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法立宪主义之分野与融合

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是对如何协调个体与整体(人和国家)之间冲突关系的回答,立宪主义对协调两者的关系有其特别的回答。近代立宪主义形成的前提为文艺复兴后个体主义政治哲学的诞生,而18世纪英法两国立宪主义的分野及其在19世纪的融合,塑造了近代立宪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要素。

《魏玛宪法》溯源

关于《魏玛宪法》的来源,学术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强调德国文化和传统的作用,有的学者则强调外来因素的作用等。探讨《魏玛宪法》的渊源,应该结合魏玛共和国和《魏玛宪法》产生的背景,《魏玛宪法》实际上是德意志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宪政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

修宪后宪法监督若干问题探讨

2018年宪法修改,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条文中,明确了1982年宪法中的党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宪法监督的体制。为科学认识和更好开展宪法监督,有必要将宪法监督与批判西方宪政联系起来,将西方宪政与我国宪法相冲突的东西找出来,正本清源。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作为宪法监督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以对作为政治主体的党中央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宪法监督。同时,宪法监督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监督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是否服从党的领导,但如何对这种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苏联宪法学研究模式转向对西方宪法学的引进与介绍,并对近代中国宪法和宪法学也进行了反思。宪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走向多元化,研究内容得以扩充,对公民权利、人大制度、政党制度、修宪问题等研究走向深化,宪法学的实践价值有所提高。同时,当前的宪法学也存在一些诸如“本土化”研究不足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建设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注重宪法学实际社会价值的发挥,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宪法学界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自然法理念与西方立宪主义

自然法理念,作为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为源远流长的意识形式与思想方法,在最为重要的方面孕育和催生了近代西方的立宪主义,因此在宪法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然法在柏拉图那里带有古代专制主义的倾向,亚里士多德可以用自然法来论证奴隶制的正当性,西塞罗则依据自然法宣称普遍的人人平等,阿奎那的神学自然法被当作教会进行其与世俗权力斗争的工具,霍布斯依据自然法来为专制王权辩护,而洛克之反对专制、崇尚自然权利与自由也是以自然法为犀利武器的。文章试图以自然法的历史发展为脉络,阐述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变迁,以及对近代西方立宪主义的影响。

传统民本政治的近代转型——探析以“权能分职”为枢纽的五权宪制方案

民本思想在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具有基理性地位,因为它根本性地反映了古代中国政制中政治精英—社会大众的权责利害关系,其中蕴含的道德责任追求、统治经验智慧与革命合法性体现出这一对关系的复杂。孙中山发扬民本思想中的“革命权”,在其暮年又设计出以“权能分职”为枢纽的五权宪制国家权力结构方案,如此重构了这一对传统政治关系,其意义在于实现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改造政治精英—社会大众的不对等法权,发挥政治精英主导的国家治理的传统优势,完成对传统民本政治的宪制转化。另外,从政治精英—社会大众的关系来看,五权宪制方案区别于西方式的政府—民众、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特点,显示出政治精英主导下的上下一体共赴国事的立宪精神。所以,这一方案实际上激活了传统并对西方近代宪制话语进行了突破,这主要表现在“权能分职”与“分权制衡”背后的权职分工与权力分制、“万能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区别以及对平等自由价值的不同诠释上,这也使得该方案成为在传统中国近代转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西政治对话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