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隋《施睿墓志》考

2021年,隋《施睿墓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樱花广场基建工地内。志主施睿为南北朝时期北迁之南士。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南人北迁,其自身的文化优势得以在关中地区迅速发挥出来,填补了关陇地区的文化缺失。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研究新视角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1981年出土于陕西旬阳,后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本文从对该印设计思路的深入研究入手,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对其印文规制来源、制作时代等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独孤信印的印文规制来源于东晋南朝时期流行的六面体印,与独孤信生平居南梁三年的经历有关。整个印章由独孤信于生前最后三年间精心设计完成,体现了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下的艰难选择和对元魏政权的支持。独孤信去世后,该印并未随葬,而是由家人保存,于中唐前意外失落于旬阳。

隋卢诠墓志考释

2019年隋代卢诠墓志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陶家村考古发掘出土,志主为西魏时期依周礼建六官的卢辩次子。卢诠历官北周和隋两代,以武功见长。可从卢辅世系、卢诠经历、家族文治武功来解读该墓志,同时探索西魏北周时期山东望族的分裂和西迁。

卫簋与伯■诸器

新见卫簋二器,与此前从海外购回的伯■诸器年代相近,约在西周穆共之际。卫簋与伯■诸器,为同一宗族成员所铸祭祀祖神的礼器。伯■与卫乃兄弟关系,其中■为长兄,系大宗族长,卫为弟,乃分支首领,是为小宗。兄弟二人均任职于王朝,先后受到周王赏赐。卫簋与伯■诸器在铭文格式、遣词造句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和重复性,表明大宗对宗族祭祀活动及相关祭祀礼器有主导权和决定权,而且同一宗族内部在祭祀礼器的制作与管理上有一套统一的制度。

莫高窟西魏北周装饰图案研究

西魏北周装饰图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内容上不仅有佛教纹样题材,而且加进众多中国传统动植物造型;不仅有西域传来的凹凸明暗画法,又融入了多层次的晕染法,用笔流畅奔放,笔法由北凉北魏简洁、鲜明、质朴、奔放风格逐渐转向细腻柔和、层次多变;色彩清雅而华丽,新的色彩构成关系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这是敦煌装饰图案在风格上更为成熟和民族化的转变。

“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

史载"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其时选举制度依旧注重门第与官分清浊的一面。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关陇士族和当朝勋贵的仕宦特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时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就是在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官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西魏、北周的清浊观念也十分显著。"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选官制度与职官制度的实情。

浅述西周、春秋时期卫国的手工业

在商代先进手工业的基础上,卫国的手工业在西周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从出土实物还是商业流通状况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手工业的发展对其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统治者生活的腐朽和政治的无能,西周春秋时期卫国手工业的发展却未能带来国家的稳定和强大。

试论北周时期的西域音乐及其东传

北周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王朝,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北周时期西域地区各种文化密切交融,音乐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呈现出来源广泛、数量繁多、成分复杂的特点。这些风格独特而又共存共融的西域音乐与北周音乐关系极为密切,经持续与大量东传进入北周后对北周乃至后世音乐影响甚巨。

论西魏北周国家对小农和豪族经济的支配与控制

西魏北周是实行均田制的最大受益者,它实现了国家对小农的超强度压榨及土地的严格控制,但没有出现小农大规模破产的情况,这主要在于西魏北周以国家力量扶植小农,将小农流亡沦为荫户的数量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通过均田掌握了大量土地的西魏北周国家,在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使豪族在经济上与国家的结合更为紧密。西魏北周均田制取得"成功",对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的控制之所以较为有效,也与西魏北周胡汉豪族自发抑制土地兼并的"国家意识"、"家无余财"的清贫之风有着重要关系。因此,西魏北周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国家利益与维持小农生产、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关系的难题,成为北周由弱转强灭掉强齐的一个重要原因。

庾信所撰碑铭史实考索及其意义

庾信的文学作品 ,特别是他后期所撰写的神道碑、墓志铭 ,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可以从某些方面补、正正史记载的阙、误 。

论庾信与西魏北周文学的发展

庾信的入北改善了西魏北周文学的贫瘠状况。主要在其影响下,关陇士人逐渐重视文学,虚心向南人学习,南北士人间的交流集会渐多。北人主要学习南方文学中的形式技巧,他们对庾信等人的学习还处于模仿阶段。

“诸杜”之外的荣耀:隋大业三年《杜粲墓志》小考

出土于长安的《杜粲墓志》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志主杜粲身处魏周隋变革时代,其任职与行事经历丰富。《杜粲墓志》纠正了《北史》对杜粲名字记载之误、确定了杜粲出任叠州刺史的准确时间。其葬地“邑阳里”可补隋长安少陵原乡里之名。杜粲家族虽未能关联“诸杜”,然其共同葬地等内容为今后发掘同姓间的联系提供了进一步考察的可能,且为我们展示了一篇不见载于《隋书》的“杜粲传”。

论西魏北周时期中央集权的形成——以六官人员迁转为考察中心

西魏建立后,宇文泰辅政,面对内忧外患,锐意改革六官制度,建立中央六官系统。通过对六官人员的调配,关陇集团与魏宗室的权力得以平衡,形成中央集权的雏形;经过对关陇集团内部六官人员的再调整,宇文护铲除异己,强化了宇文氏在北周政权中的主导性;关陇集团的汉族地主依附于宇文氏政权,进入中央六官系统,宇文氏家族内部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武帝宇文邕铲除宇文护,集中央军政大权于一身,北周的中央集权最终形成。

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入北之萧梁皇族人物及其文化业绩

自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至隋唐之际,伴随着江左士人北徙的时代大潮,数十年间,萧梁皇族人物也间有北迁者,从而在北方诸政权中形成了萧梁皇族士人群体。萧梁皇族子弟多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致力于学术文化活动,从而推动了当时南学北输的进程,对南北文化的深入交融与整合具有深远的影响。

赓续中华文脉:中华文化共同体凝聚发展的历史逻辑--以西魏北周时期为例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其末期的西魏和北周政权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重要基础。西魏北周的统治者为寻求文化自立,利用北朝特殊的历史趋势破除文化壁垒,消弭民族隔阂;广泛接纳关陇、南朝和关东文士,扎根经学典籍与儒家文化,实现文学创作上的多方兼容;树立关中本位的文化视角,强化华夏身份认同,为政权正统性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论建构,推进了政权内部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整合。西魏北周的一系列文化政策,超越了政权与民族的局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融合与形成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豫南鄂北地区出土有日名、族徽铭文的西周早期墓葬的族属问题考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豫南鄂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日名及族徽铭文铜器,引起学界极大关注,也存在诸多争议,归根到底与判断墓葬的族属问题有关。对这些日名、族徽铭文进行梳理分析,可以根据辞例的不同将其分为A、B、C、D四类,而涉及到墓葬的族属判断时,则还需要对这类墓葬中所出土的E、F两类不含日名、族徽元素的铭文进行说明。在豫南鄂北地区西周早期墓葬中出现多种铭文类型同时并存的现象,与周初复杂的政治形势、文化面貌和族群关系有关,也需要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与探讨。

经说与现实之间:西魏官制的改革历程

尽管从民族政策、政局变动、北族传统等观察角度出发,都可以对西魏北周进行官制改革的原因有所发覆,但不可忽视的是,西魏末年成立的六官体制,处于一个长期制度调整的延长线上,这一过程有着阶段性的重心变化。出于裁撤冗官的目的,大统十二年的省并尚书省郎曹改革为西魏的制度调整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两年后,由全面推崇周制引发的依《古文尚书·周官》进行的高层官制调整,开始将改革方向引向《周礼》,其理论色彩逐渐凸显。经过废帝三年成立的九命体系的酝酿和铺垫,依《周礼》设计而成的六官体制在恭帝三年问世,吸收了此前的改革成果,兼顾了职能归并的现实需要和恢复周制的托古追求。

晋阳与北朝后期的东西战争

高欢在东西魏分裂之际采取了立霸府、别都于晋阳,在并、肆、汾州屯驻重兵,与放弃洛阳、迁都邺城,分兵驻守河阳的战略布局。此后他对西魏发动过四次大规模进攻,都是由晋阳出征,走龙门、蒲津道。西魏实行有针对性的防御对策,在玉壁筑城坚守,挫败了强敌的攻击。沙苑之战后,西魏夺取了作战的主动权,五次进军河洛地区,都被敌人采用固守河阳、晋阳大军及时救援的策略所击退。北周统治者逐步调整东征战略,北连突厥、南结陈朝共同打击北齐政权,最后改变主攻方向,出兵河东攻占晋州,打败了北齐晋阳的援军,进而攻占晋阳、邺城,推翻了高氏王朝。

西安长安区西魏北周墓发掘简报

2013至201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西兆余村考古发掘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土洞墓两座,编号为M9、M11。两座墓葬已被盗扰,其中M9盗扰严重,随葬器物较少。M11随葬器物保存状况相对较好,俑群种类较齐全。从两座墓葬的位置、形制、随葬陶俑等方面,初步判断两座墓葬的时代应为西魏北周时期。

试论西魏北周时期的赐、复胡姓

北魏末年即已出现恢复胡姓的社会现象 ,宇文泰主政期间 ,推行了赐、复胡姓的运动 ,并使之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一股潮流。本文依据正史 ,列举西魏北周时期赐、复胡姓的情况 ,并从籍贯、赐姓时间、事由等方面对之进行了逐项考察 ;认为宇文泰赐、复胡姓的目的主要是推进府兵制的实行 ,而赐、复胡姓的中止也不应当是出于宇文泰的所谓“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