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视角下的“西学东渐”问题——评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书,以阅读史视野展开对“西学东渐”这一近代思想变迁问题的研究。阅读史研究侧重读者和书籍关系、读者的阅读实践和书籍在阅读过程中的意义重建等向度,为探究近代知识生成和思想流变构建了具体的历史场景。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研究,对分析士人心态、重塑近代历史人物形象、探析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晚清士人的阅读史,可以超越既存历史认知,探知历史本来面目,在时代变迁的潮流中寻绎历史的意义。通过阅读潘光哲著作,既可从阅读史研究视野窥探晚清士人思想变迁之路径,亦可体悟文献研究之方法,更能从著者征引的史料和注释出发,见微知著。

东学西渐与东化——为《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

青岛大学《东方论坛》准备开设一个新的栏目“东学西渐” ,我觉得这个栏目开得好 ,开得适逢其时。我愿意写一篇文章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一向特别重视文化交流问题 ,既主张拿来主义 ,也主张送去主义 ,对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 ,我的基本观点是“拿来”与“送去”。就目前来说 ,我们对西方文化和外国文化 ,当然要重视“拿来”。但我们不能只讲西化 ,不讲“东化”。“东化”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根据历史事实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东学西渐”从未中断过 ,我认为 2 1世纪应该是“东化”的世纪 ,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以东方文化为主导 ,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 ,从而把人类文化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我希望这个栏目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 ,希望把这个栏目办好 。

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成书及其背景

明末清初西学传入中国,为达到引进之目的,出现了比较中西学术的各种说法。《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这篇由康熙帝亲自撰写的历算短文,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观念。本文依据中西文献,特别是宫廷学者之文集,对该文写作背景、动机以及反响作深入之探讨,确定该文完成于1703年。并指出正是由于康熙的宣讲,使"西学中源"说从庙堂之说成为文人的谈资,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诸多文人的迎合响应以及转述,使此说成为影响清初学界的重要论说,对康熙时代乃至后来的历算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大国建设:理论渊源、时代意蕴与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大国建设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宣言,并上升至国家意志和治国方略。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大国建设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要站在新时代大背景下准确把握其重要意义、内涵意蕴、逻辑关系、目标任务。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大国重在建设,关键在党。要以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为动力引擎,在崇尚学习理念上树新典范,在创新学习方式上引新潮流,在完善学习制度上建新机制,引领和推动全民学习、全社会学习、大国学习,真正使学习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与行为习惯,融入党和国家的血脉肌体。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反应·对应·回应——现代儒家对“西学东渐”之态度

现代儒家的思想,可以分为三期:近代儒学(晚清)、现代儒学(狭义)、当代儒学。他们对"西学东渐"之态度也分为三个递进的阶段:从形下的反应性的吸纳,到形上的对应性的比照,乃至于全面的回应性的融通。其间,他们不仅从未丧失过自己的中国文化主体性,而且最终进入了对于这种主体性的渊源性思想视域的追溯,即是在当下共在的生活情感的渊源上重建儒学,以解决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清代的翻译会通思想

清代翻译会通思想在多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会通领域由天文历算、科技翻译到制度译介;会通手段由合译、广译、转译到独译;会通方式由"入吾学之型范"、以中会西到中西互相会通;会通目的由超胜到寻求富强,再到维新救亡;会通心理由"中学西源"到"中体西用",再到"体用不二"。

论戴震与西学

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他从徽州乡野来到京师后,以素衣秀才的身份在很短时间内就"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其学术何以迅速得到认同,是当今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文章通过梅文鼎、梅瑴成、江永、戴震等对待西学问题的考察,说明戴震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学"替换"西学"的特有方式,使人耳目一新。其学术地位的迅速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的学术变革时期,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心态有关,由此也凸显了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应对。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

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儒学复兴的条件是新的思想文化资源,途径是回归、开发原典。在近代中国,构成人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儒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儒学的当代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的关系很值得思考。因此,学习西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西学充分中国化"的途径,将是儒学复兴的根本任务之一。儒学复兴需要资源———充分中国化的西学。儒学复兴的途径还应该是"回归原典"。"回归"就是透过对这些原典的新诠释,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畴人传》及其续编“西洋附”初探

《畴人传》及其续编"西洋附"整理、收录了明清时期所介绍的西方天文学家及数学家的传记.在梳理各编"西洋附"内容的基础上,比较了其中的编撰特点与得失,分析了编撰思想的变化,揭示出受19世纪50年代以来新译著的影响,《三编》、《四编》对西方科技的认识态度依然发生了些许转变.

天旋、岁差与中西之争——清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明清之际西方岁差的"恒星东移"解释传入中国,引爆了激烈的中西论争。梅文鼎通过对历算史的重构将"恒星东移"纳入中法范式,但分歧并未就此消弭。安清翘通过解构西学、回归中学,将"恒星东移"从中学体系剔除出去,同时对"西学中源说"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令人深思的是,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是以默认西学优于中学为隐含前提,安清翘批评"西学中源说"则以否定西学优于中学为预设基础,立论虽然不同,但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即发扬传统以求超胜!就中学的维护和弘扬而言,"西学中源"的解构者安清翘甚至比倡导者梅文鼎更坚决、更彻底。岁差与中西之争的表象之下,隐含着当时受到西学影响而升华的中国传统天旋模式之争这一深刻背景。三者复杂纠缠、整体联动,刻画出有清一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清晰而重要的线索。

《六合丛谈》中的近代科学知识及其在清末的影响

《六合丛谈》(1857年1月至1858年6月)由伟烈亚力编辑,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是一个兼具知识性和新闻性的刊物。它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它传播了近代科学的观念,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科学知识;其中《西国天学源流》一书,是针对清代流行的“西学中源”说而翻译的,对于近代天文学在清末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六合丛谈》反映了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利用科学知识辅助传教的努力,其中传布的近代科学观念是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论江永与西学

在清代数学和天文学史上,关于江永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其贡献,历来颇有争议。及身而至的便有梅瑴成的不满、钱大昕的批评,其后更有钱熙祚的指责、钱宝琮的肯定。综观后人评说,大半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而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其中,"三钱"对江永的评判,就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文章通过江永《翼梅》对梅文鼎学术的批评与总结,借以纠正人们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进而发掘出江氏在清代天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由此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激发《西方经济学》课堂学习兴趣的思考

《西方经济学》教学任务重、学习难度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保持课上注意力持续高度集中,是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学实践中主要从4个方面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实施分级教学,优化教学内容安排;选择符合教学目标的好教材;充分备课,吃透教学内容,提出能够引发学生思考的问题;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讲好课。

朱彝尊对西洋传教士及其书籍的看法——康熙朝文人阅读史个案探析

朱彝尊是清代康熙年间以博学著称的学者,他对西洋传教士持排斥态度,这与其曾祖朱国祚对利玛窦的态度有关。朱彝尊赞许当时中国学者有关天文历算的著述,却对来自西洋传教士的天文历算学说提出批评。从阅读史的视角来考察,朱彝尊所谓博学,特指其在传统经史方面的成就。康熙皇帝的阅读倾向对士人有引导作用。

揭暄《璇玑遗述》成书及流传考略

明清之际,以亚里斯多德学说为基础的西方自然哲学经由欧洲传教士输入中国,对当时及之后的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揭暄的《璇玑遗述》就是这种影响的绝佳例证之一。文章综合相关文献,结合时代背景,对此书的撰写缘由及流传情况作了详细考察,并对各个版本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璇玑遗述》的成书和流传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有清一代思潮之变迁。

从东西文化成因对比看中朝现代化的起步

自然环境对于文化起源的意义,在于文化的发生机制是自然环境的挑战与人的应战,这是进一步考察东西方文化如何在同自然环境的“挑战——应战”中生长、发展起来,并走向不同道路的根本所在。古代中朝儒家文化圈国家属农业文明,在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相遇后,明显暴露了自己的极端不适应,阻碍了中朝现代化的起步。

论晚清诸子学研究中“以西释子”的学术特色

在晚清诸子学研究中,由于西学的广泛传播、"西学中源"说的再次兴起和研究方法的内在需要,出现了"以西释子"的学术特色。其发展在晚清大致经历了从通过西学对诸子的再注解来发掘诸子中的自然科技,到阐发诸子中的现代价值观念两个阶段,出现了一系列"以西释子"的学术专著。由于这一学术特色的出现,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推动了西学的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促进了儒学独尊地位的瓦解。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 ,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 ,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 ,在考据学方面 ,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 ,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 ,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 ,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 ,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