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密《效颦十解》与南宋两浙词学思想建构

《效颦十解》是周密在宋亡之后创作的联章拟效词,被收入自编词选《绝妙好词》。该组词依次拟效了花间、辛弃疾、卢祖皋、史达祖、张辑、孙惟信、赵汝茪、吴文英、龟溪二隐及施岳,通过互有异同的拟效策略,留存并勾勒了以两浙江湖词人为核心的南宋四代词人图景,有效保留了周密师友群体的词作、词法及个体生命。除此之外,周密还将南宋故实与个人闻见融于这组拟效词中,使其能够全面承载故国之思,展现了“词史”意识的萌芽。这些文本内蕴在《绝妙好词》中有着更为丰富细致的体现,与《效颦十解》构成了强烈的互文性。此外,《效颦十解》拟效对象的四个代际分布,还在结果上叙构出了一道南宋两浙江湖词人统绪,成为清代浙西词派词统建构之滥觞。

西周沣镐遗址全新世土壤研究

根据西安西部西周沣镐遗址附近全新世土壤剖面磁化率、全铁、有机碳、Rb和Sr等指标的测定分析 ,揭示了与全新世环境变化相对应的成壤过程 ,阐明西周时代土壤和土地资源状况及人类耕作对成壤过程影响。认为全新世早期气候较温和干燥 ,风尘堆积速率降低 ,有一定生物风化成壤作用 ,土壤发育表现为边沉积边成壤 ;全新世中期气候温暖湿润 ,生物风化成壤作用大于风尘堆积作用 ,随着沉积和成壤继续 ,土壤层深厚 ,形成古土壤层 (S0 ) ;全新世晚期气候恶化 ,沙尘暴频繁发生 ,风尘堆积作用大于风化成壤作用 ,形成现代黄土层 (L0 )覆盖了土壤 (S0 ) ,使之成为埋藏古土壤。西周时期 (30 0 0～ 2 72 0aB .P .)气候干旱使环境资源恶化 ,土壤退化严重 ,当时的耕作层和古地面位于相当于黄土 (L0 )下部、古土壤 (S0 )顶界以上 10cm的层位。

古墓葬出土纺织纤维的微观形态结构分析

利用扫描电镜和偏光显微镜对山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残留纺织纤维的微观形态结构进行了显微分析,结合现代纺织学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出土纺织纤维为天然纤维素纤维,分为苎麻和大麻两类,说明西周时期山西南部地区已经采用苎麻、大麻纤维作为纺织原料编制织物。研究结果也表明,显微分析技术非常适合古墓葬出土少量甚至微量纺织品的分析鉴别。

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

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性质不同的活动 ,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这三类射礼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为东周时代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往的研究者对西周射礼的性质差异未作细致分辨 ,有些看法如西周已没有“贯革之射”,《仪礼》所记射礼属于军礼 ,西周存在“射鱼”之礼等等 ,都不尽符合史实 ,应予纠正。

新见西周爯簋铭文释读

首次刊布的这篇西周青铜簋铭,器主名“爯”,计49字,时代约在西周中期。铭文的主要内容虽为器主的祈愿之辞,然关系到西周思想文化、家族形态、语言文字等一系列有价值的课题。

西周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称数问题研究

根据称数的不同,可以把西周汉语中的“余(予)”“朕”“我”“”“吾”五个第一人称代词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指称单数的,如“余(予)”“朕”“”;一类是既可指称单数又可指称复数的,如“我”“吾”。对每一个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情况进行论证和统计,重点讨论“我”在称数方面的历史变化及原因。

从西周金文看西周宗庙“图室”与早期军事地图及方国疆域图

顾炎武曾以为宗庙设立神像是战国才产生的现象,是不对的。从西周金文中看,西周时周王朝宗庙中有"图室"。这表明至少从西周开始,已经在周王宗庙中设立专门的"图室"绘制先王先公的图像来进行祭祀和悼念。商末西周初年已有用于战争的军事地图,周初已有"东国"疆域图,也有用于土田划定的方国疆域地图。

从字频看西周金文文字系统的特点

本文利用《金文资料库》对西周金文的文字频率进行了统计,探讨了西周金文的高频字特征等字频特点,以及金文传承率与字频的正比关系,字频角度的金文释读成果评价等西周金文文字系统特点的若干问题。

关中地区发现的西周火葬墓

2001年陕西华县东阳墓地发掘中,发现2座西周时期的火葬墓,周原扶风黄堆和最近发现的周公庙32号墓,也都发现有火烧现象,说明在周人统治的近畿或中心地区,也有火葬的习俗。据此,对关中地区西周火葬墓的形式、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火葬墓的存在是一种处理意外死亡、具有较高地位死者的葬俗。

西周金文与军制新探——兼说西周到战国车制的演变

西周时代军队的最大编制是"师"而不是"军",每师编制2 500人,"西(宗周)六师"共有1.5万士卒,"殷(成周)八师"有2万士卒,合计3.5万士卒。前贤所说一师等于一军,有1.25万人;或言一师有3 000人,都是不对的。西周基层是兵民合一制的"伍""两""卒""旅",分别是5人、25人、100人和500人。前两者见于西周金文,后两者见于《左传》。西周军制和西周车制是吻合的:两辆车合为25人的"两",一辆车为主车,其车有10个步卒,车上有3个甲兵,一为御夫,一为车右,一为指挥者;另一辆车为副车,其上有2个甲兵,为御夫和车右。军车共有3 000乘,其中包括虎臣所属的禁卫军共计甲兵步卒3.75万人。这个数字加上虎贲的数量,应与西周金文中"西六师""殷八师"的数量是基本相合的。前贤所说一乘有30人或75人的说法都是不合西周车制的。春秋中期才出现一乘配备30人或33人的车制,至春秋晚期才出现一乘配备75人以及100人的重车车制。

新出金文与西周曾侯

姬姓曾国不见于传世文献,研究姬姓曾国历史难,研究西周姬姓曾国更难。新出金文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据此,探讨了西周初年曾国的开国史,西周时代曾侯世系。考证第二位曾侯或当名"周",第三位曾侯名字应为犭立(戾)。对曾侯仲子游父及曾侯絴伯的关系及世系进行了审慎地推论,使西周时代曾国的世系及相关历史线索有较清晰地把握。

论西周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句法功能问题

文章讨论了西周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句法功能问题。文章指出 ,西周汉语中有“我、余 (予 )、朕、、吾”五个第一人称代词。“我、余 (予 )、朕”三个词是常见的 ,而“、吾”则十分罕见。常见的三个词“余 (予 )”、“朕”、“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句法功能限制的 ,如“余 (予 )”和“朕”。“余 (予 )”可作主语、宾语、兼语 ,而极少作定语 ;“朕”经常作定语 ,极少作主语 ,不作宾语、兼语。二类是没有句法功能限制的 ,如“我” ,可作主语、宾语。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点接受活动分析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西游记》评点本,针对当前《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研究多集中于其版本、著述权和文艺理论等方面探讨的研究现状,文章主要从接受角度入手分析《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点的接受特点。小说评点者作为"特殊的接受者",其接受具有四个特点:(1)多层面的接受视野;(2)积极的劝世、讽世导向;(3)"释厄"之说的时代新视界;(4)独特诙谐的鉴赏方式及风格。其接受可以说是历史见解、时代见解、个人见解的合体。

西周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地域性和时间性问题

本文在以往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西周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的地域性和时间性问题,认为其时间性主要表现在一些代词的新陈代谢和“我”在称数方面的变化;其地域性主要表现在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在殷商、西周早中期是殷方言,在西用晚期、春秋时代主要是宗周方言。

论西周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有无谦敬功能的问题

洪波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有谦敬功能的不同。但从西周时代有关的语料来看,至少在西周时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之间没有谦敬功能的差异。

西周都城体系的演变与岐周的圣都地位

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研究都城政治地位的变化是古都研究中必须的手段。在都城体系中,有圣都与俗都、主都与陪都等都城关系。西周的都城体系中有三个都城:岐周、宗周、成周。岐周是西周的圣都,宗周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是西周的陪都。作为周的"圣都",岐周是国家重要的祭祀中心,它不仅是周族发迹的地方,而且承担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拥有大规模的宗庙建筑,这些远非"俗都"宗周可比。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都城地位也在变化,岐周在西周中晚期逐渐丧失了圣都的政治地位。西周的都城体系和圣都制度对后世各政权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者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文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从历法的角度看逨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14=51年。逨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论西周■攸比鼎铭与周代官员遴选奖惩制度

西周时期是以射箭技能作为卿、大夫、士和候选官员的条件和标准,也作为晋升诸侯级别的重要条件,这在周代礼书中有明确的记述。西周叔夨方鼎铭等金文资料,证明了周天子的确是十分重视辟雍和射宫的射艺比赛;攸比鼎铭"射分田邑"等金文资料,证明了土地夺封和改封射艺中是一项重要的奖惩条件,"射为诸侯"是有一定根据的,不过它是渐进型的,而非一次性的。

辐与辏:史前中原文化优势的确立——兼论早期中国与华夏文明观的形成

从三代到唐宋,国家人口、政治与文化中心基本上没有远离从西安至开封、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这种历史格局的形成,有一个发生发展的长期过程,其中庙底沟化和二里头化是史前时期最重要的两次奠基性文化整合和提升运动,它们使得中原地区在相对独立的几个早期区域性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中脱颖而出,并影响到中国早期文明的天道观、人文观以及国家与意识形态结构。本文以农业村落的诞生为起点,追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基底上区域性文化传统在早期中国形成、演变、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中原中心的历史过程,并试图解释此一过程赋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若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