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美术留学生与洋画思潮的兴起——以江苏美术家为中心

留学生是中国近现代洋画运动兴起的主导性力量,江苏籍留学美术家居功甚伟。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樑是中国现代美术的主要奠基者,他们积极引介西方美术的观念和方法,并结合国情和个人审美实现本土转化。民国时期洋画运动思潮具有多元性特征,可归为写实主义、印象派及后期印象派、现代主义三个倾向性思潮。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张安治等艺术家是中国现代美术“写实主义阵营”的骨干。颜文樑、刘海粟、吴大羽、庞薰琹等艺术家则是倡导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现代派绘画的领军人物。

“60年代”解读－－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历史定位

'60年代'在西方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它代表了一个特殊的时代.6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许多社会运动,都体现着60年代精神.因此要深刻理解这场学生运动,给它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必须首先解读60年代.60年代,西方各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或称后工业社会推进的转折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发展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摆脱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束缚,实现进一步的社会调整和文化变革,是整个社会完成转型的关键.'60年代'举起个人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的旗帜,对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权威进行批判.这些批判不仅引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文化变革运动,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变迁,也催生了某些新的时代精神,70年代以降的一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在延伸和扩展着60年代.

洋务运动时期官派留美学生发展及影响

鸦片战争后,在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协力筹办下,清政府于1872-1875年共选派120名学生留学美国。但在种种力量的阻挠下,学习之路于1881年中断。尽管留学任务没有圆满完成,但留美学生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经济、教育和外交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陕西大学堂教学活动考

根据新发现的清末报刊文献 ,对湮没不彰的陕西大学堂的学制与教学、教习与师资管理、学生管理与学潮作了历史性的考证。结论指出 :陕西大学堂的创建 ,奠定了近代陕西高等教育的基础 ,也成为陕西地方教育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转折的标志 ,同时也标志着以引入西方高等教育学制和管理为特征的新型教育体制的形式。

清政府撤回首批留学生之原因探析

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出了首批留学生,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向海外派出留学生。这一举动从此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生运动之先河。但令人遗憾的是,原计划15年的留学期在刚进行到第10个年头时,却被清政府突然终止了,留美学生被全部召回。本文拟从清政府当时内政外交各方面入手,对此事件做初步分析与探究,以期能从这一事件中更好的了解和认识当时的历史。

容闳关于国家振兴的思想主张及其实践

洋务运动的时候,容闳给政府提了四条建议。其中两条是关于国家运输和工业的,直接进行操作;一条关系主权,落实时间长达76年;另一条是最关键的一条,“选颖秀青年送之出洋”,于是在近代中国有了“留美幼童”这样一个兼容中西文化的特殊群体。他们在矿业、海关、电报、铁路、外交、高等教育等部门从事开拓性的工作,正是民族工业从无到有、社会制度从封建专制进入民主共和的重要历史阶段。留美幼童这个群体,因为容闳的建议和努力而出现,也是他理想的践行者。所以,容闳是最早把工业革命的理念带入中国并有所实践的人,他的学生继续实践并构筑中国早期的工业框架。

“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

一战前后,美国"进步主义"跨越太平洋,在中国大行其道。这既是由于一战所造成的特殊的国际情境使然,还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欧美同学会及其姊妹团体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努力提倡有关。进步主义的两大思想流派,即实验主义与威尔逊主义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政治、外交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胡适将实验主义引入学术研究,开创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典范,使得进步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持久性影响;威尔逊主义不仅激发了"五四"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情,还催生了1920年代初期的"好政府主义"与"好人内阁"。好政府主义固然具有中国的"圣王精神"传统,但是美国进步主义也是不应忽略的外来思想源流。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既是外交官,又是著名学者,他的知名学者身份使其成为欧美留学生的"精神导师"。作为留学生的"精神导师",芮恩施利用他的学术威望鼓励欧美同学会和中国社会政治学会传播美国的进步主义,推动中国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但是,在四分五裂的北洋军阀时代,芮恩施与欧美留学生的进步主义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其在政治上的失败固在情理之中。

大清留美幼童——洋务运动中被遗忘的译者群体

作为中国首批官派的留学生,留美幼童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也与中国传统翻译观和清朝岭南地区的翻译活动密不可分。本文以幼童在清末民初的译事活动为主线,以容闳、李鸿章、唐廷枢等人对幼童的影响为辅线,集中观察以下几个具体问题:幼童冒险赴美是否受到当时翻译活动的影响?幼童在留美期间如何培养翻译能力?幼童回国后为何并且如何从事翻译工作?幼童的译者身份为何会被遗忘?在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本文兼佐证相关史料与文本,钩沉留美幼童作为译者的身份与困境,为当今译学研究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