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通字顺的西周康王之诰命——大盂鼎铭文新释

大盂鼎铭是西周早期唯一接近三百字的完整长篇铭文,内容丰富,堪比《尚书》中的一篇周诰。周诰佶屈聱牙,向来难读。大盂鼎的文字释读问题基本上解决,铭文虽然大致可通,但其中有多处依旧不顺,学者多有争议。本文着眼全篇,从用字、构词、句法、仪节等不同角度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已有观点进行审视取舍,提出己见,疏通全篇。文中区分了铭文中“在”与“才”古今用字的不同,补证“在”读为“载”与“士”;与小盂鼎仪节互证,确定了“妹辰有大服”的含义;从全篇着眼,读“二三正”为“二三政”,等等。重新释读的大盂鼎铭文文通字顺,略无佶屈聱牙之弊。传世周诰比西周金文难读的主要原因是传抄讹误,随着出土文献材料的增多,彼此相证,有望让西周文献逐渐回归文通字顺。

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

西周时期,今南阳地区内分布有不同类别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然而,迄今尚未见有对此进行探讨的专文。将文献记载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并相互参验,对西周时期今南阳境内众多的国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发现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有楚国、申国、谢国、吕国、蓼国、唐国、鄀国、鄂国、养国等。

论西周宗法制度中的限度与调适

宗法制度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制度,它在很多方面形塑着西周社会,既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有消极的影响。宗法制虽然在西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核心嫡长子继承制却有着与生俱来的限度,即该制度排斥后天人力、个人情感、选贤任能,完全按照先天自然来决定继承者。正因为宗法制的限度,西周现实生活中对宗法制调适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或无奈地主动调适;二是蓄意地违背制度和武力破坏;三是遵守宗法制前提下小宗对大宗的超越。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西周宗法制度的阻碍力远远大于促进力,但当时人的调适行为也为社会流动留下了空间。

“内国”与“外土”:周代铜器铭文所见的两个疆域概念

周代铜器录卣铭中的“内国”及戎生钟铭中的“外土”构成了一对在内涵上密切相关的疆域概念。这两个概念有特定内涵,“内国”意为“内域”,在铭文中指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这一地区自夏代至两周一直是早期王朝的核心疆域。“外土”为周王朝领土的外层区域,其地存在着大量的土著族群。不过作为周王朝能够有效管辖的区域,该区仍属周王朝之疆域。“内国”与“外土”作为一对疆域概念,反映了周王朝疆域形态及疆域治理均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内国”是王朝疆域的内层,由王廷所任命的内服职官加以治理。“外土”则是王朝疆域的外层,周王朝于此广设侯、伯贵族以治理土著族群并威慑在其之外的敌对势力。至于“外土”之外的区域,亦可能受到周人的军事打击,但周王朝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其地已非周之疆域。

西周朝服制度研究

自周公制礼作乐起,中国古代文明全面进入礼制时代,冠服制度成为礼制物化的重要形式。西周朝服为《周礼》所载,与冕服相比,朝服兼具更多的行政功能和部分礼制功能。西周朝服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冠服制度都有深远影响,但其在制度构建理念、服饰应用上与后世不同,这是由西周独特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符号学视域下西周凤鸟纹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引入符号学概念对西周凤鸟纹与文创产品设计之间的符号联系与意义进行探究,提高文创产品的文化属性的同时,也拓宽了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播路径。从符号学理论的语构、语义、语用3个方面切入,分析凤鸟纹在不断演变中始终保留的本体纹样形制,运用打散、简化、重构等艺术手法,对其形符和意符进行概括,最后通过图形推演完成产品设计。为中国传统元素的活化提供了拓展性思路,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植入提高了国风文创产品的个性和品质。通过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设计理论融合,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媒介中活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创产品提供新的设计思路。

襄阳楚史的成长期

襄阳楚史分为楚族形成、成长、强盛、衰落和涅槃五个时期。成长期上承楚族形成期,下讫强盛期。其上限为西周初的熊绎,下限至春秋初的熊眴,大约286年的历史。成长期的楚国面对西周处在劣势中,周强楚弱,楚只有在困顿中前行,砥砺中奋进,其发展脉状大致上为:起—落—起—落—起。

西周时期殷遗民在采邑生存情况探究——以贾里村遗址为例

贾里村遗址与殷遗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对贾里村遗址的研究可以揭示商代晚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状况,进而推测殷商的衰落过程和殷遗民的命运,对了解殷商的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贾里村遗址这一具有晚商文化因素的西周遗存以及其他殷遗民遗存,来探究西周时期殷遗民在采邑中的生存情况。

个性探索与争鸣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态--以华岗与郭沫若的学术分歧和互动为例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间的论辩与互动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性。郭沫若与华岗的学术互动承“社会史大论战”余绪,围绕生产工具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西周社会性质及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展开。华岗着力批判唯心论,郭沫若则在《历史人物》中对唯心论进行“再阐释”予以回应。郭沫若因华岗的批评而改易旧著篇目,但在《历史人物》中增入旧文《屈原研究》以示坚持“西周奴隶说”。华岗以郭为目标,批评其将鲁迅类比孔子、韩愈及庄子,但未获郭直接回应。两人间互动依托具体学术问题展开,尖锐的论争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活跃争鸣氛围的生动写照。

新出隋《施睿墓志》考

2021年,隋《施睿墓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樱花广场基建工地内。志主施睿为南北朝时期北迁之南士。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南人北迁,其自身的文化优势得以在关中地区迅速发挥出来,填补了关陇地区的文化缺失。

说散氏盘中的“鞭”字及我国早期的鞭刑

散氏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盘铭记载了“夨”国、“散”国二小国土地纠纷之事,铭文中有一字作“■”形,学者对此字释读不一,本文结合其他相关字形及铭文内容,认为此字当以“鞭”字为是。该字形上面为俯身“人”形,下面是人手执鞭之状,中间以一竖形笔画和人形相连。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早期,执行鞭刑时,犯人是俯身在地,并不是站着或跪着的。

从食膰到赐胙:周代赐胙礼的演进及其历史背景

赐胙礼作为一种天子赠与诸侯祭肉的仪式,源于天子与诸侯分享祭肉的礼仪。天亡簋铭文显示,周武王时期已经出现了诸侯参与助祭和分食祭肉的仪式,这种仪式为后来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展成为一种常规的礼制——食膰礼。赐胙礼则是在王权走向衰弱而诸侯走向崛起的特殊政治环境中,由食膰礼发展而来的一种变体。赐胙礼表现为周天子将祭肉赐予强大的诸侯,在表彰诸侯功业的同时,换取诸侯的政治支持。赐胙礼对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一定的维系作用,同时象征了政治天命由天子向诸侯的让渡。随着周王朝政治体系的崩溃,赐胙礼也走向消亡。

补说西周金文句首“■”字用法——兼与朱其智、朱学斌二位先生商榷

西周金文句首的“■”字,朱其智、朱学斌二位先生有文章辨析前人的观点并提出了新说,认为“■”当读为提起连词“且”。但二位先生对前人杨树达“叹词说”的反驳证据性并不强,难成定论。根据与西周金文时代相近的现存今文《尚书》辞例来看,读“■”为“且”也不可信;又据《尚书》以“嗟”或“咨”等开头的常见句式,能够反证杨树达“叹词说”是正确的。此外,“句首”之“句”的定义当为具有完整句意的句子,而非分句。朱文所引用之10例金文铭文,并非都是严格的句首“■”字之句式。

西周文学制度与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之生成

在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周公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建构不自觉地促生了西周的文学制度。西周文学制度肇基于礼乐,孕育了独特的文学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具体表现为:礼乐书写制度彰显指向现实的精神向度,教化主题促生趋向温婉中和的审美取向,农业经验涵养深厚的历史理性精神,礼乐文献承载形成体例独特的文学表达。西周文学制度依“礼”“教”“经”“体”之制度四维建构了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场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后世的发展走向。

山东无棣县发现晚商至西周早期煮盐遗存

近年来,位于古黄河及其支流入海处的无棣境内发现了一批商周、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址群,邓王东北、傅山子一带规模较大的晚商至西周时期盐业遗址群为首次发现。这些盐业遗址群规模较大,成群分布,时代从殷墟各时期至西周早期,均与相邻地区沾化以及莱州湾南岸近同。调查和钻探发现了地下卤水坑井,面积较大的盐灶,煮盐后形成的草木灰、红烧土、盔形器碎片堆积,以及各类坑池堆积,其规模、结构和布局与莱州湾南岸同时期盐业遗址相同,说明其制盐工艺流程是一致的。

青铜兵器研究现状综论——兼评《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

青铜兵器研究在铭文及器物形制的考较,国别、断代、官制等古史问题研究,以及铭辞格式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全面梳理青铜兵器的研究现状,指出当前青铜兵器研究存在缺乏均衡性以及研究角度相对不足等问题,兼评青铜兵器研究的力作——《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

西周凤鸟纹饰在文创产品中的创新设计与应用

文章以文创产品与西周凤鸟纹样相结合为目的,通过分析西周凤鸟纹饰的文化特征和艺术风格,揭示西周凤鸟纹饰的文化地位,同时展现其在青铜器艺术中的独特之处,为西周凤鸟纹饰创新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夏、商、西周时期的忠观念——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二

经过炎黄到尧舜禹时期的嬗变,源于尚中习俗的忠意识得到不断发展,并在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际发展成为忠观念。夏、商、西周时期是忠观念的发展演进期。受三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忠观念在夏、商、西周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和特质。夏代文化的特点是“尊命”,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朴忠的特质;商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神”,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敬忠的特质;西周文化的特点是“尊礼”,忠观念也成为支撑礼乐制度的重要价值观念而日益走向成熟,不断向践行主体明晰、责任义务明确的道德规范演进,并最终在东周时期发展成忠德这一德目。

西周时期的阶层外婚与阶层流动

阶层外婚指来自不同阶层的男女之间的婚姻。西周时期的绝大多数婚姻是阶层内婚,但也存在少量阶层外婚。后者包括丈夫地位高于妻子和妻子地位高于丈夫两种情况。在这些阶层外婚中,夫妻双方精诚合作、共同拼搏是实现进一步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地位高的一方会有意无意、偶然必然地提带另一方,使后者地位提升。当时有些女子因婚姻使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一些男子通过婚姻使自己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西周“明德慎罚”新证

一直以来,学术界多数学者将西周“明德慎罚”界定为“崇尚道德,慎用刑罚”,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为定论。近年来,少数学者开始对这一主流观点予以质疑。大量的周代出土金文为揭示“明德慎罚”的内涵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出土金文和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对周王而言,“明德”就是彰显上帝对文王、武王的赏赐,进而激励后代周王做出与文王、武王相同的政治行为;对于西周贵族而言,“明德”就是彰显周王对贵族先祖的赏赐,并激励贵族做出与先祖相同的政治作为。“明德”并没有“崇尚道德”之意。“慎罚”是“慎中厥罚”之缩语,其含义就是小心使刑罚符合“中”的要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没有“慎用刑罚”之意。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明德慎罚”的含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到春秋至战国时期,“明德慎罚”才开始具有“崇尚道德,慎用刑罚”之意。“明德慎罚”含义的演变为汉代“德主刑辅”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源,对后世两千多年的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