在更大的集合状况下或更大的平台基础上所制定的种种伦理规范,具体而言,即是宋以后社会那种家法族规;(4)偶尔浮现的一些家训是这一时期个别家族或宗族在伦理观念上的结晶,但它仅仅具有偶然性和或然性,而不具有必然性和盖然性,也就是说它不具有普遍的作为社会风尚的意义;(5)与此相关,以小家庭为平台的"利"观念或许在整个社会占据更为中心的位置,少数思想家对于"义"的美好愿望和善意引导由于没有切实的制度性平台作为依托而多半付诸东流。

隋炀帝的历史功绩述评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恶名昭著的暴君。但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也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创立科举制,重视学校教育;进一步改革中央与地方官制,重订律令;继续推行均田制,改革赋役;致力于开拓西域,促进民族融合;繁荣文化艺术,为南北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修凿南北大运河,流祚无穷。尤其是在大业六年前,隋炀帝可称为一位有为之君。只是由于其治国失策、繁役暴政而落了个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

珠江口西岸地区致病性猪链球菌的分离鉴定与血清型分析

目的调查珠江口西岸地区致病性猪链球菌血清型的分布情况。方法从调查地21个猪场内疑似病猪中采集标本,进行细菌分离培养,对疑似猪链球菌阳性的168个菌株以多重PCR方法鉴定血清型。结果检测到61株致病性猪链球菌,分布于12个区县,其中2型19株,1型3株,7型2株,阳性率分别为31%、4.9%、3.3%。结论珠江口西岸地区猪链球菌流行广泛,并以2型流行为主,兼有1型和7型。存在较大的动物疫病和公共卫生风险。

绥西抗战期间有关史实的补正

绥西抗战是西部抗战的重要战役。依据最新研究成果和史料,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绥西抗战期间战役战斗时间、蒙古语音译地名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补正,指出参战部队不仅有传统的宁夏八十一军及傅作义部队,还有邓宝珊晋陕绥边区联军、马占山东北挺进军等其他部队。

绥西抗战与回族的国家认同——以马鸿宾、周进朝两个人的抗日爱国故事为论述中心

1938年,马鸿宾率部从宁夏赴绥西进行抗日战争,历经5年,在较大牺牲伤亡的基础上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绥西抗战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西进,粉碎了日本军侵占宁夏和大西北的战略计划,保障了抗日的大后方,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马鸿宾将军和一位普通的骑兵战士周进朝为论述中心,讲述了他们的抗日爱国故事,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回族人的国家认同和情感。

论康乾时期西南边政的决策调整——以“驱准保藏”之战为转折点

西南边政在拱卫内地安全的特殊战略作用,自元代始,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深知并贯穿于决策实践。然而国内局势变化莫测,西南边政又得服从于全国局势的整体需要而做出必要的调整。清廷入主中原之初,因国内局势不稳,边疆战事繁多,不得不对西南各地方派势力采取"绥抚"之策。康熙末年,随着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偷袭拉萨成功后,西南地区遂成了内陆边防的"软肋",这就迫使清廷果断放弃了"绥抚"之策,转而厉行政治和军事改革,重新建构了牢固的西南边防。并为乾隆朝最终击败漠西蒙古准部,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枣形腹、石榴形腹细颈瓶与梨形腹束颈瓶的谱系

南北朝后期迄唐前期的枣形腹细颈瓶、石榴形腹细颈瓶、梨形腹束颈瓶的发展有规律可循。北朝后期与隋代河北南部为其主要发展区域,由北朝铜瓶到隋代邢窑瓷瓶脉络清晰,初唐河南中部巩义窑又烧造细颈釉陶瓶。枣形腹、石榴形腹细颈瓶发源于南欧,原为公元前5、4世纪希腊、意大利居民的盛油陶瓶,梨形腹束颈瓶的源头则是伊朗波斯萨珊王朝银瓶,这些西方器物造型东传以后,形成了中国本土化同类器物。日本6-8世纪流行的枣形腹、石榴形腹细颈铜瓶,既有中国输入品也有日本仿制品。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这些具有西方情调的器物,成为了服务上流社会及佛教的贵重物品。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这些器物之所以能够横贯欧亚大陆,大概就在于其造型有可人之处。

隋唐西使活动与西域经略

使者活动是隋唐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据相关文献及墓志材料,对隋唐时期出使西域的使者活动进行了探讨,认为隋唐时期的西使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唐西域经略政策的实施过程及唐代藩属体制的变化情况。

从隋代李静训墓出土项链看中西文化交流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静训墓出土项链以它的"洋面孔"为世人所瞩目,乍一看它的品貌似乎与中原文化有格格不入之惑。文章在关注欧亚大陆首饰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对处于历史交汇点上的隋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文化基因进行抽丝剥茧,透过小小的珠宝,看出西方珠宝文明在工艺技法和首饰形态上的东向输出,而具有异域血统的隋朝在面临这一输入时也表现得大度从容,毫无扭捏之态。可见即使在远古交通不便、中西文化难以达到顺畅沟通的条件下,促使文化极性极高的彼此表达出极强的接触欲望的背后也有一种神秘的驱动力,珠宝便是这一点的最忠实反映。

阎锡山“绥西屯垦”探略

屯垦,自产生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普遍选择的一种边疆统治模式。因其与农业生产联系紧密,一直被有远见的统治者所重视。为此,有关屯垦的研究历来较为活跃。绥西屯垦这一历史事件固有其原因与价值,而其引发的社会影响,则揭示和警示世人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性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立足西部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