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第127窟北朝经变画乐队考

麦积山石窟第127窟西壁上部的西方净土变画面正中有一组10身乐伎、2身舞伎组成的礼佛乐舞图,这里的乐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经变画乐队。乐队中的乐器除建鼓外都有着较强的写实性,乐器的组合也体现出浓郁的世俗化倾向,为了解我国北朝时期关陇地区的歌舞伎艺术提供了可贵信息。结合画面内容与这一时期的乐史资料判断,第127窟经变画的乐舞场面与这一时期宫廷盛行的西凉乐有着密切关系。

域外游记中的西剧见闻与晚清戏曲改良思潮

晚清时期,梁启超发起的文学界革命由诗界、文界起始,后又拓展到小说、戏曲界。曲界革命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其影响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对读《西学书目表》所列域外游记,其中有关西方戏剧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梁启超戏曲改良思想的生成。梁启超选取其中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记载加以想象发挥,在遮蔽西方戏剧整体面貌的同时,建构起国人的西剧认知。随后欧榘甲等人的戏曲改良言论亦不同程度受到这批游记影响。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戏剧见闻,实则构成了一道未被发现的戏曲改良风景。

历史的接合与英雄形象的再造——评陈玉福长篇小说《西凉马超》

陈玉福的长篇小说《西凉马超》延续近代以来的中国通俗历史小说脉络并有所创新,与“五四”以降的现当代历史小说产生了交叉。作品基于甘肃河西走廊武威一带的地域文化,将马超与骊靬、“马踏飞燕”、雷台汉墓、“凉州大马”等要素串联起来,实现了历史的接合,在情节的展开与推进中形成了文学、历史与地域文化的统一体。在对英雄形象的再造方面,《西凉马超》践行着作家对西部文学精神的体认,即西部文学应当是英雄的文学,以此独特的观点参与到西部文学多元话语的建构之中。

敦煌祁家湾西凉画像砖题材布局及影响

敦煌祁家湾西凉M369画像砖由墓主夫妇、胡人驯狮及牛车鞍马图像三大部分组成,图像继承了汉魏以来流行的墓主与百戏搭配的“墓主人宴饮图”形式,加入了河西地区新出现的牛车鞍马图像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图像布局。这种新的布局形式源自河西地区,随着北魏平定河西,又影响了北魏平城时代墓葬壁画的布局。M369画像砖中的胡人驯狮属于百戏的一种,也是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特有的新题材,属于西凉伎的一项重要内容,北魏继承后,到唐代十分流行。

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

关于《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图为宋人所绘,证据是文献记载此图出于宋人《范文正公集》;一种认为:此图为清人所绘,因为所见实物仅存于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一书中。本文作者由于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图,从而否定了"清代说"。继而又结合图的内容和有关文献分析,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地图的年代问题。文中还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

“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与中西文化交流

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图书馆学的发端、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引进西方文化或西方科学的历程,而且也是中国人思考如何创建中国自身的图书馆学的历程。在这方面,梁启超所提出的“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思路,至今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意义。本文以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辞为切入点,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探讨了这一思路的内容,及其所包含的深刻寓意。

但开风气不为师——浅谈梁启超的西学目录学思想

梁启超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 ,在很多领域开风气之先 ,其中西学目录学尤为他所深入涉猎、卓有成就的一个研究领域。本文就梁启超所编《西学书目表》对其西学目录学思想进行了详细介绍 ,并作中肯评价。

论西凉政权及其在丝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西凉地处河西走廊,是十六国时期由汉人建立的政权,其地理位置特殊,在整个丝绸之路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政权的建立者李暠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为河西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其文化政策,将河西与中原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继承和弘扬儒家文化,开启民智,凝聚民族向心力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对李暠及其建立的西凉政权进行探讨,以李暠两次奉晋通诚、交好南凉、对抗北凉,李暠之孙李宝先逃至伊吾、后返回敦煌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为切入点,来说明西凉政权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原被定为西夏窟,但缺乏证据。近期的考古研究材料可证,该窟的开凿其实当在北凉,原为禅窟,至元代才被改造为礼佛窟。由前室通往后室的甬道两壁各存汉风菩萨两身,其中南壁右侧4行文字讲述的是五地菩萨之容貌,左侧4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四地菩萨,北壁左侧9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十地菩萨之装饰,右侧的当为九地菩萨。藉由回鹘文题记,十地菩萨绘画内容第一次在敦煌石窟中得到确认。通过逐字对译,可以明显看出,这三段回鹘文标注内容皆来自胜光法师译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4卷。故可定,三榜题皆为胜光法师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摘抄。这一发现,结合该窟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与其他题记,可以证明莫高窟第464窟甬道与前室为元代末期的回鹘窟,而后室壁画可以确定为元代遗墨,但早于甬道与前室之壁画,可定为元代早期遗存。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学、政、教三分体系论

揭示《西学书目表》学、政、教三分体系视野中的"西学"范围和层次及其与梁启超维新改良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以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为参考背景,结合与《西学书目表》相关书目之比较,分析学、政、教三分体系的具体内涵、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改良动机。学、政、教的三分体系构拟了"西学"相对完整的图像,"见诸实事"的西政既包括"夷技"(用),也包括庶政(体),而它们皆"出于学"。这就为"一切政"奠定了学理基础,也超越了体用二分话语以及"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文化战略模式,从而最终论证了庶政的合法性,并为制度层面上的变法维新提供了目录学依据。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本土化解读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新闻自由观、报刊功能观、受众观方面。这种本土化解读与梁启超的调和主义中西文化观及其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分不开。

梁漱溟和胡适对中西文化态度比较

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碰撞激烈的时代 ,胡适、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迥异态度颇具特色 。

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心

梁漱溟以"意欲"作为文化论述的切入点,由对待"意欲"方式的拣选而形成不同的生活路向,生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他秉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拈出"世界文化三大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从宏观性的理论视野比较了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化体系,于西潮涌动之际探寻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文化个性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反思其说,不仅有利于理解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曲折展开的历程,而且有助于预判中国文化的未来及其价值。

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反省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实现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复兴,文化与哲学构成梁漱溟学术思想的两翼。人们多从文化观的视角来研究梁漱溟的思想,其实,梁漱溟在20世纪早期就系统阐发中国哲学观,论证了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哲学的更新、中国哲学的特质等重要问题。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基础,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创建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于西汉梁孝王刘武历史地位的评析

梁孝王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坚拒吴楚七国之乱,为维护汉朝天下,捍卫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招贤纳士,提倡风雅,开创了西汉梁国文化的繁荣局面;他生活极度奢侈豪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在客观上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供游赏观览的历史文化胜迹;汉景帝的随意许诺,窦太后的偏袒宠爱,在抵抗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汗马功劳等,都使他野心膨胀,终于上演了一场皇帝梦破灭的人生悲剧。

滇西诸葛亮“茶祖”传说与普洱茶相关问题探析

滇西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今天都把诸葛亮作为茶祖进行祭祀,但清朝道光《普洱府志》等史志都只记载了对茶王树的祭祀。祭祀的对象由茶王树转变为诸葛亮,应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它们都是在滇西浓厚的诸葛亮崇拜氛围中形成的。雍正时期对滇西的改土归流,改变了普洱茶的身价,使之成为贡茶、官茶,也使云南茶成为朝廷加强对西藏治理的重要物资,茶马古道中滇藏道的作用开始凸显。

西方逻辑的引入与《墨子》研究新范式——关于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逻辑内容的开掘构成了20世纪《墨子》义理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这一范式转化的第一人当推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工作的几个方面———历史基础、具体探索、返观与评判,成为20世纪墨家逻辑研究的"胚胎"。推进墨家逻辑,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有效途径,在于对梁启超模式的进一步精致化,抑或改弦易辙,运用新的模式。

西汉诸侯国梁国刍议

梁国不仅是汉朝册封最早的诸侯国,也是西汉最强盛的侯国之一。梁孝王时代是梁国的鼎盛时期。对西汉这一强藩的纵深考察,可以揭示很多那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历史真相,从而深入体味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深远与厚重。

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

就其早期文化观来看 ,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对西方文化 ,而是反对反东方文化 ;不是反对科学民主 ,而是始终肯定德先生和赛先生 ;不是代表农业宗法封建思想 ,而是认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主义 ;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 ,与其说是文化保守主义 ,不如说是文化多元主义 ;梁漱溟的思想不是站在“过去”而“反现代化”,乃是站在“未来”来“修正”资本主义。他的早期文化观既有对文化问题的深刻观照 ,又是浸润千年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维持文化自信的一种安顿 ,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经验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