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chemistry of Late Mesozoic mafic dykes in western Fujian Province of China: Sr-Nd isotope and trace element constraints

The Bancun diabase dyke and the Bali hornblende gabbro dyke in western Fujian Province were emplaced in the Early and Late Cretaceous periods, respectively; the former is designated to calc-alkaline series and the latter to K-high-calc-alkaline rock series. Both the dykes are characterized by such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s high Al and Na2O>K2O. As for the Bancun dyke, Al2O3=16.32%–17.54% and K2O/Na2O=0.65–0.77; as for the Bali dyke, Al2O3=16.89%–17.81% and K2O/Na2O=0.93–0.99. Both the Bancun and Bali mafic dykes are relatively enriched in LILE and LREE, but depleted in HSFE, displaying 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ental marginal arc, with high initial Sr isotopic ratios and low εNd (t) values. The (87Sr/86Sr)i ratios of the Bancun diabase dyke are within the range of 0.708556–0.70903 and their εNd (t) values vary between -6.8 and -6.3; those of the Bali hornblende dyke are within the range of 0.710726–0.710746 and their εNd (t) values are -4.7– -4.9,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riched mantle EM II. The isotope and trace element data showed that the mafic dykes have not experienced obvious crustal contamination, and metasomatism caused by subduction fluids is the main factor leading to LILE and LREE enrichments. The enriched mantle is the source region for the mafic dykes, and mixing of subduction fluid metasomatized enriched mantle and EM II-type mantle constituted the mantle source region of both the Bancun and Bali mafic dykes. Upwelling of the asthenosphere mantle provided sufficient heat energy for the generation of magm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crimination diagram of their tectonic settings as well as their trace element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dykes both at Bancun and Bali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ental marginal arc, revealing the tectonic environment of formation of the mafic dykes, the continental dynamic background as an intraplate tensional belt in which the mafic dykes were emplaced. Meanwhile, it 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tensional tectonic stress mechanism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mafic dykes in western Fujian Province.

基于聚类分析的闽西客家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分区研究

本文以闽西客家地区内6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景观视角下对传统村落文化因子的信息整合,选取了地理分布、开基年代、地形环境、聚落形态、姓氏结构、代表建筑形式和传统产业与职能7类文化因子,构建出闽西客家地区中国传统村落GIS信息库。随后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区分文化景观特征,将闽西客家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分为3种聚类,进一步通过GIS空间分析进行可视化展示,在此基础上利用行政边界对文化区边界进行细化和划分整合,将闽西地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划分为闽西客家文化核心区、闽西客家文化扩散区和闽西客家文化交融区,以期为今后闽西客家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研究奠定基础。

从宗族到联宗: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

闽西石壁乡民以张姓居多,聚族而居。明中叶以来,在士大夫家族的示范下,石壁张氏的宗族组织发育出聚居宗族、散居宗族、同姓联宗等多种形态,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各不相同,且有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同姓联宗俨然是颇具规模的村落联盟。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揭示了不同宗族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聚居宗族是王朝国家文化制度的具体实践;散居宗族是聚居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是乡族内部竞争社会经济资源的结果;同姓联宗与散居宗族在世系建构上相近,由虚体性组织实体化则是为了应对超血缘、跨村落的区域性事务。这表明,为适应不同的实际需求,宗族的组织形态可在文化性虚体组织和功能性实体组织间灵活切换,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戏剧与动员:闽西苏区红色戏剧的革命化实践

闽西苏区红色戏剧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其不仅仅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艺术武器,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戏剧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映现实,通过化装表演、活报剧、话剧、歌舞剧和戏曲等多种形式支持社会革命,兼具娱乐大众与教育教化的功能,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娱乐化向革命化的转变,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的重要工具。

文旅融合背景下闽西红色文化品牌的构建及传播策略研究

文化资源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信息化,是文旅融合背景下闽西红色文化品牌构建及传播内容和形式拓展的具体体现。近年来,闽西地区在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产品开发、产业融合、信息化平台搭建等具体的实践探索中,迈出了稳健、坚实的探索步伐,但仔细梳理后会发现,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对红色文化品牌产品内涵,挖掘不够深入、产业融合水平较低等瓶颈。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对闽西红色文化品牌的构建及传播的过程中,应当继续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意义并彰显其当代价值,促使闽西红色文化品牌产品加快向旅游产品转化,推动“一个主题,多种形式”产业格局的发展并拓展产业信息化渠道,可大大增强红色文旅品牌产品的营销服务体验,利用协同合作模式,真正提高红色文旅品牌产品的传播效应。

区域视角下的福建客家传统村落空间特征

【目的】福建西部(简称闽西)因客家的聚居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福建客家传统村落是在客家文化和闽西地理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所形成的物质空间,对其进行研究可填补福建传统村落区域群体类型的研究空白,并促进福建客家传统村落的区域保护与利用。【方法】采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空间分维值和边界形状指数2种空间形态分析方法,通过民居类型、地形坡度、海拔高度、河流特征、村落空间、村落形态等村落特征信息,对闽西138个客家传统村落进行群体性研究。【结果】发现闽西客家传统村落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呈现地理空间分异状态。并从3个方面进一步揭示客家文化与闽西客家传统村落空间特征的关联性:村落对自然环境空间的被动适应体现了迁徙属性;村落空间的高致密化体现了移垦属性;村落形态的强凝聚性体现了宗族属性。【结论】揭示了客家文化影响下的闽西客家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和形成逻辑,为福建客家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有利于推动福建客家传统村落保护从单一保护向区域群体保护的发展,并构建一个均衡的闽西客家传统村落保护体系。

中国台湾汀州客与闽西祖地客家文化交流:历程、特点与路向

客家文化是两岸客家人共有的精神家园,客家文化交流维系了两岸客家人的文化认同和情感纽带。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台湾汀州客与闽西祖地客家文化交流经历了正常交往期、潜隐间接期、稳定发展期和起伏多变期,展现了超越政治的强大冲击力和影响力,具有深厚的地缘、血缘、业缘基础,交流范围、领域与形式也不断拓展。新时代,中国台湾汀州客与闽西祖地客家文化交流应根据面临的新情况,挖掘客家文化蕴涵的价值,全面复兴客家文化;创新交流方式,活跃两岸客家文化交流;打破传统单向交流模式,推进两岸客家文化融合发展;讲好客家文化故事,拓展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对象。

从“五育”并举视角看闽西客家童谣的教育价值

闽西客家童谣是流淌在客家人心间的歌谣,是萦绕在客家人心中独特的乡愁。它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充满童趣,音韵和谐,易于吟诵,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一代代客家人的成长。从“五育”并举角度分析闽西客家童谣蕴含的教育价值,助力非遗文化传承,促进幼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闽西地区儿童超声骨密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1~36月龄生长发育正常儿童在不同发育阶段超声骨密度的变化,建立闽西地区1~36月龄儿童超声骨密度参考数据库。方法将7485例生长发育正常儿童按月龄分为1~3月龄(1741例)、4~6月龄(1700例)、7~9月龄(943例)、10~12月龄(1022例)、13~24月龄(1526例)、25~36月龄(553例)等6个年龄段,使用超声骨密度仪测量并比较不同月龄和性别儿童骨密度参数[超声信号声速值(SOS)、Z值]变化,计算骨密度不足检出率,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骨密度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儿童SOS在1~3月龄逐渐下降,3月龄后逐渐升高。女童SOS在1~3月龄高于男童,在25~36月龄低于男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他年龄段男女童SO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1~24月龄,男童Z值均大于女童,骨密度不足检出率均低于女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25~36月龄,男女童Z值和骨密度不足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现有数据库比较,1~3月龄有高达51.29%的儿童骨密度不足,4~6月龄、7~9月龄骨密度不足检出率均高于10%。多重线性回归表明,SOS与年龄、身长均呈正相关,与体质量、性别均呈负相关(均P<0.05);Z值与身长、性别均呈正相关,与体质量呈负相关(均P<0.05)。结论儿童骨密度随年龄和身长的增长而增加,1~9月龄是骨密度不足高发月龄,加强该年龄段儿童骨密度早期筛查有助于发现本地区骨密度不足高风险儿童,早期识别和治疗骨密度异常儿童,提高闽西地区儿童骨健康水平。

宋代闽西定光佛信仰的“在地化”与“正统化”演变

定光佛信仰源于北宋初年福建武平县和汀州州城的民众对当地僧人郑自严的崇拜。宋代,随着移民的流入和地方社会的开发,产生于移民中的定光佛信仰逐步在闽西地区流传,由一个外来的信仰逐步“在地化”并“正统化”,是移民为定居和融入当地社会所采取的一种文化手段,成为闽西地区最主要的信仰之一。宋代闽西定光佛信仰的产生、流传演变,立足于移民族群需求和国家推崇的基础,不仅反映了闽西佛教信仰流传的状况,也是当地族群认同、山区开发、国家控制共同作用的产物,成为宋代南方山区开发和地方社会治理的缩影。

中医药助力闽西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

以国家“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为参照,从中医药助力闽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义、存在问题、实施路径3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探索通过建设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等9条中医药助力闽西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以期为闽西实现“5+N”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为国家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服务。

闽西苏区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启示

从1929年红四军首次入闽到1949年,面对苏区创建时期的党内思想分歧,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围剿,面对地主宗族势力的阻挠破坏,党在闽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工作,为闽西赢得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崇高赞誉。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的闽西有着许多共同点或相通点,如经济社会依然处于深度变革,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依然存在、党内仍有不良思想习气等。探索把握闽西“二十年红旗不倒”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规律,对新时代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闽西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程路径探析——以龙岩开放大学为例

闽西红色文化是闽西革命老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将其融入开放教育思政课程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龙岩开放大学为例,探索将闽西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程中,通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考核评价机制、营造校园红色文化氛围、更新教学设计过程等,从而提升成人学生素质,提高开放大学思政教育教学水平。

闽西多方言接触地带“有”字声韵调的地理层次差异

文章考察151个地点的材料并结合已刊方言论述,分析闽西连城及其周边地区方言“有”字在口语中今读的类型,同时画成特征分布地图。研究结果显示,“有”在这一区域的方言中有阴平、上声、阳入三种声调归并类型;韵母有读同侯韵、尤韵、模韵、麦韵等四种类型;声母有云母(v、j)、匣母(h、f、■)等语音层次,其历史层次及地理差异在学界已考察的地域中也不多见。“有”的这些读音表明,在一些方言接触带上的语音演变往往采取不同方言间声、韵、调交互感染的音变模式,这种演变模式不受词汇条件制约,产生音变的部分借入的是上层方言的音系特征而非音类读音的折合。文章还发现了一种语音现象,即有些地点某些音节结构表现出三种接触方言的特征,这在学术界还没有报道过。

“灾劫”与动乱:嘉庆八年赣南闽西廖干周起事研究

嘉庆八年,赣南闽西爆发了一场由秘密教门大乘教与秘密会党天地会经过融合后发动的起事。通过分析倡乱者用来动员民众参与“叛乱”的口号,可以看出这场动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起事者借助宣扬灾难危机的来临与“末劫救世”这种“灾劫”信仰,为起事创造便利,增强参与者的群体身份认同。从传统社会“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来看,乡里百姓的“灾劫”信仰并非基层社会“小传统”的产物,而是与官僚精英的“末世论”共同植根于前近代社会因技术限制而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及王朝更迭时的大规模战争层累形成的文化土壤。

闽西革命根据地粮食工作探析

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离不开一个基础条件,即经济上保障革命力量发展和巩固。从社会功能看,农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场域,粮食的供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战略支撑。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地瘠民穷、农业水平落后的偏僻山区,在严酷斗争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立足政治优势、遵循自然和市场规律,在促进粮食生产、流通、保障和贸易方面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实践,为提高群众生活,巩固武装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积累了治国安民的宝贵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闽西财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苏区进行了系统的财政整顿,废除原有财政制度,摸索出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财政管理体系,苏区财政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为后来中央苏区财政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闽西客家木偶戏音乐的文化透视

闽西客家木偶戏是闽西客家历史悠久的戏曲剧种,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客家人延续根脉的强烈意识,向阳而生的乐观心态,匡正社会秩序的正义情怀,重礼节、重诚信的处事态度,以及锐意进取、求真务实、团结协作、爱国爱乡等精神品质,是隐藏在闽西客家木偶戏音乐信俗文化、耕读文化、寻根文化背后的堂奥,对于激活文化自信、汇聚文化认同、实现人性弃恶扬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学视域下闽西苏区时期反腐败社会参与机制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维埃政府针对政权内部出现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构建了一套社会认同、政府引导、制度保障、监督落实的反腐败社会参与机制,为党内外主体共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参与空间,卓有成效地震慑和遏制了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新形势下,腐败治理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探索反腐败的社会参与机制应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反腐败社会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反腐败社会参与的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进行努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地方党组织提升政治领导力的实践探索

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强党的力量密码,是确保党的领导始终坚强有力的核心要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地方党组织通过夺取革命的政治领导权、形成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建立科学的政治领导制度、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水平、增强领导干部的政治执行力等具体实践提升政治领导力,为闽西“二十年红旗不倒”打下了坚实的领导力基础,亦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继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了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