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的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以雷之波的《西文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目录》为中心

加拿大汉学家雷之波2012年整理的《西文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目录》,分三个类别收录了西方汉学的相关文献691种。通观《目录》,从主题来看,有关中国诗歌的诗学研究和对诗作、诗人的专题研究较为突出;进入目录的430位汉学家中,绝大多数只收录1种文献,但亚瑟·韦利和华兹生以及华人学者刘若愚等,均贡献出较多作品;相当数量的中国诗歌翻译目录文献被收录其中,凸显出其翻译史、目录学的研究价值。该目录并非完美之作,但仍囊括了西方汉学百科全书式文献、中国文学史文献及专门的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文献,是一份具有学术史价值的文献索引。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明清方志中古代藏书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繁荣,且多留存至今,虽然方志中没有设立“藏书”一门,但是相关门类中保存了大量的藏书史料。通过这些零散的藏书史料,可以勾稽出古代藏书家的生平事迹和藏书活动的风貌,可以考知古代藏书家读书治学的感人情形,还可以辑录出数目可观的藏书诗文,丰富古代藏书文学的研究内涵。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

“江户锁国论”在日本史学界流传已久 ,然而这种表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江户幕府“锁国”的目标仅仅在于铲除危害其统治的天主教信仰。关于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锁国体制”下全面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一环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历史事实是 ,在江户时代 ,除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 4 8种之外 ,有关西方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 ,从而促发了日本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兰学运动。江户时代 ,除抵制天主教之外 ,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江户锁国论”

《韩诗》学派习《易》学者考——论《韩诗》学派与《易》学的关系之一

《韩诗》学派的学者大多《诗》、《易》兼修,这对于完善《韩诗》的学术体系,提高其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考载籍,得两汉、魏晋时期兼习《诗》、《易》的《韩诗》学者共计26人,其中习《韩氏易》者3人,《梁丘易》者2人,《孟氏易》者7人,《京氏易》者8人,兼习《孟氏易》、《京氏易》者1人,习《易》家数不明者5人。

从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

《诗经》的中国文化元典地位的确立 ,以儒家诗教为本 ,中国传统诗经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以疏释文本为基础的传、序、笺、疏之学 ,总括地可分为训诂、考证、义理三类内容 ,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 ,是其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过程中 ,到 2 0世纪初 ,传统诗经学也在求新、求变 ,酝酿内容、形式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现代诗经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

中国诗歌典籍英译语言特征的历时性考察——以《诗经》三个英译本为例

通过自建《诗经》英译本平行-可比复合语料库,验证显化、简化以及范化三种翻译特征在诗歌体裁译本中的表现程度,并从历时性角度对其内在动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在人称代词主语的使用方面,三个译本均呈现出明显的语际显化趋势;但比较形合度后,发现三个译本的语内显化倾向不明显。此外,分析结果并未完全支持简化与范化假说。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汉英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诗歌源语特征等言内因素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时代特征、译者的政治伦理观点等言外因素。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口头诗学:西部裕固语口头诗歌程式分析(上)

口头程式理论揭示了口头文学的本质,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果从口头诗学的视角入手,就会发现在西部裕固语口头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语词程式,这些程式既包括表示强调意义的语词程式,还涉及突出节奏的衬词程式,在所有这些程式的背后显示了表演的内在机制。

《诗·卫风》创作年代考论(上)——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五

《淇奥》为卫人美武公之作，当作于卫武公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前770年～前766年）之间；《考槊》为卫大夫刺庄公使贤者退而穷处之作，当作于卫庄公之世（前757年～前735年）；《硕人》为卫大夫美庄姜之作，作于庄姜自齐初嫁卫之时，即卫庄公五年（前751年）；《伯兮》为卫妇人美其夫久从王征役而致相思之情所作，当作于诸侯从王伐郑之年，即卫宣公十二年（前707年）；《氓》为卫弃妇追悔之作，当作于卫宣公之世（前718年～前700年）；《芄兰》为卫大夫刺惠公初即位时骄而无礼之作，当为惠公即位初期所作，或卫惠公元年（前699年）顷。

西文图书编目工作中的难点及其处理实例

结合本人工作实践,提出西文多卷书和丛书的著录要根据图书馆的特点,文献本身的书目特征进行集中或分散著录;对学习辅导书的著录要确定该辅导书与正编教材是合著还是分开著录。

长安学溯源

长安学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人们对此还有许多看法,多数学者尚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长安学还比较模糊。要使长安学变得清晰起来,就要找到它的理论基础。产生于长安大地的这门学问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二千多年前的西周礼乐文化,就是长安学提出的理论基础。

图像·规训·诗学——《诗经》鸟兽草木图像发微

《诗经》是文化板块的复合体,而人们往往采用非此即彼的单向度思维方式,缺乏一种整体性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从而造成与原典诗缘话语构建的缺失。从《诗经》的鸟兽草木图像解读中我们发现“龙凤”是中国人的“生”,而“草木”则是中国人的“存”,二而为一才是中国人的完整生存。而这种生态宇宙观又在“规训”的机制运作下将其传承,从而形成了中国独具魅力的诗学“这一个”。

从中西比较的层面看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

本文从中西比较的层面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进行考察。文章认为 ,中国古代文论在理论体系上 ,不像西方文论那样侧重再现而是侧重表现 ;在理论形态上 ,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注重分析性和系统性而是注重直观性和经验性 ;在理论发展上 ,不像西方文论那样走彻底反叛的路子而是采取圆融折中的方法。文章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的比较凸现出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理论品貌。

新见石刻画像《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辨识

悄然现身的《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虽然缺失了确凿的年代证据,但仍可判为金代石刻画像,它是现在所见最早的一幅四人一马取经图,对于《西游记》成书研究有重要意义。判其为金代画像的证据:一是山西金元《礼节传簿》中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和元代磁枕取经图证明,四人一马取经图在元代之前已经产生;二是该图表现的是明确的归程故事,以白马驮经为主要特征,至元代白马的功能已开始向骑乘转化,因此它无疑为早期作品;三是孙悟空头戴的"东坡巾"盛行在宋金,具有鲜明的年代特征,元代变异汉服,已经少有这种巾帽。

中西咏秋诗与思维方式比较研究

中西咏秋诗歌有不同的特征:中诗以形象的语言再现客观景物和诗人真情,西诗用抽象的语言和象征的手法表现主观心灵;中诗是悲情的抒发,而西诗是理性的思考和向往;中诗重情,西诗重理。形成这些不同特征的原因,主要是中西文化传统、诗人思维方式、人格特质等的相异。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乾嘉栖霞《诗经》学者群述略

清乾嘉时期,山东栖霞汇聚郝懿行、王照圆、牟应震与牟庭四位《诗》学名家,可谓一时彬彬称盛。这一区域性《诗》学群体的形成有赖于"江山之助",亦离不开地域与家族层面的"人文之力";而学者群影响的扩大则要归功于四人治《诗》各有创树:或是按部就班沿训诂之理路精进,或是匠心独运以女性视角解《诗》,抑或是在汉宋门户之外另辟"由经探韵"与"依文切意"之蹊径。于乾嘉栖霞《诗经》学者群而言,虽然四位成员治《诗》观念有异,却又藉由观点征引与书信往来切磋问答,实现了群体性的精神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