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登歌的历史渊源及其施用探析

登歌是雅乐的重要内容,本取登堂而歌之意,其通过表演空间的定位,体现“贵人声”的思想,在西周大祭祀、大飨、乡饮酒礼等礼仪中均有体现。汉魏以后,伴随五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登歌逐渐固定成为礼仪用乐中与宫悬相区别的、具有一定乐器组合及歌唱的特定表演类型,唐宋之际被广泛运用于吉礼、嘉礼、宾礼等重大礼仪中。据史籍记载,隋代登歌吸纳了魏晋南北朝礼乐变革的成果,在乐器构成和施用制度上为后续在唐宋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轮廓,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新出隋《施睿墓志》考

2021年,隋《施睿墓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樱花广场基建工地内。志主施睿为南北朝时期北迁之南士。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南人北迁,其自身的文化优势得以在关中地区迅速发挥出来,填补了关陇地区的文化缺失。

魏晋至隋唐时期河北藏书事业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政策的扶持刺激,经济文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抄书队伍的壮大都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河北地区虽然当时并未处于文化和政治中心,但是全国性的文化进步使得河北也沐浴在文化大发展的和煦春光中,藏书事业也由此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河北藏书史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进了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民间藏书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藏书家也不断涌现。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河北地域的官府藏书和宗教藏书的概况、规模、政策,以及有影响的藏书家的典型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研究新视角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1981年出土于陕西旬阳,后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本文从对该印设计思路的深入研究入手,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对其印文规制来源、制作时代等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独孤信印的印文规制来源于东晋南朝时期流行的六面体印,与独孤信生平居南梁三年的经历有关。整个印章由独孤信于生前最后三年间精心设计完成,体现了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下的艰难选择和对元魏政权的支持。独孤信去世后,该印并未随葬,而是由家人保存,于中唐前意外失落于旬阳。

上古三代明堂探微与汉魏明堂制度之争

根据《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关夏世室、殷重屋与周明堂的模糊表述,并参考考古发掘中仰韶文化遗址中可能的祭祀建筑“F1(大房子)”的建筑尺度,推测性地探讨了《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描述的三座上古最高等级祭祀建筑的可能平面与外观。由此出发,将自两汉至北魏时期反复出现的有关明堂型制的争论,及对其平面可能形式的理解,也作为这一推测性讨论的某种余绪,作了一点粗浅的探究。

隋卢诠墓志考释

2019年隋代卢诠墓志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陶家村考古发掘出土,志主为西魏时期依周礼建六官的卢辩次子。卢诠历官北周和隋两代,以武功见长。可从卢辅世系、卢诠经历、家族文治武功来解读该墓志,同时探索西魏北周时期山东望族的分裂和西迁。

山东北部晚商西周煮盐工艺流程研究

文章在整体把握出土遗存的基础上整合科技分析、模拟实验、文献记载、民族志等方面的信息,分煮盐作坊建设、制卤、煮卤成盐三个环节系统研究了山东北部晚商西周时期的煮盐工艺流程。重点介绍了盐灶、制卤系统等煮盐作坊核心设施的形制以及建造与修葺方式,着重讨论了坑池—草木灰、沉淀沟等学界争议较大的几类遗存的性质与功能,认为煮盐作坊在坑池中制卤时用草木灰吸附杂质并提高卤度,再通过沉淀沟去除泥沙和草木灰,在煮卤成盐环节,采取了边添卤边取盐,以连续获取散盐的出盐手法。同时也对作坊建设、制卤和煮卤成盐环节的基本操作步骤做了具体复原。

接受与批评:北周隋唐学者的庾信骈文观

自北周至隋唐,众多学者对庾信骈文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深层次的发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接受。具体来说,北周隋唐学者的接受视点主要集中于庾氏骈文的修辞造诣、行文技法及其对当代或后世的影响方面,偶尔兼及庾信的德行人品。当然,贬抑批评庾信骈文的言论亦不少见,尤其是唐初史家的论调最为尖刻,他们批判庾信骈文一意追趋藻饰声律,却忽略政治教化功能。北周隋唐学者对于庾信之作,无论接受还是批评,都体现出对庾信骈文文体的深度省思,对后世骈文理论与批评多有启示。

隋代孟显达碑所涉北魏西魏史事考述——武威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一

孟显达碑是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重要隋代碑刻之一。碑主孟显达是武威人,生活在北魏西魏时期,不见于正史记载。通过对《孟显达碑》碑文的解读,可以了解诸多北魏、西魏时的相关史实,特别是碑主参与过“沙苑之战”“河桥之战”等重大战役,再如攻打豆军、北呈的两次战事,史籍未载,可补史阙。碑文记载的志主西魏时期的任官,对研究西魏官制沿革乃至西魏历史更具文献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研究

语言文字的传播使用是各民族相互往来的必然结果,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例证。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为问题展开研究,通过梳理历史史料,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理论,从中央对西域的治理、政治和亲、屯田活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以及汉语学习、语言借用、民汉翻译等方面,梳理出汉语言文字在西域传播使用的脉络;接着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特点。研究结果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力量有所减弱,但是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官方地位却一直保持不变,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西域的影响依然卓有成效,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不断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银杏文化历史变迁述评

银杏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加强银杏文化研究对推动银杏生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银杏文化的发展特点,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可将中国历史上银杏文化的发展进程分为3个阶段:商周至南北朝为神学的时代,隋唐至清前期为文学的时代,中国近代以来为科学的时代。银杏文化史是银杏逐渐被认识和利用,银杏文化内涵和外延逐渐深化发展的过程。现代银杏文化建设应该在传承历史的前提下,结合时代需要,综合创新,走科学和人文和谐发展之路。

莫高窟西魏北周装饰图案研究

西魏北周装饰图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内容上不仅有佛教纹样题材,而且加进众多中国传统动植物造型;不仅有西域传来的凹凸明暗画法,又融入了多层次的晕染法,用笔流畅奔放,笔法由北凉北魏简洁、鲜明、质朴、奔放风格逐渐转向细腻柔和、层次多变;色彩清雅而华丽,新的色彩构成关系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这是敦煌装饰图案在风格上更为成熟和民族化的转变。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汉唐药物剂量的考证与研究

为考证东汉至五代的药物称量 ,参阅有关文献及出土度量衡实物 ,证实东汉时期 1斤为 2 2 0～ 2 50g ,1两为 1 3 .75～ 1 5.62 5g,1升为 2 0 0ml。魏晋南北朝的称量虽有增大 ,但药物剂量仍沿用东汉制 ;陶弘景称量有比例失衡及偏小之嫌。隋唐五代实行大小两制 ,“合汤药”基本上用小制 ,亦为东汉量值。东汉末至五代的 70 0多年中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药物剂量 。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西魏北周六官制度新探

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度的目的并不是标榜神州文化正统,而是要笼络五大宿将以巩固西魏的统治。六官制度绝非单纯模拟尚书省的制度,它整合了西魏大统十二年以后的中央文官系统和部分武官系统,而又稍作调整,这是一套形式特殊实质却并不特殊的官制。杨坚代周以后,六官制度早已失去了初创时的背景,而且其弊端也更加明显,所以隋朝初建,即将其废除。六官制度的一些创造,对隋唐官制有一定影响,但是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还是西魏大统十二年改革以后的制度。

历史时期晋西北地区人类活动与农牧变迁研究

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考证 ,探讨了从西晋至北魏时期晋西北地区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迁。认为 :(1)西晋初年到北魏初年 (AD2 6 6～ 398)的 132年间 ,本区是纯游牧区 ,土地载畜量严重超载。尤其是三国至西晋初以及十六国时期 ,本区载畜量严重超载 ,分别超载为 3～ 4倍和 5倍。 (2 )晋西北以至整个黄河中游生态环境的恶化 ,应始于历史时期之初 ,而不能完全归咎于明。

“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

史载"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其时选举制度依旧注重门第与官分清浊的一面。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关陇士族和当朝勋贵的仕宦特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时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就是在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官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西魏、北周的清浊观念也十分显著。"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选官制度与职官制度的实情。

论魏晋南北朝食盐产地

魏晋南北朝有食盐产地82处。其中,海盐产地19处、池盐产地26处、井盐产地28处、土盐产地3处、石盐产地6处。与秦汉时期相比,增加了27处。在长达360余年的时间里,这个变化难以称道。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盐产地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其中变化较大的是井盐产地明显增加,而且出现了6处石盐产地。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原因:(一)分裂割据严重影响了盐业生产;(二)西南地区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有利于盐业生产的发展;(三)西域地区社会发展促进了食盐资源的开发。总之,这个时期食盐产地的发展主要是西部地区。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这个时期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汉唐间白马骑射风习之南渐

在西汉以前,白马骑射是北方边疆民族作战的特色,而中原社会主要以刑杀会盟的方式在战争中利用白马。经过两汉间一百多年的发展,东汉末年,边疆以及内地汉人开始以白马骑射的方式进行征战。魏晋南北朝分裂期,北方民族南下,白马骑射风习继续向南扩散,至隋唐而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