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板块西缘黄草山和下索子花岗岩体锆石U-Pb年代学研究

对扬子板块西缘泸定—石棉地区黄草山花岗岩体和康定地区下索子花岗岩体中自形锆石 ,采用2 0 5Pb - 2 35U混合同位素稀释法测定了锆石U Pb年龄。测试结果表明 ,黄草山岩体中锆石结晶年龄为 786± 36Ma ,下索子岩体中锆石结晶年龄为 80 5± 15Ma ,表明它们都是晋宁期岩浆活动产物。

汉晋时期西域汉文化在西藏西部传播的考古学观察

西汉至东汉初,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腰牌、木梳等竹木器,应是受到西域本地文化影响的结果;以箱式木棺为代表的西域汉文化对西藏西部的影响尚有限;圜底陶器、珠饰等揭示两地间的文化交流应是间接的。东汉至魏晋时期,西藏西部出土大量受到西域汉文化因素影响的丝绸、漆器、一字格铁剑、铜容器、四足箱式木棺等,说明两地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往来。黄金面具、岩画、立石等显示西藏西部与广义上的西域也有紧密的联系,故将西藏西部视为丝绸之路南道高原段应是合理的。

西周时期晋侯世次与系年考

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晋侯与周王世次对应关系存在明显错误,晋靖侯至晋穆侯的系年有讹脱。根据古文献、金文、考古资料可以对《史记.晋世家》进行订正。自周成王至周幽王十世,犹自唐叔虞至晋文侯十世,世次基本对应。进一步,还可考证出晋靖侯以降西周时期晋侯系年。

两晋疫病及相关问题研究

两晋时期,疫病流行的范围广、频率高,其发生与水旱等自然灾害、战乱、环境、医疗水平等因素有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针对疫情,当时社会各阶层展开了自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用极其有限。两晋时期疫病发生与流行,也暴露出当时社会健康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与郭璞的《江赋》

两晋之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的特定背景,使本来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长江,不但一跃成为关系到东晋王朝前途和命运的生命线,而且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文学题材,寄托着包括作者在内的"过江诸人"的诸多情志和愿望。《江赋》塑造的长江艺术想像,不但真实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以富于阳刚之美的浩瀚、雄奇和壮阔特征充分展示了长江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在胡马临江、社稷倾危、朝纲不振、士臣悲观失望、民族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最危险的时候",作者满怀激情地讴歌长江、赞美长江,并在此基础上抒写对东晋君臣践行他思想主张的殷切希望,无疑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衷共济、渡江北伐、洗刷民族耻辱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思想主张虽然未能完全达到艺术上的有机统一,但在政治上却实实在在地点到了东晋王朝虚弱病体的穴位。

西晋十六国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分布

氐人原散居于今甘肃陇南、天水,陕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带,在羌汉之间杂处。氐人的迁徙最早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期,此后持续不断,其迁徙地多为内地汉人居住地,故其汉化程度较其他民族高。至西晋十六国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动荡纷乱的形势,氐人因各种原因而迁徙更加频繁,致使其最终融入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中。

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针对江南孙吴旧地士人群体,采取了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的做法,使得江南士人群体普遍对西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然而,出于保留家族声望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孙吴旧地士人群体于太康末年前后掀起入洛的高潮。这一行为出现的前提是江南士人群体对儒学的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南北方不同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河南温县南张羌西晋墓发掘简报

2007年3月至12月,温县文物管理所等在南张羌清理了一批墓葬,其中3座西晋墓保存较好,出土随葬器物较为丰富,为研究豫北地区西晋时期的文化特征、丧葬习俗及中原地区西晋墓的分期等提供了新资料。

2015年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Ⅲ区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简报

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保护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Ⅲ区西晋十六国墓葬50座。此次发掘丰富了河西地区该时段的考古资料,对进一步研究河西地区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汉晋时期湘西地区农业初探——以官田遗址为例

2015年官田遗址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了解湘西地区汉晋时期农业经济和生业模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遗址出土农作物有粟、黍、稻、大豆、绿豆、大麦和小麦,非农作物以禾本科为主。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粟是遗址中最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同时占有重要地位,聚落农业呈现出以粟为主、稻次之、并同时种植多种作物的特点。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貌类型和偏干冷的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了遗址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北方人口南迁,可能是旱地作物得以发展的主要人文因素。

试谈吐鲁番几座魏晋、十六国早期墓葬的年代和相关问题

吐鲁番阿斯塔那M148、M233和阿斯塔那西区M408、M409等4座墓葬在发掘报告中被认为年代较晚。但通过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周边相关墓葬比较可见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国早期。在西晋甚至曹魏时期,汉式墓葬已在吐鲁番出现,且与河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

汉魏洛阳城城门与宫院门的考察研究

汉魏洛阳城址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遗址,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先后作为国都。该城址经过多年的考察发掘,获得了有关大城、宫城、宫院等墙垣上的城门与宫院门遗址的资料,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对其形制结构与性质功能进行分类与研究,为这一时期都城城门形制、等级制度及发展演变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汉魏洛阳城的祭祀礼制建筑空间

祭祀天地先祖的礼制活动,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统治天下与战争同等对待的大事。汉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东周春秋末至战国、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的都城遗址,由于其地处中原的地理环境和上承周汉下启隋唐的历史地位,许多重要的礼制文化、典章制度、都城形制、埋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等,都是在此开创和传承发展。本文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对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各朝代都城的祭祀礼制建筑空间分布进行了探讨研究。

曹魏西晋洛阳都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

曹魏西晋洛阳城在沿用东汉都城城圈的规模基础上,建立了居北居中的新宫城洛阳宫,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本文结合最新考古与研究资料,对曹魏西晋洛阳都城的空间格局进一步复原研究,探讨了该都城的十二座城门与街道、单一宫城洛阳宫及宫室格局、台观建筑与宫北禁苑、宫前轴线大街与左祖右社、南北郊祀与坊市分布等问题。

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签订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进行＂滇池区域史前聚落形态考古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开展全面的区域系统调查,寻找并确认与石寨山文化（亦称滇文化,时代约从春秋时期至西汉末期）有关的遗址和聚落[1],

河南洛阳市东花坛西晋墓葬发掘简报

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瀍河区启明南路与启明东路交叉口的东南、原旭升宾馆院内进行了基本建设前期的考古发掘工作,因此处有一个街道景观花坛,故将墓地命名为东花坛(图一)。此次发掘共清理西晋时期墓葬3座和隋唐时期灰坑3个、井2口。3座墓葬编号为C3M1640、C3M1641和C3M1642,墓葬均为东西向,南北并列,形制接近,规模较大(图二;图三)。

洛阳市涧西王湾西晋墓发掘简报

2011年考古工作者为配合基本建设,在洛阳市涧西区工农乡王湾村南发掘了3座西晋墓葬。这3座墓均为砖室墓,形制较大,具有典型的西晋时期特征。随葬器物丰富,出有陶器、铜器、铁器等,为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伯”、“仲”、“叔”、“季”与西周晋侯世系

近年发掘的北赵晋国墓地为研究西周考古、历史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该墓地中出土的大量铜器，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涵盖很多方面，但仍有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北赵墓地中墓主身份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魏晋时期宫城西墙与河渠遗迹

2011年3～5、7～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在对汉魏洛阳故城北魏宫城西墙发掘解剖过程中，新发现了曹魏至西晋时期的宫城西墙、汉晋时期的大型河渠、北魏时期的排水暗渠、北魏与北周时期的路面等遗迹。

论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与归属——兼谈孙吴时期的不归葬

通过对墓葬要素的通盘考察和综合分析可知,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应为孙吴晚期。该墓的平面形制取法鄂城地区,随葬明器则多见江浙地区文化因素,故其丧葬文化兼具鄂城和江浙地区特色。马头墓墓主来自江浙一带,是对其丧葬文化特点最为合理的解释。江浙人士葬身都城以外的他乡之地,在孙吴时期并不鲜见,是孙吴不归葬的真实体现。孙吴不归葬的原因不止是“戎事军国异容”的时局,更在于统治者的强烈忧患意识。马头墓的年代调整为孙吴后,江西地区孙吴、西晋墓葬在模型明器之有无上的差异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与江浙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反映了西晋一统后南方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