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逻辑转变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操作重点研究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面临的最优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立足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从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阶段与发展目标等四个层面,指出当前我国面临的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在此基础上,结合西部地区发展实际,明确了这种发展逻辑的转变会从发展方式、发展格局、发展动力、发展载体等四个层面对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新的挑战与要求。进一步分析表明,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国家发展逻辑转变对西部地区发展质量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最后,结合西部地区适应新发展逻辑的不足与短板,提出坚持以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为战略主线、以提高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为战略目标、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要求为战略保障、以提高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战略重点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操作重点,以期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超越西方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一种“扬弃”的方式,历史性地开拓出一条以驾驭资本逻辑为显著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性地构建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全面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超越贫富两极分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超越片面追求物质财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人与自然分裂对立、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超越对外侵略扩张。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解读——兼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伦理批判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命题。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人和自然间难以形成真正稳固的生命共同体,人类社会面临愈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尽管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为消解生态困境提供了不同的批判进路,但囿于资本逻辑的窠臼,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悖论”产生的伦理根基。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价值理念,蕴藏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三层意涵,从“伦理根基”“伦理话语”和“伦理目标”三重维度出发,为超越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价值观,开辟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提供了新理论、新思维和新方法。

超越资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

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中国立足本国实际,通过驾驭资本逻辑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前,市场经济是世界市场的通行制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面对资本的二重性,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驾驭资本逻辑的实践探索,如,建立理性和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规范,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坚持和平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超越资本逻辑的创新性探索。

三线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各个国家选择现代化的路径不尽相同,中国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次重大尝试,不仅改变了西部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而且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三线建设集中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为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线建设距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其对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部边远地区公路技术标准选择研究

公路技术标准的选择影响投资决策、建设规模及运输组织。文章以鄯善至库米什公路建设项目为依托工程,为使该项目符合地区发展要求,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进行技术标准的选择。通过探讨西部边远地区公路技术标准选择原则及其影响因素,从需求、决策以及条件3个维度构建逻辑框架,提出以服务水平、结构形式及建设方案为主要指标的比选。研究过程中诠释的公路建设时主要技术标准选择方法,可为同类地区项目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故宫藏“奇石宝鼎之珍”款“西厢”浅碗的设计逻辑与消费者身份探讨

通过解析故宫藏清康熙“奇石宝鼎之珍”款“西厢”浅碗暗含着吉祥文化的设计逻辑,瓷画设计者利用谐音、“逆顶点”等的叙事模式,建构了福禄、颐养与韵情、圆满的情景语境及其内蕴的吉祥文化语义;同时结合同期风格相似的“西厢瓷”推测,该系列浅碗应为以往研究中较少提及的士人所有,故进一步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一一辨析,从而说明文士何以可能消费“西厢瓷”及其消费动机。从“西厢瓷”具体的设计方法入手透视“西厢瓷”的设计逻辑,观测陶瓷制作及其消费领域对《西厢记》的接受、利用和传播情况,同样的方法亦适用于其他媒介上的图像研究。

“破”与“立”: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践行与发展

自“现代性”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以来,它就始终葆有类似的话语指向,即它是一种多维塑造的概念体系,涵盖启蒙现代性、西方现代性、一元或多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的主要意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视域中,生产体系批判、政治体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分别是现代性建构的首要条件、制度环节和思想准备。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们内在的批判逻辑与建构维度至今仍焕发着生机与活力,并集中反映在中国式现代化潜在的超越性立场与发展性路径之中,如以共同富裕扬弃资本主导的经济现代性,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反思权力主导的政治现代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审自由主导的文化现代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初话语的承袭关系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破”与“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引领与革新作用。

超越资本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逻辑

资本现代性逻辑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质,而资本作为生产主体则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以一种“扬弃”的方式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打破了彻底否定资本与无批判肯定资本之间的抽象二元论,构建了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即一方面坚持利用、引导资本,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又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以生产关系为中介规制资本,有效克服“资本积累悖论”。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现代性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建立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模式,构建了“资本-国家(权力)-劳动(人民)”三元主体相协调的驱动模式,形成了“全面协调现代化战略”,开启了胸怀天下、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开创了保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合理张力的“发展-独立”型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维探赜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视野和全球视角来观照共同富裕、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占据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既着眼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立足于人类共同利益,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赋予人类文明发展全新选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坚持人民至上逻辑,超越了资本至上逻辑,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理念;坚持走自己的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突破了“国强必霸”西方逻辑,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逻辑

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普遍失败,表明现代性外源输入和西方模式硬性嫁接,无法生成契合国情的可行路径,难免失败命运。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何以能跳出上述窠臼?这根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逻辑,即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执政党权力而生成的主观意志,而是根植于三个维度:其一,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历程。它呈现为“图变求存”“艰难探索”“奋力追赶”到“主动作为”的形态更迭,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其二,国家与社会共同体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力图建构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的融合关系,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叠加,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体建构可能,避免出现国家能力弱化和社会自治异化的结果;其三,直面问题的国家治理实践。旨在回应统合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历史难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人类现代化常识属性,创设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可行路径。

对中国武术研究中“强制阐释”的阐释

中国自现代以来,在文化研究领域,一部分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照搬西方理论,缺乏具有原创性和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张江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强制阐释”。反观对中国武术的研究,部分研究同样存在强制阐释现象。基于此,以“强制阐释论”为理论根基,通过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展开探查。认为,对中国武术的强制阐释是从场内外征用理论,以理论为“圆心”,以武术为素材,来反证征用理论的合法性。以简单挪用、生搬硬套场内外理论为强制阐释中国武术的征用方式,阐释者带有强烈的主观预设意图,最终以“反秩序推理”以及“非逻辑证明”的手法完成以征用的理论对中国武术进行的强制阐释。

从模仿吸收到能力建构: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演进历程与经验启示

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崛起是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文章对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演进逻辑进行了翔实分析,将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总结为模仿吸收、规模扩张、结构调整、能力建构等四个阶段,并提炼其在教育分权治理、区域政策协同、教育财政创新维度上的演进逻辑。结合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有效经验,文章进一步反思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从战略驱动、政策支持、制度协同、人才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指导我国西部高校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超越、建构原则及实践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而西方价值体系试图把世界历史终结于资本霸权体系,遮蔽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理性与正义性诉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科学性的理论特质、正义性的伦理内核、和平发展的实践导向实现了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虚假性、剥削性、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它在坚持占据真理与道义制高点的先导性、抵御错误思潮与有害价值的批判性、关照人类总体发展与命运的使命性的三者有机统一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基础提供了基本原则。而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转化,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新型国际交往平台、加强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以此促进外部世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观念认知与价值认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西方现代化传统模式的新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超越了西方“资本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超越了西方人与自然割裂的行为导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殖民掠夺的暴力行径,坚持各国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超越了西方两极对立的社会现状,坚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超越了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实追求,坚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五重超越从根本立场、发展理念、道路选择、最终目标和价值取向上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重要借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贡献了中国力量。

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超越:理论上,西方现代性以理性哲学为主导,但它最终走向工具理性并受制于资本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超越了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实践上,西方现代性的政治实践所推崇的民主是一种形式民主,其经济实践所坚持的自由市场经济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文化实践倡导的普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渗透,而中国式现代化以政治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价值上,西方现代性所追求的普世价值最终带来的是世界和平秩序的破坏,而中国式现代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在价值维度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性。

主体性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

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它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解放,确立了人作为理性主体、权利主体和欲求主体的存在。然而,资本逻辑对主体性的解放是有限度的解放,人在与自然、他人以及自我的关系中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资本的客体。中国坚持从自身国情出发,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认为资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但否定资本逻辑的主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新模式构成了主体性解放的新路径,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实现了主体性的实质解放,真正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内在地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

耶方斯与西方逻辑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耶方斯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西方逻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逻辑思想极富创造性和预见性,是20世纪诸多逻辑理论的思想渊源;二是他的逻辑著作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清末民初,西方逻辑第二次传入中国,耶方斯的逻辑著作是该时期传入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西方逻辑著作,也是最早传入现代逻辑内容的西方逻辑著作。从传播内容和途径上促进了西方逻辑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完整性,同时也推动了中国逻辑研究、逻辑教育和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是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学视角下中西文化在情节安排、叙事逻辑上的对比——以《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两部以爱情为主题的经典剧作,两剧在音韵、修辞、体裁和文体风格方面既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在情节安排、叙事抒情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从比较文学视角对比分析《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文学性,不仅对戏剧创作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也能为今后的中西戏剧对比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

汉代经营西域的统治支点与战略设计

汉代经营西域首先是出于对华夏区域的安全保障,其次是为了建立对“内属”诸国的统治,又时常体现出对招“远夷”为“外臣”的兴趣。出于对西域特殊地理环境、经济生业和政权组织形式、地缘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因应,汉代的经略在空间逻辑上注重控制行政治所、屯戍据点和交通线路,点线结合。在统治形态上,以西域都护统领天山南北道诸国,但主要依靠当地酋首自治,实行消耗最低的间接统治。在交聘策略上,善于分化、瓦解敌对阵营,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和属众。汉代以乌孙、都护府、敦煌郡为统治支点,依托盟友、城邦诸国、边郡的实力,分别以徕远国、安天山、固河西为目标进行了三种战略设计。由于统治支点和依托力量的不同,三种设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各异,三者间保持了开放和流动。战略利益的优先性决定了何种战略设计居于主导地位。