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国家祭祀仪式与身份认同——以《郊祀歌》为中心的考察

汉武帝时期制作的《郊祀歌》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目的。他大力推尊祭祀太一神,降格五帝神的举措,实质上是以人间天子比附太一神,以臣子象征五帝神的统治思想的神学化处理。汉武帝借助这一神学化手段,不仅确认了其天子身份合法性,而且也增强了臣子对其帝王身份的认同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汉武帝巧妙地实现了自己巩固天子地位,推尊皇权,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巩固中央集权的现实政治目的。

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

两汉柩前即位礼考——基于“天子副玺”说的考察

大、小夏侯《尚书·顾命》中有“天子副玺”之说,此说以汉朝的柩前即位礼与皇帝玺、天子玺相对之制为参考,结合宣帝末年改变治国方针的现状,形成于宣帝甘露三年(前51)左右。西汉武帝朝始行柩前即位礼,文、景两帝即位于宗庙,并不是二次即位。两汉柩前即位礼的相同之处:两汉的柩前即位礼流程基本相同,新君所受之玺皆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成帝后或增皇帝之玺),礼毕后玺皆保管于宫内殿中。不同之处:东汉柩前即位礼增添了斩蛇剑、随侯珠等天子权力的象征物,凸显了光武帝“中兴”之君的形象与东汉王朝的“中兴”属性。

分解与重构:东汉“多次即位礼”的文本考察

东汉即位礼的即位地点(正殿)与殡所(两楹之间)取自《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即位之处(西阶之上)与流程则取自《尚书·顾命》,属于“柩前即位”。《白虎通·爵》记载了两种“三次即位礼”,它们一并发挥着神圣化东汉即位礼中的“柩前即位”属性之意识形态作用。两种“三次即位礼”拼合痕迹明显,并且存在错位,明显有汉儒强行拼合诸经进行制作的痕迹。《后汉书·安帝纪》即位礼中邓太后《诏书》与《策命》皆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虽《诏书》为一时政治环境的特殊产物,但《策命》中的部分内容应为一代通制。《策命》之制作时间“殡日”因新君身份(“太子”/“非太子”)不同而变化,并不足以支撑“二次即位”说。

专制主义视角下的霍光权力与刘贺立废

汉武帝托孤是霍光权威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其他辅政大臣或去世或谋反被诛,客观上使霍光掌握了绝对权力。武帝遗制,汉廷行政运转以中朝为主,外朝为辅,其中霍光又是整个辅政机制的核心,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政事壹决于光”等相关记载,实质是这一机制的体现,是武帝遗诏赋予他的职责。刘贺的行为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及霍光的执政理念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故而旋即被废。霍光十分重“名”,即历史对自己的评价,这对昭宣时期重大政治事件的处理方式及政治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集权威与权力于一身的霍光的政治作为表明,在古代专制政体下,历史评价是约束权力的制度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