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西汉景帝阳陵陪葬墓97GYM130发掘简报

199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陵县(现高陵区)汉阳陵陪葬墓区发掘了一座有独立墓园、规模较大的墓葬(97GYM130),出土印文为“周应”的铜质印章一枚。经考证,周应在西汉景帝时期官至列侯,墓葬的形制结构、出土的“半两”铜钱等随葬品也证实了该墓时代为西汉早期,此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帝陵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咸阳茂苑小区一期汉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咸阳茂苑小区一期范围内发掘汉代墓葬百余座。其中M1、M9和M49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年代从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随葬有陶器、漆器、铜牌饰、石祖及幼布三百、差布五百等王莽货币,推测墓主为居住于茂陵邑南部郊区的普通民众。这为探索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关中地区墓葬形制、丧葬习俗提供了新材料。

广东省物资局西汉墓出土青铜器科技分析

广东省物资局西汉墓出土青铜器数量超过百件,墓主级别较高,出土的青铜器是广州地区西汉中期典型代表。本文提取锈蚀较轻的青铜器样品进行金相分析和成分分析。金相分析结果表明该批青铜器均属铸造成型,部分容器有铸后受热现象,显示作为实用器进行使用,而兵器类不一定具有实用性。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样品均属于低铅低锡青铜,大多数样品含微量元素砷,应该跟矿料有关,而不是有意加入。与岭南地区出土汉代青铜器已发表数据进行比较,发现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要材质。与国内出土同时期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显示青铜器的合金配比规律与墓葬级别不一定成正比,与其具体来源密切相关。

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

中国北方考古发现的两汉小麦遗存按种类可分为炭化籽粒和文字类遗物,这些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从空间上看,该时期小麦种植集中分布于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及河西走廊地区;从时间上看,其发展历程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西汉晚期始,小麦在农业种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从总体上讲,两汉时期的小麦种植在农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

论西汉三大外戚豪门

外戚豪门一般指封建社会中以高级别宫廷女性为内援和基础的家族。西汉一朝最能体现外戚豪门内涵的是早期的吕氏、中期的霍氏、晚期的王氏三大家族。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兴起原因、发展过程、时代特点,并对西汉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社会风气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安徽淮河以南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

本文对淮河以南的安徽地区两汉墓葬出土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根据出土的陶器将之分为五期,分别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并概括了各阶段的特点。

汉晋时期西域汉文化在西藏西部传播的考古学观察

西汉至东汉初,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腰牌、木梳等竹木器,应是受到西域本地文化影响的结果;以箱式木棺为代表的西域汉文化对西藏西部的影响尚有限;圜底陶器、珠饰等揭示两地间的文化交流应是间接的。东汉至魏晋时期,西藏西部出土大量受到西域汉文化因素影响的丝绸、漆器、一字格铁剑、铜容器、四足箱式木棺等,说明两地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往来。黄金面具、岩画、立石等显示西藏西部与广义上的西域也有紧密的联系,故将西藏西部视为丝绸之路南道高原段应是合理的。

西汉镜铭篆隶再研究

篆隶是汉字由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过渡字体。镜铭篆隶既表现了秦汉篆隶书体半篆半隶的特点,又运用省略、连笔等方法产生了大量的一字多形的篆隶体。镜铭篆隶一方面表现了隶变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滞后于简帛文字和同时期的其它青铜器文字,究其原因是受到了铜镜的工艺性特点与镜铭文字追求装饰美的影响。

西汉社会转型与元平时期乐府演进

元平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由霸王道杂用、高尚君权向纯任德教、不知所守转变;由杂霸王道术、维护皇权独尊,向任用俗儒、崇尚复古转化。受此影响,乐府采诗活动延续,对保存民间歌谣有重要作用;而郊庙表演受郊议庙议影响,郊庙歌诗创作亦显消沉;乐府活动由宣帝时期偏向维护皇权独尊和政治稳定,向偏重服务统治者的娱乐享受转化,推助了整个社会的乐舞享乐风气。此期民歌民谣多批判社会政治问题,反映了汉帝国大厦将倾之际国民痛苦无依的心理状态;此期的杂言与五言歌谣在句式运用、意象使用和抒情表达模式上为后世诗歌积累了经验,在中国诗史上有重要意义。

战国至西汉第二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通过考察文献认为:战国时期的第二人称代词没有数的分别;秦至汉初时的"若"、"女(汝)"没有数的区别,"而"、"乃"则只能指称单数;西汉中晚期第二人称代词"乃"只有2例(表单数),不足以说明其称数功能,其他人称代词都不存在数的分别,但表示单数的用例占绝大部分。

星辰崇拜与早期道符

两汉时期出现的早期道符受到诸多宗教因素的影响,其影响之一就是由远古时期发展而来的星辰崇拜,星辰崇拜促进了早期道符在构成形式、内容、特点等方面的形成。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奇华宫”铜炉年代考

"奇华宫"铜炉因铭刻"天汉二年"往往被认定为西汉武帝时期遗物,但是其器形与与唐宋时期的香炉十分接近,与汉六朝时期的炉相差甚远;铜炉腹部和足面装饰狮子图案也流行于唐宋时期;铭文所记二级工官制度目前发现仅出现于汉元帝及以后时期,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出现。据此判断"奇华宫"铜炉所刻铭文乃后期伪造。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经学发展与西汉文学思想的演变

在不断演变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西汉经学经历了逐步抬头、正式确立和空前发展并盛极而衰的三个时期。与此相应 ,西汉的文学思想也随着经学进程的不同状态而发展变化。总的趋向是认为文学是政治教化的组成部分 ,以经学为中心 ,受经学支配。尽管后期“文学性”特质比前中期更加突出 ,但也没有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

“黄老无为”视野下汉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西汉初期,各政治集团的领土主权意识比之秦代均有了显著提升,这也成为边疆思想成熟化、体系化的理论基础。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就治边之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建构起庞大多元的边疆经略体系。汉初的边疆思想,以对疆土资源战略意义的清晰认知为前提,以"过秦"复古为主要特征,运用多元化的方法举措,在"黄老无为"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安宁和平,为西汉中期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提供了缓冲界域和强大动因。

《三面铜镜铭文释读补正》补释

对《三面铜镜铭文释读补正》一文补释有三:(1)镜铭"良居君王"的"良"当释为"所";(2)镜铭"史□贵富"的"史"应通假为"使",后一缺字当补为"人";(3)镜铭"谨金之清,可见信□[诚]"的"谨"当释为"玄","见"当释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