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立法者难题及其中国解决方案

卢梭认为,立法者承担着塑造政治生活方式和塑造人民的职能,其行动原理是公意。不过,卢梭在其政治理论中引入独立的立法者,却产生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民和立法者关系的统一。立法者不是人民本身,如何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正是人民自己想要的法律或者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就是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卢梭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中国的立法实践从实质上初步解决了卢梭的立法者难题,既能保证人民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又能保证人民制定的法律符合公意。

培根法律思想初探

培根对普通法的系统化作了有益的尝试,还为普通法提供了归纳推理的方法,使普通法终于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且,培根将这种源自法律的基本方法推而广之,应用于科学研究,这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培根的立法、司法思想笃厚,在法律职业方面也有自己独到见解。

法家与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机制与价值分析

法家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各具特色,这与他们各自的哲学背景有密切的关系。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以法治国"的主张为中国古代中央制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西方近代行政组织管理理论中的官僚制的行政组织理论在西方行政组织管理思想上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法家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不断比较、影响和融合。从各自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的比较分析中考察其各自的特点及二者融合发展的趋势,并借此找出对我国管理思想和实践有所启发之处,有助于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现代管理之路。

自然法学说中“正义”观念的历史变迁

]“正义”始终是西方自然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本文从自然法发展的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历史时期中 ,找寻蕴藏其中的正义观念及其理论思维方式 ,提出自然法的正义观在历史中走过了自然本体、自然本体之异化的上帝本体、社会本体和程序本体四个不同阶段 ,并分析说明 ,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可以从这种历史变迁中汲取什么。

论清末法制变革的脱中入西倾向与西学影响

中国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由表及里的过程。作为政治体制重要构成的法律制度 ,同步经历了被动接受西方法学思想 ,到最终对西方法律体系的认知。这种由封建宗法法律制度向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转变 ,虽然有其残酷和痛苦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其进步的一面 ,这就是西学东渐、东西法律文化冲撞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传承 2 0 0 0余年的中华法系到清末已近解体 ,封闭的、内国法为主的中国法律制度走上了近代法制的道路。

公民法治意识生成:学理阐释及其现实启示

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生成是推进全民守法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吸收世界先进法治文明成果。纵观西方法律思想史,柏拉图、霍布斯、边沁、富勒、哈特、埃利希等思想家对公民法治意识生成过程与条件都曾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构建的教育训练与示范指引、个体社会化、互惠的匿名合作关系、法的内在观点、避苦求乐及认同理论等理论对新时代中国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生成、推动全民守法工作高质量提升、夯实法治中国建设文化基础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根基与灵魂——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战略意义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多种多样,但无论在哪种环境中,法治都是政治体制稳定、治理体系完善、社会秩序稳定的根本保障,是应对复杂性日益提升的现代大规模人群社会的有效方式。因此,尊重和施行法治,是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结晶,是当今世界文明国家的基本共识。

论郭嵩焘的维新变法思想

晚清道咸同光之际,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入侵后,"天朝帝国"的迷梦被打破,由闭关自守变为被动开放,开启了中西方文明由冲突对撞到吸收融合的艰难历程。郭嵩焘通过比较中西方制度及其背后精神的不同,认识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优于清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国不能继续在封建专制的老路上因循苟且,进而批评洋务派所主张的"中体西用"论是本末倒置;批评李鸿章等所主张的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等经济政策违背经济规律,难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明确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富民强国"的经济改革主张;在封建庙堂之上,呼吁中国走向世界,倡导全面学习西方的立国之法,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维新变法思想的先驱。

《卡斯特桥市长》中的法律思想变迁

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对小说《卡斯特桥市长》进行分析,对其中隐含的罗马自然法、中世纪神法和近代法治思想进行阐释。古代罗马自然法思想曾是卡斯特桥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早已被遗忘;亨查德的命运沉浮体现了中世纪神法观点对人们的影响;而伐弗雷的成功则代表了法制思想在现代的发展。小说中哈代将进化论和西方法律思想的演变结合在一起,揭示了西方法律思想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及其对哈代所在时代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中国法律思想的近代转型与启示

法律思想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复杂多样性。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铸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极少受到外部的影响和冲击,具有一种“超稳定结构”的性质。鸦片战争以后,伴随近代社会转型,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统法律思想开始了艰难的、较长时期的转型,开启了中国法律与其他国家法律的对接,为当下的现代化法治建设留下了诸多有益启示:对外开放的时代环境为中国法律思想的近代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法律移植必须与本国的实情相适应;法律著作译介中的中西法律对接问题。

走向主体自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主要围绕《西方法治思想精义》的学术贡献展开

西方法律思想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关键在于采用何种立场、思维和方法来定位和认识西方法律思想。《西方法治思想精义》以我国法治建设经验及法治秩序思考作为隐含着的逻辑起点,系统地对西方法律思想中法治正当性、法治目标、立法及守法进行了经典论述。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是关于西方法律思想知识的整理分析,要洞见背后从知识立场向法治立场转换的逻辑,意识到对法治秩序的探讨应该采用普遍性、开放式思维的内在规定性。“思想、制度、实践”三位一体的写作进路也能够增强可阅读性,有利于法治思想的传播。

西汉初期黄老思想的法制实践

西汉初期的六十余年,以黄老思想治国。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文武并用、德刑兼行,刑不厌轻、罚不患薄。西汉初的统治者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刑新邦用轻典,在法制实践上采用废除苛法、因循成法、公正执法、减赋节用保民等措施,宽缓治国治民,使国力得以恢复,民富而国强。

反思与重构——以既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及其教科书为线索

西方法律思想史前辈学者的辛勤努力下 ,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 (其成果主要和必然表现在课程和教科书上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批判和反思是研究的必经途径和必要的方法 ,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亦然。因此 ,在现代语境下 ,需要不断地对西方法律思想史进行重新的理解和解释 ,尤其是对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意义和教科书的写法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 ,以期重构西方法律思想史。

法学中西之间:西方法学在中国法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贡献和定位

1978年以来,西方法律思想重新进入中国,传播日广,对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学之学科体系、理论范畴、观念体系乃至学术流派等方面的形成和建构。当然,也应明确西方法律思想之贡献的性质,清晰定位其能与不能,处理好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与恰当利用西方法律思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