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春秋语言演变探略

语言演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时“礼坏乐崩”,官府之学走向民间导致了春秋雅言取代商周古文的汉语语体第一次变革。《今文尚书》中不少词语是商周古文,春秋后罕用,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从中或多或少可见商周与春秋后汉语的演变。

“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

对《春秋》所载历日干支的深入分析，可证明鲁国历法系为阴阳合历，大、小月相间，大月３０日、小月２９日。由特定的周期来安排连大月，所用朔望月长度约为２９．５３１日。约鲁僖公五年（公元前６５６年）前多建五，确非建五的年份占６％；后多建子，确非建子的年份占１０％。置闰的方法尚不规范，而约在鲁定公七年（公元前５０３年）后， １９年７闰法已见端倪。在满足若干明确的与隐含的基本条件、并引进若干合理设定后，给出了鲁国历谱。春秋各诸侯国的历法与鲁国历法大同小异，在建正问题上各行其是。春秋历法是西周历法的延续与发展。西周历法有过一次从以 为月首到以朔为月首的重大变革，其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８００年。

天命信仰嬗变视野中的孔子天命思想

在西周天命思想中,"天人互动"的核心理论是:天帝具有"惩恶扬善"的属性;人依据自身善恶邀天福、避天祸。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社会现实与上天"惩恶扬善"理论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从而导致传统天命信仰嬗变。孔子以此为契机,创造性地阐释了上天对个体命运与社会秩序的主宰,转化了由上天主宰人世祸福的内涵,重构了与传统天命思想既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天命学说,以适应时代的理论需求。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当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时王活动以及国家大事;还常有大事系"年"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具有选择一件大事作为某年标志的历史意识。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周时的人们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记住那些发生了历史大事及其相应年岁的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由此可见《春秋》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但西周还未出现有体系的史书。我国重视历史事件时间要素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

作为孔子一生事业之象征,《春秋经》产生于华夏古典文明第一次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体例与形式、取材与内容、大义与微言等方面观照,这部以编年史形式出现的儒学经典,与现代学科系统中的文化史,有诸多相通之处。《春秋》一书于后世之历史影响,是这部经典之作精神文化价值的深切体现。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的现代诠释,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的撰写,亦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论春秋初期周王室对诸侯国的赏赐政策

春秋初年,周惠王和周襄王先后对帮助王室平叛的诸侯国进行赏赐。由于受周王室和诸侯国政治关系的制约,周天子的赏赐政策呈现出抑强扶弱和重同(姓)疏异的特征。赏赐政策的变化其实质是王室对诸侯控制政策的变化,它反映了春秋初期王权和地方两种政治势力在抑制与反抑制的斗争中王权衰微、地方势力坐大的历史事实。

湖北省巴东县龙王庙遗址发掘简报

巴东县龙王庙是巫峡口的一处临江台地遗址,发掘共分三个点.其中两个点发现遗迹遗物,一个点在江边沙地,T1312中出土400余件商周时期石器;另一点在台地上,第7层有少量春秋遗物,可辨器形有盆、罐、釜、豆、鼎、鬲、甗等,4～6层揭示了清代中后期龙王庙址的多种遗迹现象,有房基、暗沟、柱洞、石板路等.

周代庙制异议

《礼记》、《公羊传》、《穀梁传》所载周代庙制的内容不一,多所抵牾,概括其要点,则为四级(或五级)庙数和毁庙规则。考察《左传》,可知春秋庙制的特点是:庙数分为二级,天子、诸侯是一祖一庙,大夫则诸祖共一庙;无毁庙制度。古今学者多认为春秋无毁庙的"现象"异于西周庙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当毁未毁说、合理变更说、昭穆计数说和变例说。联系周代宗法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政治需要和经济因素考察,可以判断春秋庙制是对西周庙制的继承而不是违背,周代庙制存在于适合其生长的文化沃壤中。

试论东周王城的营建

东周王城是东周王朝的国都。对于其地望及始建年代,虽曾经颇多争议,但20世纪50年代在涧河两岸发现的东周城址,从考古发现情况整合文献资料,两者可以相互印证,故学界一般认为其即文献记载的王城。从考古发现来看,东周王城在春秋和战国这两个阶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营建,春秋时期建有宫城及其内的宫殿,还有规划有序的春秋王陵区及其他文化遗存。战国时期始建郭城,宫城则一分为二,西为宫城,东为仓城。在郭城南瞿家屯一带发现有战国晚期的成组夯土建筑群基址;在郭城北部发现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包括西周君陵区在内的大量墓葬。东周王城的营建过程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西周农作物的种收时节与五行学说

在西周前期,农作物都是春种秋收。到西周中后期,冬小麦秋种夏收,北方农业由此跨入轮作而两熟的新阶段。为了适应二元化的种收时序,周王室在农政管理方面进行了两项创新,一是以十月朔日为岁始,属于历制上的调整;二是以五行学说解释农作物种收的不同时序,属于理论上的构建。五行学说认为,每年农作物种收的五个关键时节相互接替更换,形成了相生相克的有机整体;天地自然相生相克的性能,推动了岁时运行的循环往复。这种学说可从田间农事上得到验证,广受世人信服,成为论事说理的依据。战国时又用"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代王朝的循环更替。

王阳明《春秋》学管窥

尽管王阳明很少论及《春秋》,但根据少量的文献,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对《春秋》的基本看法。首先,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春秋》学也打上了浓厚的心学色彩,从而视《春秋》为"正人心"之书;其次,在对《春秋》性质之认识上,阳明一方面视《春秋》为"史",但又不否认其之为"经",进而主张"五经亦史",从而表现出一种亦经亦史的《春秋》观;再次,王阳明在其《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中,在义理与考据两方面专门针对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说提出批评,这是王阳明留存唯一完整的一篇《春秋》学论文,弥足珍贵。虽然从整个《春秋》学史上看,阳明所代表的《春秋》观,作为宋明《春秋》学之绪余,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不论是阳明整体学术而论,还是就《春秋》学史而论,述阳明之《春秋》学,多少有拾遗补阙的意义。

文化变迁与“鸱鸮”意象的生成及演化——以《鸱鸮》《瞻卬》《墓门》《旄丘》《泮水》为中心

西周春秋时期“鸱鸮”意象群生成过程中,创作运思由“内化”向“意化”浅层结构模式的转变,文本叙述由“言”向“意”表层结构模式的转化,实际上就是这一特定物象及其相关事象不断功能抽象化与象征符号化的演进历程。就创作客体而言,主要是社会政治制度演进与政治生态演化,促使深层结构模式中的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发生变迁。就创作主体而论,生发于创作主体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对客观物象或事象的反思性判断,进而寻找物象或事象与心象之间的共通性,通过移情与涵养的审美心理机制将物象情感化,致使物象或事象超越了具体时空、暂时经验、个体体验,获得了类属化、本质化、哲理化的新能指,从而具有了公共性和普遍性特质。

“后周鲁时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

藉由以历史学、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以及所谓“观念史/概念史”等各种研究途径之互相参照,笔者试图综合探讨《荀子》和《吕氏春秋》政治哲学的撰写目的和思想内容,并藉此期盼阐明《荀》《吕》两书对于战国时局的历史上之固有的思想意义。《荀》《吕》之出现的历史背景,即公元前256年发生的周、鲁两国之灭亡而由此出现的“后周鲁时代”,以如上历史背景为主要契机而诞生的《荀》《吕》政治哲学之共同目标应该在于构想能够治理全天下之人民的国家之建立。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荀》《吕》政治哲学的主要异同。

楚国控制鄂东铜矿时间考

鄂东铜矿是指位于长江中游的大冶-九江地区的古铜矿。西周中晚期楚国未涉足鄂东铜矿。按文献记载:早期的楚国几代国王虽然励精图治,但其国力依然弱小,无力染指鄂东铜矿;同时,考古发现表明:西周中晚期鄂东铜矿的主人是古越人。《史记》记载的熊渠所伐之"鄂"应为南阳盆地的"西鄂"。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表明楚国控制鄂东铜矿的时间应该是春秋中期楚成王熊恽东下淮夷之后。

西周金文字频特点成因初探

文章立足于西周金文字频研究的既有成果,分别统计了西周、春秋金文的字频,并完成了对其分布状况的断代分析。以此为基础,进行西周字频高低端集中的原因分析:字频高端集中与铭文程式、嘏辞、义项数量及是否记录基本词等因素相关,而其中以涉及青铜器铭文文献特点者为主导因素;低端集中首先与专名类用法字相联系,此外,又与文献用字数量的限制和文献内容对文字单位的选择性限制,乃至相关字的特定断代用法相联系。

春秋时期谥法行用考——以周王及鲁、齐等八诸侯国之国君为考察中心

谥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法制度,至春秋时期逐渐制度化。周天子及诸侯国君所上谥号有美谥、恶谥与平谥等三种类型,且以一字为常。尽管谥号"累生时之行而谥之",但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谥法行用仍大量名不符实,所上谥号美化色彩浓厚,且符合程度诸侯国间并不均等,鲁、晋较高,而楚、齐、郑较低。究其原因,既有规定不严格、各国标准不同等因素,又有着个人感情偏向,后继者有意地隐恶溢美,或人为抹黑而故意给予恶谥。

周大夫凡伯《瞻卬》创作时世考论

从诗歌文本入手，通过对诗歌所描写的亡国之象、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哲夫”与“哲妇”为周幽王及其宠妃 褒姒及周幽王友戎狄、仇诸侯等问题的分析，并以《瞻卬》与《召旻》两诗所反映 的社会现实不同为佐证，详细论证了《瞻卬》一诗的具体创作年代为骊山之难、西周覆灭后 ，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前，即周平王元年（前７７０年）顷；而《板》与《召旻》才是周幽王九年（ 前７７３年）至十一年（前７７１年）之间的作品。

论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与西周官学传统

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干的西周官学传统,是孕育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文化母胎,是诸子立说时必须面对的"传统文化"。诸子对待西周官学传统的态度表面上差别甚大:儒家以"述而不作"自许,坚决捍卫;墨家则更造传统,意存取消;道家的态度,在疏离中有兼容;法家则着眼现实,摒弃传统。诸子时代的历史,是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清除旧传统、塑造新传统的历史。但法家力图割裂新、旧传统的主张,却在新传统基本缔造成形之后遭到摒弃。诸子时代结束后,西周官学传统被塑造为思想权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反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汉代学者对西周官学传统与汉文化之间关系的确认。

从《诗经》看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诚信”道德状况

《诗经》用大量的篇幅揭露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的状况。其主要表现在"五伦"关系的失序、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诸侯国之间的背信弃义等方面。同时,《诗经》还揭露了造成这些状况的某些原因,对于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